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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导废两改元的国民政府，之所以采取这项措施，除了国际局势外，国内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面临一个经济规模急剧增长的历史时期，无论市场容量、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规模、生产能力、消费能力还是投资需求等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阶段。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资产货币化迅速提升，除了外资银行外，本土银行也有数百家，证券和股票交易非常活跃，上海成为远东重要的金融中心，黄金交易量甚至超过法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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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前的几百年，尽管中国政府和民间都已经习惯性地接受银金属作为支付手段，但是，并不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更多是约定俗成。而且在不同区域不同时段也在不断变化。银圆作为个人结算和流通手段与银两作为机构结算和价值储藏手段同时并存不悖，仍然是阻滞市场发展的障碍。特别是与国家普遍采用的金本位背道而驰，始终是当时中国加入国际市场的屏障。国民政府提出《整理财政大纲案》（1929），拟分两步走，即“废两改元”实现真正的银本位，之后，再推行金汇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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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美国留学归来，对西方社会的金本位制度非常熟悉，极力主张加快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强力主导推进改革。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宣布实施废两改元，规定自3月10日起各业交易改用银圆计算，以规元银七钱一分五厘为法定银圆价格。从此，银圆成为民国时期国家使用的正式本位货币。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实施了对黄金和鹰洋等的限制令，统一了全国各地几十家造币厂的铸币权。到1933年年底，废两改元全面成功，完成了明清和北洋政府梦寐以求却无力实现的目标，也真正确立了中国的银本位地位，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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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景不长。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宣布公民持有黄金为非法，同时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对于美国建国后金银始终是货币储备的金银复本位制度而言，这个政策导致美国事实上处于银本位制度上。白银价格大幅上涨，为提高白银储备量，1933年12月—1934年5月，美国分别颁布了《银购入法》和《白银法案》，采取提高银价，实施禁止白银出口和白银收归国有等措施，计划在4年内每年收购白银2442万盎司，试图控制世界白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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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白银市场银价的普遍上涨，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严重动摇了中国银本位制的基础。1935年，中国发生了“白银风潮”，白银外流，国内通货紧缩，严重缺乏支付工具。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大规模失业爆发。银本位刚刚启动一年半，便进入了死局：银圆贬值则外流，升值则通货膨胀，经济进入全面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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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采取果断措施，将白银立即国有化，停止出口，切断白银与国际汇率关系。同时立即由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大银行发行法币，禁止白银流通。法币是国家法定信用货币，具有无限的清偿能力，与金银含量无关，与汇率相关。法币先与英镑后与美元建立了固定的汇兑关系，因为后者可以间接兑换黄金，所以这是金汇兑本位。中国酝酿已久的银本位不足两年便进入了金汇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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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制度和金汇兑本位的实施要将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得到经济大国的支持。当时，日本作为事实上的敌国，强烈反对法币并动员各方力量破坏中国的币制改革。英国顾虑与日本关系，也拒绝了孔祥熙的2000万英镑稳定贷款建议。经秘密讨论，最终中美双方签订了协议，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近2亿盎司，收入1亿美元，奠定了法币改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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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的建立在形式上将中国的中世纪货币本位一步推到了金汇兑本位，实现了货币现代化，避免了中国当时的全面经济危机，也建立了之后整个抗日战争的货币支撑体系。当时担任伪中央储备银行顾问的日本人说：“如无1935年之币制改革，亦无1937年之抗战。”在20世纪30年代，国乱如此，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任财政部长在整合和提升中国初级规模的早期货币制度上是具有历史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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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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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法币 民国法币并不仅仅和“通胀”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法币的建立避免了中国的全面金融危机，也为抗日战争提供了货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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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170349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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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附：我为什么要办金融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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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博物馆两周年之际，《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给我出了这样一个题目，直截了当。我立即答应下来，马上动笔。有太多不同圈子的人在反复地问，我也是不断自问并不断调整答案。我既不是学金融专业的，也非历史学者，更不是搞博物馆的内行，却在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条件下突然扛上了创办一家金融博物馆的事情，改变了职业生涯的轨迹，也开启了另一次创业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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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金融博物馆的由来与“被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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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夏天，在全球次贷危机的阴影下，许多金融圈的人开始寻找历史痕迹。看到一篇英文报道说，造访位于华尔街上美国金融博物馆的访客是以往年份的几倍，让我很是好奇。当年10月，我在去纽约出差时与天津市的崔津渡副市长一起与索罗斯讨论次贷危机，他也提到这家博物馆。于是，我们乘兴而去，不到一小时的参观，让我们印象深刻。中国人习惯的博物馆多是集中介绍古董和收藏品。美国金融的历史很短，没有什么像样的古董。但是，博物馆通过声光电手段和栩栩如生的画面，让我们迅速地了解了金融历史和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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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华盛顿特区的路上，我们一起讨论中国应当有这样一个以教育功能而非收藏功能为中心的新兴博物馆。崔副市长希望我能协助找到相关专家，他在天津物色场地，一起合作创建。不久，崔副市长陆续寻找了四五个场地，亲自带领我实地考察勘定。同时，我也在北京、上海、四川和天津等地四处访问专家，征求各方意见，也看了几十个不同的博物馆。不过，专家却始终没有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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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许多原因，其一，中国金融历史很短，资料缺失，年轻人对金融史没有兴趣；其二，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使得金融和历史学者有强烈的居高临下教诲他人的情结，不习惯博物馆的对话与启发模式；其三，同时熟悉历史、金融、博物馆知识，又有操作能力的人太少；其四，也是最重要的，除了我自己外，没有人认为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完成这个博物馆。受人之托，一诺千金，我只能被“套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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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翻遍了所有中文的金融史著作和相当有分量的英、日文金融史资料，初步学习了金融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金融史和博物馆管理学。同时，我开了“金融观念史专栏”，也在商学院开设了金融史课程。有几十年从商经验的积累，回头读书读史，常有豁然开朗的情趣，乐此不疲，一晃竟然3年了。当然，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与一批大学生、研究生为主体的创业团队，在各界的支持下，两年内建立了两家与金融相关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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