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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贿选,自然是丑闻。但在商业史和金融史上却不能简单以街谈巷议而结论。在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政府割据对抗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曹锟作为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者,可以用政治阴谋和武力威胁相继赶走两个总统,占据京津重地,踌躇满志,缘何不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如此大费周折,不惜动用家财和舆论,百般讨好议员,显然更有远谋。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球大势,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结局等固然是环境约束,但曹锟本人要顺应时代变化,采用金钱民主的手段更是重要原因。相对于直接军事镇压反对派而言,曹锟通过其弟曹锐和朋党动用大洋收买议员拉选票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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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接受贿银投票给曹锟的议员几乎全部是1913年中华民国首次大选时投票让宋教仁获得大胜的议员,基本是各省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都是推动辛亥革命的社会精英人物。不过10年间,政客的纷争、军阀的混战、理想与现实的磨合、激情向老练的转化等,使得这些社会才俊和社团名流纷纷参与贿选。不仅有人拿了曹锟的钱,还有40多位议员拿了曹锟竞争对手的钱,也有两面都拿的议员。个中复杂,显然并不是一个5000大洋便可以概论的。许多参与拉票的议员也期待通过曹锟当选能推动第一部宪法的实施和多党政治博弈的格局从军阀混战中脱胎而出。贿选不过是低成本实现目的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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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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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 因为贿选的道德污点,曹锟输光了所有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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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即便贿选,曹锟毕竟也要支持一个先进的宪法(该宪法草案已经打磨了10年之久),要给老百姓一个未来愿景,要给近500个议员(当时的社会名流和贤达人士)一个短期的承诺,要与竞争敌手讨价还价,要给同党追随者以现实利益。而这些承诺和妥协至少要通过大家可以看到的金钱或预期到的商业利益来进行调节和结算,不是虚无缥缈的理想口号和各种主义。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贿选也是符合程序的,曹锟当选也构成了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无论是否合理,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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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选在古今中外始终存在着,只是方式不同。古罗马时期的贵族政治竞争中,就已经非常娴熟地利用公民权和领地拉票选举执政官。尼禄皇帝也直截了当地用金钱买来贵族对他改造古城等项目的支持。中国历代朝廷中用金钱上下打点完成政治目的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曹锟不过是过于自信成王败寇的规则,一厢情愿地企图用日后的成就来弥补贿选的失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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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角度说,金钱其实是政治变革的重要杠杆。孙中山的革命一路走来,也是依靠了大量民间资本的支持,张静江便是首要功勋。张静江出身于浙江湖州的盐商巨富之家,但他本人则是中国最早的从事国际贸易致富的商人,20世纪初,张静江倾其所有资助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活动,后来曾担任国民党主席一职,成为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发挥商人视野和特长,主导了被称为“黄金十年”的1928—1937年中国大建设,他在现代中国铁路、公路、电力、通信、能源和市政建设上具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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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宁波商人虞洽卿同样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长期资助者。1916年孙中山为了建立长期资本来源渠道,与很早理解交易市场的虞洽卿达成一致,共同筹备一个股票交易所。几经磨难,终于在1920年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是第一个经过政府批准的交易所。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和陈果夫等后来把握国民党政权的人物都曾直接参与,甚至进场交易。其中蒋介石和陈果夫曾有专营的交易商执照,尽管前两年曾有赢利,但在1922年的上海信托和交易所倒闭大潮下亏损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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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民党人在商场的沉浮经验导致他们高度重视对金融与财经大权的控制,长期重金聘请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专家为民国政府设计货币改革政策和金融体系,始终推动中国货币及资本市场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其中,1933—1935年的“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两次金融改革,保证了八年抗战的财政与经济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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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推动政治变革和组织社会革命,金钱都是必不可少的撬动工具,古今中外,无一例外。任何有所成就的政治人物或者文化领袖都需要金钱作为长期执着事业的资本。将曹锟贿选过度道德化解读,实际上是偏狭隘地甚至是故意地以声讨贿赂为由来回避讨论国会选举和行宪的必要性。果然,段祺瑞执政后,立即解散国会,赶走议员,恢复军人执政。尽管段祺瑞本人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享誉于世,但道德清高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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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政治贿选在各国仍时有出现。不过,公然贿选已经成为暗流,政治献金和捐赠正在被各国制度广为接受。政治献金的公开性、专属性和与直接回馈的隔离性等使得其与贿选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在具体操作中是有巨大模糊空间的,这也是选举法律中最有难度的领域。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选举中丑闻不断,多与贿选相关。美国、欧洲也时常有政客因收受贿款而下台。因此,我们在重温百年前曹锟贿选事件时,也应当有更为宽容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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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权力始终是一体的,没有金钱支持的权力难以长久,没有权力的金钱也是朝夕不保。古往今来,金钱与权力始终彼此向往,千方百计结成纽带。所以重要的并不是二者是否结合,而是金钱分散和权力分散,是制度的稳定和公开。当千百万创业者、企业家、消费者都可以拥有财富和资本能力时,当拥有不同立场的政治家都能选择并顺从自己的主张群体时,多元的财富博弈和权力制衡就建立了一个平稳发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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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二十三章 民国金融的大突破:废两改元与法币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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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的统一币制和铸币权实际上是在三个曾经“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手上实现的,即袁世凯、宋子文和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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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大家都熟悉,秦始皇在完成大业的过程中,实行了几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比如“车同轨,书同文”。统一铸币权,发行秦半两,更是被后世经济学家们高度赞赏。但事实上,2000年前的商业很不发达,货币还是城市居民和上层社会的支付手段,所以这项措施更多的是传达出秦朝统一天下的意义。此后,各个王朝不断在货币统一上反复折腾,但一直未形成真正稳定的货币体系,连铸币权也是一直被官家和民间同时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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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民国初年,中国各地仍是诸侯割据。明清两代以白银为主体的货币制度,虽然经过多次币制改造,特别是张之洞主导的“废两改银”,但各种货币还是同时流通。市场上使用的银两和各种铜钱的形状、成色、重量、类别、规格等差异诸多。大清龙洋和墨西哥鹰洋混用,汇票、外钞、黄金、碎银、珠宝甚至烟土等都是流通货币。这给政府税收、商业交易、民众消费等行为带来极高的交易成本。当时民间钱庄林立,从业人员必须能同时应付七八种不同货币,瞬间就要完成汇兑和交易,实在算得上是独门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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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货币特别是铸币权,这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同时还是中国市场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混乱的货币品种和兑换体系使得中国的市场化和资产货币化程度非常低。中日甲午战争赔款支付中的大部分银两也是兑换成英镑,直接存入日本在海外的账户,后者大大推动了日本向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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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的统一币制和铸币权实际上是在三个曾经“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手上实现的,即袁世凯、宋子文和孔祥熙。无论是出于军事统治还是外部压力的需要,这三位用果敢手段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值得后人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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