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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90年代早中期开始的财政体系改革带来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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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改善中央财政的尴尬境地，以应对空前恶劣的国际压力。必须承认，当时的改革，在特定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下，是势在必行的——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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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必须指出这项改革的副作用，而且，这些副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所有副作用中最突出的，是我们今天听到的“三座大山”（医疗、住房和教育）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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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改革却绝非仅仅就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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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地位虽然尴尬，但是日子并非最难过的。缺钱了，中央可以找地方想办法。同样，地方也可以继续找自己的下级想办法。至于地方弄钱的法子，可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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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瓜子的表姐得到一个“好消息”，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费用，就能够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于是，在几乎掏空了舅舅的腰包后，表姐获得了城市户口。随后，她发现，上万元换来的户口背后，根本没有传说中必然的工作机会和乡下人没有的福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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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原因很简单：在一波一波的、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的“卖城市户口”的同时，就是“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和前文提到过的国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大批原有的国企职工，伴随着“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歌声，尚且要下岗自谋出路，原有福利待遇统统撤销——哪里有工作提供给这批新的城市户口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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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瓜子那80多岁的奶奶终于忍不住愤怒，从村里走了数里路，赶到镇上，指着镇领导的鼻子大骂他们是败家子，因为村里的集体财产都被村委会拾掇拾掇卖掉了。抗战期间，瓜子的奶奶就是妇救会长，属于本县仅存的两名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之一。她虽然只是个农村老太太，并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却也勉强算得是个开国功臣。所以骂人之后，并没有人为难她。领导们耐心听她骂完，等她骂累了，失去继续骂人的欲望之后，用镇政府的小车客客气气地把她送回家——转身继续卖村里的集体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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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听到这件事情，瓜子唯一的感受即是奶奶老当益壮、豪气冲天的气势，因而很是佩服。然而，在今天，我们感受更多的，却是镇领导的无奈——仅仅教育经费就让他们不堪重负［1］，别说还有其他众多需要支出的项目了。没有钱，又有一堆任务必须完成，他们还能有什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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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举措，很明显是当时的地方政府为了舒解财政困局，病急乱投医而出的下策。除此之外，打“白条”、乱摊派、集资、乱收费等，也是经常出现在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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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怪现状的背景，都是地方财政的极度紧张：越是基层，财政的紧张状况越是严重。瓜子所在的小县城和老家所在的乡镇，算是中国政权体系的末梢了，所以财政状况最差，他们手中的资源也最少，所以能够使出的高招，也不过就是出卖县城户口和变卖集体财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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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困难，中央可以找省级政府商量；省级政府可以跟市级政府商量；市级政府可以跟县级政府博弈；县级政府可以找乡镇商量，还可以卖户口；乡镇政府可以卖集体财产，还可以集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找谁博弈去？只好自己博弈自己：丈夫打老婆，老婆骂孩子，孩子哇哇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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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他们是那个大家都感到尴尬的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改革的成本和痛苦之最大部分，必然由他们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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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改革措施里面，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日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而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对其工龄以少量资金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也非痛苦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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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家人的动作，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这些效应一环扣一环，而到了最后，竟然溢出中国，波及全球，最终引发全球产业经济版图的全面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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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却是当初始料未及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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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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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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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住房，只需暂时租住一个条件最简陋的住处，因为他们在老家有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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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养老金，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年老之时，将会回归故土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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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工伤保险，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不知道自己应当享受这一权益——自然，也不会有人愿意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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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医疗保障，因为他们生病了就会被踢出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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