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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听到这件事情，瓜子唯一的感受即是奶奶老当益壮、豪气冲天的气势，因而很是佩服。然而，在今天，我们感受更多的，却是镇领导的无奈——仅仅教育经费就让他们不堪重负［1］，别说还有其他众多需要支出的项目了。没有钱，又有一堆任务必须完成，他们还能有什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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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举措，很明显是当时的地方政府为了舒解财政困局，病急乱投医而出的下策。除此之外，打“白条”、乱摊派、集资、乱收费等，也是经常出现在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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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怪现状的背景，都是地方财政的极度紧张：越是基层，财政的紧张状况越是严重。瓜子所在的小县城和老家所在的乡镇，算是中国政权体系的末梢了，所以财政状况最差，他们手中的资源也最少，所以能够使出的高招，也不过就是出卖县城户口和变卖集体财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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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困难，中央可以找省级政府商量；省级政府可以跟市级政府商量；市级政府可以跟县级政府博弈；县级政府可以找乡镇商量，还可以卖户口；乡镇政府可以卖集体财产，还可以集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找谁博弈去？只好自己博弈自己：丈夫打老婆，老婆骂孩子，孩子哇哇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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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他们是那个大家都感到尴尬的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改革的成本和痛苦之最大部分，必然由他们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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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改革措施里面，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日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而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对其工龄以少量资金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也非痛苦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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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家人的动作，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这些效应一环扣一环，而到了最后，竟然溢出中国，波及全球，最终引发全球产业经济版图的全面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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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却是当初始料未及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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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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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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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住房，只需暂时租住一个条件最简陋的住处，因为他们在老家有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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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养老金，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年老之时，将会回归故土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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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工伤保险，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不知道自己应当享受这一权益——自然，也不会有人愿意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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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医疗保障，因为他们生病了就会被踢出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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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要为子女准备昂贵的城市教育费用，因为他们的子女在农村的学校里面凑合——虽然教学质量不咋的，但是花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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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极低，低到无法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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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它们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点，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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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优点”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这一点，需要美国人说话），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享受着全球最大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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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幕（全球资本蜂拥而入，抢食这一大餐、盛宴），在整个90年代并未出现，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所说的那个前提条件——“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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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坚毅的当家人快刀斩乱麻，为了争取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发展空间，在国内改革的同时，对人民币汇率也施下雷霆手段——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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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汇率改革，《激荡三十年》中，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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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兑换1美元需要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为4元，1992年初是5.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德国的《商报》在评论中认为，人民币的大幅贬值，首先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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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都没错，德国《商报》一语中的——三年之后的1997年，正在缓步，但是步伐坚定地走向产业空心化，因而渐渐走向下坡路的亚洲的“小龙”、“小虎”们，被索罗斯们一击成功，进而陷入了全面困境。实际上，它们早晚会如荣国府一般轰然倒下，索罗斯们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这，才是符合唯物主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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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先知般的德国人没有注意到釜底抽薪的另外一个因素——除了汇率急剧下调，使得中国劳动力价格忽然大幅降低之外，中国国内的国企改革，也导致中国劳动力价格极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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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三个效应——以中国劳动力价格大跌，亦即第二个效应为背景（当然不是唯一的背景），全球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开始是低端制造业，接着是中端制造业，最后慢慢地，高端制造业也在向中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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