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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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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0年，一些其他全球宏观对冲基金也关闭了，这使得主流媒体和华尔街权威人物纷纷宣布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已经“死亡”。虽然2000年已标志着资产超过200亿美元的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巨头的末日来临，但认为从全球价格失衡和宏观经济趋势中获利的全球宏观投资策略已到末日的说法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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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泡沫最终在2000年3月破裂时，美联储再次推出了“格林斯潘式拯救”，把利率从6.5%一直降到1%，达到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低利率水平。正是在这种转变的新背景下，一批新一代的全球宏观基金经理开始声名鹊起。他们不仅捕捉到了利率的波动趋势，而且抓住了那时的宏观经典视角——先做多债券和做空股票，最后再逐步做空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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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不仅全球宏观基金没有终结，事实上这一年还标志着全球宏观基金的重新兴起。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的业绩，再次名列投资界前列。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当全球投资者普遍遭受着“漂亮50”（Nifty Fifty）这个最大投资泡沫的时候，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却获得了强劲的正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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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索罗斯的最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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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主流媒体和历史文献总是喜欢讨论对冲基金的收费、对冲基金的绝对美元收益与损失，而不讨论投资者获得的净收益率。对于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来说，在黑色里期三时赚取了10亿美元，在俄罗斯危机时亏了20亿美元，而当科技股泡沫破裂时损失了30亿美元。很少有人知道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收益率，而实际上那是相当出色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从1969年创立到1999年，尽管经历过严峻考验，品尝过盈利与亏损，但是对于每个单一年份来说，他们都为投资者创造了正收益。在量子基金于2000年4月18日给股东的最后一封信中，乔治·索罗斯说：“在它32.5年的历史中，量子基金给投资者带来了超过30%的年化收益率。从量子基金创立时的10万美元的投资，到现在增长到了大约4.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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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说收取20%业绩提成费的惯例是琼斯从另一类交易中得到的灵感。15世纪的威尼斯海运商人可从他们的委托商那里获取20%的利润，作为他们成功地完成航运任务的回报。这是一种利润分享的制度安排，对承担风险者提供了合适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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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两位是期权定价理论和方法的先驱，迈伦·肖尔斯也被译为迈伦·斯科尔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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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屋：宏观对冲基金顶尖交易者的掘金之道（增订版） 第3章 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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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基金的重组和老虎基金的衰落，标志着这两个全球宏观巨人可以随心所欲纵横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由少数金融强人操纵少数几个基金和市场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当前，信息与资金流动的加速、竞争的加剧以及新兴市场的成长，大大增加了全球宏观投资策略的复杂性与投资范围。由凯恩斯发起并由索罗斯发扬光大的宏观策略，已经被风格不同的基金经理进一步深化细分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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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基金业不再青睐那种巨型基金模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对冲基金达到一定规模时，容易出现管理不善。当一个基金规模过于巨大时，比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索罗斯与老虎基金由于现金规模过大，就不得不在流动性很强的投资品种和最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大量持仓，这将限制对冲基金的投资范围与分散化策略的自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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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森帕宏观基金（SemperMacro）的西华约（Siva-Jothy）在本书后文的访谈中说的那样，索罗斯与老虎基金过去能够操纵宏观市场，故每个人都不得不去留意他们的行为，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类似地，常丰资本（Everest Capital）的马尔科·德米特里耶维奇（Marko Dimitrijevi）也发现，过去常常被坐在华尔街或金融城里的少数几个家伙操纵的新兴市场，已经发育得越发成熟了；更多的机构投资者，甚至包括那些本土的投资机构，都参与到这些市场中来，扩展了市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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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宏观投资领域已成为众多机构投资者的竞技场，既有索罗斯、老虎和其他一些早期采取宏观策略的那类大基金，也包括来自原本在信孚银行（Banker Trust）、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从事不同领域的全球宏观自营交易的操盘手。尽管现在没有一家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能超过200亿美元，但加总后的资本总量却是l5年前的好几倍（据HFR估计，大约从1990年的390亿美元增加为2005年的1160亿美元）。与此同时，伴随着各国中央银行资产的增长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新兴市场的发展，全球宏观市场的规模与选择范围也大大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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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宏观到全球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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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想要击溃中央银行或者是创造超过百分之百的年收益，可能性已非常小了。许多资本已从其他传统的投资机构（甚至包括管理公众资金的养老金基金）转向了对冲基金，这使得对冲基金对风险的偏好有所下降。同时，许多操盘手开始不断地抱怨机会越来越少，在市场上赚钱越来越难了。究竟是全球宏观市场正在变得更有挑战性，抑或只不过是基金经理们自身改变了许多，已成为当前争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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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宏观投资基金得到的超额收益，仅仅是中央银行的失误与政府政策不当的结果，比如试图固定名义汇率（英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微观干预经济（政治利益驱动的政策、无效管理）。然而，政策制定者似乎学乖了，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他们引进金融市场专家，如罗伯特·鲁宾、阿米尼奥·法拉加和苏希尔·瓦德瓦尼博士（见第8章）参与政府政策的决策中来，这似乎有助于烫平市场波动和平抑市场，从而限制了对冲基金赖以谋利的市场异常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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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人质疑中央银行通过增加透明度来调节市场预期以及遏制通货膨胀的手段，并质疑是否会产生新问题。当央行在某些局部博弈中获得胜利时（通货膨胀与汇率波动），更棘手的问题可能也同时产生了（全球贸易不平衡与资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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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政府政策是否真得改变了博弈状况，竞争的加剧确实对基金操盘的专业化要求提高了，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当今许多全球宏观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应被更准确地描述为全球微观的投资技能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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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基金管理与老虎基金，应该说是全球微观投资风格的先驱者。就像斯科特·拜森特说的那样，乔治·索罗斯与他的首席投资官斯坦利·达肯米勒长期坚持这样的信念：破译微观水平上发生事件的信息，对于分析宏观状况的变化是十分有价值的。类似地，奥斯普锐管理基金（Ospraie Management）的德怀特·安德森也指出：老虎基金在建仓前，为了核实一个假设，他们将首先花大量精力去做扎扎实实的微观研究。然而，尽管索罗斯与老虎基金注重微观的投资风格可说是现今全球的微观投资风格的最早本源，但他们最大的投机（无论是看空还是看多）仍然是针对货币、股票指数、利率以及其他一些典型宏观工具下注。实际上，他们是针对全球宏观的狭窄末端进行操作，就如同瓦德瓦尼资产管理公司（Wadhawani Asset Management）的苏希尔·瓦德瓦尼（Dr.Sushil Wadhwani）在访谈中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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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从前也在“全球宏观的狭窄末端”上操作的全球宏观基金，如都德基金及卡克斯顿基金，也已经演变成了投资于明确特定资产的更具显著微观风险的对冲基金。通过雇用并组建具有特殊技能的专业化内部团队，并给他们分配资金独立运作，基金公司的运作实现了专业化与分散化。就像保罗·都德·琼斯解释的那样，公司内部拥有许多分散于不同领域的交易员，这使得交易员在实践中可以耐心地等待那些确实值得下注的机会。这样，如果交易员没有看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就不必进行交易，除非他们发现了一个投资机会，才值得去冒一次险。2004年，都德基金公司大约超过50%的风险是由琼斯本人及其他内部的宏观经理来管理的。全球股票风险约占总风险的1/3，而剩余部分则分配给其他的投资策略，如不良资产交易与风险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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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克斯顿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从1983年的7600万美元增加到当前的12亿美元，因此它也从单一全球宏观组合管理公司演变成为一家具有复杂多战略的基金公司，拥有约30个团队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多战略/分散化的混合交易。随着时间的流逝，卡克斯顿的首席投资官与创建人布鲁斯·科夫纳已从唯一的风险承担者，演变为只是众多交易员的一个；同时，他所扮演的角色，已转变成为整体业务的领导者、整体风险的管理者和所有基金经理与雇员的激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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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鹰管理公司（Falcon Management）的吉姆·莱特纳（Jim Leitner）在访谈中这样描述他对全球宏观策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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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意去敏锐地抓住每一个机会，它可能出现在每一个资产类别与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中，从微观形势到某个特定国家的状况中往往能识别出这种信息。全球宏观通常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分析与自下而上的公司微观分析的结合。在许多情况下，当我们做出国家层面的投资决策之后，还要根据我们的宏观视角来仔细钻研那些业绩表现良好的公司。宏观的问题可用微观的风格来对待处理，全球宏观策略仅仅表明你是从总揽层面开始展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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