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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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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辛普森， 1936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他是家中独子，在芝加哥郊区的海兰帕克长大。 1955年，当他在西北大学的大一学年快结束时，他去咨询了学校的辅导员。在对辛普森进行了一系列常规测试之后，辅导员告诉这个18岁的男孩，他在数字和金融领域很有天分。于是，先后研习工程学和医学预科的辛普森，转学到俄亥俄州的卫斯里昂大学学习经济学和会计学的双学位。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了伍德罗威尔逊国家奖学金，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劳动经济学。两年后，他从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文科硕士学位，之后开始深造博士学位，研究工程师市场。虽然辛普森从未学习过金融的正式课程，但他还是收到了经济学全职教员的聘书，教授会计和金融的一些基本课程。在第一次全体教师会议上，院长告诉这些年轻的教员，他们之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继续获得终身教职。当时，辛普森已经结婚并有了第一个孩子，他意识到，获得终身教职的几率之小意味着教书这个工作不可能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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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全职教师的同时，辛普森开始写信、面试，申请投资管理公司和投资银行的工作岗位。他对投资一向饱含兴趣，甚至在青少年的时候，就运作了自己的小型证券投资组合，这在当时相当罕见。芝加哥的一家公司斯坦·罗 & 法罕（Stein Roe & Farnham） ——大概是当时纽约、波士顿及西海岸最大的独立投资公司（如今已经消失） ——的一位合伙人，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组织了校园的面试。这位合伙人和辛普森一拍即合，对辛普森而言，接受这份工作的决定性因素是公司愿意提供100美元的月薪，这高于纽约任何其他公司的薪资。就这样， 1962年，辛普森退出了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习，返回了芝加哥。那年，他25岁，迎来了第一份全职工作——担任斯坦·罗公司的投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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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辛普森管理着独立的账户。起初只是一些个人账户，后来逐渐转向机构账户。公司当时也开展共同基金的业务，但是辛普森并没有参与其中。可供独立账户进行选择的交易策略被限制得很严格。投资委员会建立投资组合范例，独立账户要做的只是追踪其中的样本标的。辛普森采用了样本投资组合，但是与该组合指示的不同，他倾向于集中账户的资金在若干标的上。在斯坦·罗公司，辛普森待了七年半，并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他注意到，相比于将整体利益做大，公司的合伙人们对个人利益最大化更感兴趣。辛普森告诉来自普林斯顿的一个好朋友，自己想要做出改变。这位朋友介绍他去了洛杉矶的一个共同基金管理公司——股东管理公司（Shareholders Management）。该公司由“基金奇才”弗雷德·卡尔（Fred Carr）领导。在19世纪60年代那段经济繁荣的岁月里，共同基金的骄人业绩受到众人追捧，卡尔也是当时市场的宠儿。股东管理公司是当时最红火的共同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在卡尔的带领下，公司的企业基金净值在1967年至1969年的短短两年间，暴涨了159个百分点。该基金的资产也激增了超过50倍，达到17亿美元。卡尔是一个追求高风险、高收益风格的基金经理，他就像市场定时器，在合适的时机，快速买进卖出一些小市值、高成长的公司股票。商业周刊在1969年的一期栏目上如此介绍卡尔——“可能是全美国最棒的投资组合经理”。卡尔为前来的辛普森提供的职位依旧是管理独立账户，而非运作当时炙手可热的共同基金。卡尔开出的待遇是，辛普森的基础工资将被削减，但是会得到丰厚的福利待遇。辛普森表示接受。就这样， 1969年，他成了第一个离开斯坦·罗公司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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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带着三个孩子搬到了洛杉矶，加盟卡尔的股东管理公司。尽管公司已经连续多年被市场视为“天赋异禀”的投资团队，然而一切并非表面那般光鲜亮丽。卡尔为企业基金买进了许多存信股票——一种未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的股票，不能公开上市，这意味着其流动性极差。在市场一路上扬时，这一策略绩效骄人。但是长期的牛市不久后开始崩溃，卡尔企业基金的投资人纷纷被套，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基金赎回浪潮。祸不单行，为了满足赎回要求，企业基金需要出售未注册的存信股票，但事实上，当时并没有市场来承接这种交易。辛普森的确时运不济——他在1969年9月公司业务的鼎盛时期加盟，而他来之后的一个月，企业基金损失惨重，卡尔也被迫辞职，并在离开时将其持有的股份套现。尽管辛普森被聘用时主要做管理账户的运营工作，他也被安排企业基金管理的一些任务。很快，辛普森发现自己无法适应公司的企业文化。“我认为自己是个投资家，而他们交易得太频繁了”，辛普森如是说。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公司的一位律师问辛普森，“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有多糟糕吗？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在走下坡路！如果你还想保住你的名声，那还不如离开这里。”辛普森不久之后就辞了职。他在股东管理公司只待了短短五个月。那一年他33岁，有3个孩子，一家人刚刚搬到洛杉矶。尽管芝加哥还有些机会，但辛普森决定还是留在西海岸看看有没有什么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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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番简短的搜索之后，辛普森在加州联合银行（United California Bank）找到了工作，他主要帮助开展一项投资管理的业务，并且成为投资业务方面的副主管。这一新业务后来被剥离出来，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公司，叫西部资产管理（Western Asset Management）公司，并成为西部银行集团（Western Bank Corporation）的子公司。辛普森在这里做了9年的投资组合管理主管，后来成了调研部的主管。在西部资产管理公司取得成功的同时，辛普森发现，在大银行环境下经营很困难。西部银行集团的主席想提拔辛普森做西部资产管理公司的CEO，但前提是辛普森得承诺自己将在公司留任。就这样，主席迫使时任的CEO辞职，将辛普森任命为西部资产管理公司的新任CEO。尽管辛普森的确继续留任了三年，但是他发现自己与管理的角色格格不入。他渴望做一些企业家的工作。一些朋友想和他合伙创立投资管理公司，辛普森犹豫不决。在股东管理公司的经历颠覆了他的价值观，也完全改变了他对投资的看法，让他懂得了商业风险的重要性，使他走上了价值投资之路。在西部资产管理公司任职的日子里，辛普森立足于公司和个人两个基础，思考并发展了他的投资哲学，开始皈依价值投资之道。在他主管调研部的期间，其投资哲学快速形成，并转向了集中度更高的价值投资道路。就在这时， GEICO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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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有限，谨慎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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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保险公司持有的证券投资组合中，都包含着品种丰富的各式债券和少量股票，目的是通过分散化，将风险控制到最低。他们的投资组合中，同样包含着很高比例的政府公债，在20世纪70年代高通胀的那段时间里，这些投资组合大多数损失惨重。在辛普森1979年前来任职前， GEICO也不例外。他大刀阔斧地调整了GEICO的投资路线。之前和贝恩达成的协议允许这位新任的CIO将GEICO的资产组合中的股票份额比例提高到三成。而那时候，大多数财产险、人身险保险公司将资产组合中的股票份额占比限制在一成左右。上述协议同样允许辛普森将仓位集中起来。就这样，辛普森一上任就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他大幅削减公司持有的债券份额，并在有限的几只股票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股票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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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贝恩在企业的微观管理方面享有盛誉，辛普森事先声明，要求自己单独负责管理GEICO的投资事务。“做决定的人越多，想要做好就越困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使每个人都满意。”他要求巴菲特和贝恩都不得干涉他的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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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对贝恩的直觉是正确的。在来到GEICO履职一年多以后，有一次，辛普森外出一周度假。贝恩趁机为辛普森的投资组合买进了一些股票。辛普森回来后，立即卖出了贝恩建立的仓位。贝恩问，“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些可都是好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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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回复道，“如果要我对整个投资组合负责，那所有的决策都要由我来决定。”从那以后，辛普森就基本上独自制定所有的投资决策。2004年，巴菲特写下了下面这段话来描述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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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能会感到惊讶，辛普森没必要告诉我他正在干什么。当查理和我将这份责任交给他时，我们也就真正地交出了指挥棒——正如我们对待其他业务经理一样。因此，我通常会在每个月末之后的十天左右，了解一下卢的交易情况。这里需要补充一句，有时候，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决定，但他经常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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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辛普森还是定期地和巴菲特讨论他的投资哲学。 巴菲特对商业、数字的渊博知识以及他庞大的社交关系网给辛普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巴菲特在投资方面的看法，对于一些他认为巴菲特会有所了解的公司，辛普森也常向其请教。久而久之，两人形成了惯例。要么巴菲特访问辛普森，要么就是辛普森拜访巴菲特。最开始可能一周几次，后来可能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谈一次，但是两人始终保持着定期的联系。尽管都独立地开展业务， GEICO和伯克希尔有时在一些相同的股票上建仓。他们尽量避免仓位重叠，因为GEICO有着巨大的规模优势。巴菲特需要用超过10亿美元的投入，来产生相对于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组合而言有意义的投资回报，而GEICO只需要持有更轻的仓位，因为其投资组合规模更小。有几次，辛普森筛选出一些很棒的投资机会，想为GEICO买进。但是如果他得知伯克希尔也正在买进相应股票，辛普森就会放弃计划，好让伯克希尔完成其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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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来到GEICO的时候，辛普森发现有一群投资人不认同他的投资方法，但是认为他会试着和他们一起工作一阵子。辛普森请巴菲特每年来GEICO两次，花一个小时和投资团队谈一谈。在其中一次的谈话中，巴菲特讲了一个故事，给辛普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菲特说，“假如有人给你一张卡，可以打卡20次。你每做出一项投资，都需要打一次卡。一旦你打完20次卡，你就要永远地持有你手上的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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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在辛普森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帮助他避免频繁交易，并致力于构筑长期投资的理念。辛普森说，“我从不频繁交易，但是这个故事确实强调了你必须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拥有坚定信仰。因为你只有这么多的子弹，你最好对自己的每一次射击都充满信心。”在参考巴菲特的建议之后，辛普森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钱，集中到少数几个公司的股票上。 1982年， GEICO在33个公司上持有价值大约2.8亿美元的普通股。辛普森将公司的数量削减到20个，然后15个。最后，公司的数量被控制在8到15之间。 1995年年末，在伯克希尔收购GEICO，从而结束保险公司投资组合的独立披露之前，辛普森在仅仅10只股票身上投资了11亿美元。辛普森很乐意将筹码集中到单一行业内。 GEICO一度拥有五六家电气公用事业领域公司的股票，辛普森在它们身上下了重注。 20世纪80年代早期， GEICO在三家“小贝尔”公司身上进行豪赌。这些“小贝尔”公司是在司法部于1974年提出反托拉斯诉讼后，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中拆分出来的独立地方电话公司的绰号。辛普森将这些持有的股份整体视为一份仓位。之所以在这些股票上重仓，是因为辛普森评估后认为，“小贝尔”公司提供了非常低的风险/回报比率。对于辛普森的这次豪赌，贝恩赞不绝口，“这是巨额资金取得的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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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只会在认为有胜算把握时才进行豪赌。他把在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即“房地美”身上进行的投资视为自己在GEICO的最大的一次成功。房地美是为了发展抵押贷款二级市场，而在1970年由政府资助发起成立的一家企业。它在二级市场上买进抵押贷款，然后集中打包，最后把这些资产以贷款抵押证券的形式，出售给公开市场上的投资者。房地美和联邦全国抵押协会，即众所周知的“房利美”，联手打造了一个双头垄断市场。当GEICO买进房地美股票的时候，后者还不是一个上市公司。当时房利美已经上市，而房地美只是一个准上市公司——后者的小部分股权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但是大部分股权掌握在储蓄和贷款协会手中。辛普森发现流通的股票价格非常便宜，市盈率仅介于3到4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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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明显的低价，吸引辛普森的还有房地美的特许经营权。正是凭借着该特权，公司才有了与房利美一起成为垄断双巨头的地位。巴菲特购进的股权已经达到份额限制。由于伯克希尔公司旗下拥有一家储蓄银行，韦斯科公司，因此相关法规限制巴菲特继续买进。辛普森认为房地美是他所遇见的最佳的投资机会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晚期，他为GEICO巨额买进房地美的股票。 2004年至2005年期间，就在房地美陷入麻烦的前三年，辛普森抛售了这些股票。 GEICO清空这些股票，并非是因为辛普森认为房地美的股价“高得吓人”，而是他觉得其业务“风险越来越大，杠杆越来越高。华尔街分析师们臆断房地美的收入应该能保持年均15%的增长水平。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公司买进了质量越来越差的抵押贷款”。辛普森后来说，尽管GEICO抛售房地美的原因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他也没想到房地美会崩溃得如此彻底。（2008年，联邦住房金融局接管了房地美和房利美，对私企而言，这就等同于破产。这一行动被描述为“数十年来，政府对私人金融市场进行的最大规模干预”。截至本文著作时，这两家公司仍处于政府接管下。）对GEICO而言，在房地美身上的投资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在我们买进之后，”辛普森说，“股票增值得很快，我们的收益达到了初始投资的10至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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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同样为GEICO开展了一系列并购套利交易。在这种交易策略中，投资者通常同时买进和卖出两家将要合并的公司的股票，以期在它们真正合并的时候盈利。然而，辛普森通常只选择在这些交易中做多，因为他觉得自己这样做的话，可以充分赚取套利空间的利润。他后来回忆道，伴随着竞争性合并收购的火爆， 20世纪80年代成了并购套利的黄金时期。 GEICO在几家食品公司宣布收购之后，对它们进行了投资，以期有其他投标者提供更高报价。市场氛围高涨时，他们经常这么做。在并购套利市场上， GEICO获利颇丰，其收益与投资组合相比，至少持平，甚至还要更高一些。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辛普森越来越担心并购市场实在太过火热，他不知道市场能否保持这份高涨的势头。后来，辛普森相信，自己在GEICO遭遇大祸前宣告胜利，急流勇退，实在是幸运之至。在他退出并购套利上的投资后，许多并购失败的案例相继发生，直至1987年经济大危机。“我们没有进行那些劣质的交易，这简直是太幸运了。”在他否认自己有预测宏观要素的能力的同时，辛普森始终看重市场整体的估值水平。 1987年经济危机前，辛普森同样将GEICO持有的投资组合套现了50%，因为他觉得，市场的估值实在是“令人吃惊”。辛普森后来说，庞大的现金占比“暂时拯救了我们，之后又伤害了我们”，因为“我们在重返市场方面，可能做得不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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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在GEICO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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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尽力效法泰德·威廉斯的击球原则。在他的著作《击球的科学》中，泰德解释说，他将击球区划分为77个小单元，每一个单元只有棒球大小。他很清楚，只在球进入“最佳”单元时去击球，安打率才能达到0.400，而在球进入“最糟糕的”单元，即击球区的外侧底部角落时去击球，安打率会下降至0.230。 也就是说，耐心等待好打的慢球，会铺就通往名人堂之路；无差别地击打来球，意味着走向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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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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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是辛普森在GEICO负责管理投资组合的第一年，其收益率达到23.7%。这几乎在任何一年看来都是巨大的收益，但当年这一收益略低于市场平均收益水平——32.3%。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辛普森的收益水平完全把市场甩在身后。 1983年，他的投资回报率达到45%，完胜市场21%的平均表现。截至那个时候， GEICO投资组合的三分之一都投向了股票，远高于辛普森刚来时的12%。贝恩后来指出，“我们给了辛普森广阔的、自由的工作空间，允许他将罕见比例的公司资产投资在股票市场。他也不负众望，为我们取得了非凡的成果。”从1979年履职直到2010年以74岁高龄从公司退休，辛普森在GEICO担任了31年的投资主管。退休时，他已经成为GEICO公司的主席和共同执行官。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辛普森的成就卓越非凡——他击败了市场的平均收益水平和大多数投资经理。辛普森这样总结自己在GEICO的时光：“历经多年，我们做出了很棒的业绩记录。我们的业务一度运转得很好，我想有那么5到8年的时间，我们平均每年跑赢大盘15个百分点。但是，伯克希尔报告中指出，综合这25年来看，我们年均只跑赢大盘6.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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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在1982年向伯克希尔股东递交公开信时，第一次提到辛普森，并将他描述为“财产保险行业里最棒的投资经理”。自那之后，随着时间流逝，巴菲特对辛普森愈加不吝赞美之词。在2004年的报告中，巴菲特详细列举了辛普森的投资记录，并写道，“看一看首页，你就明白为什么卢能够轻而易举地走进投资名人堂。”在大标题“自律投资者辛普森简介”下，巴菲特列出了辛普森独到的投资记录，详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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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巴菲特开玩笑说自己曾经遗漏更新辛普森的投资记录，仅仅是因为其业绩表现让巴菲特的投资组合看起来黯淡无光——“谁还需要看我的投资记录呢？”就辛普森自己而言，他从不吹嘘自己在GEICO的投资表现，只是说“那的确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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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普森任职GEICO几年后，他和公司起初签订的合约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1996年，巴菲特详细说明了他和贝恩一起与辛普森立下的合约。他写道，“在卢负责的GEICO投资业务方面，我们将其薪酬与之每四年的投资业绩表现挂钩，而不是和公司的保险营收或者公司整体的业绩表现挂钩。我们认为，对一家保险公司来说，将某一部门的奖金红利与公司整体的经营结果挂钩是十分愚蠢的。在这种情况下，保险经营或者投资经营两大部门中，业绩表现好的一方的经营成果，显然会被表现差的一方的业绩中和。在伯克希尔，如果你的安打率是0.350，那么即使团队剩下的人只有0.200，你仍将获得相称的报酬。”按照此约定，如果辛普森管理下的GEICO投资业务在持续的一段时间里， 表现优于标普500指数，那么他将获得一大笔奖金。事实上，辛普森在GEICO任职的期间，这种事时有发生。很明显，巴菲特对于这项约定十分满意。当伯克希尔完成对GEICO剩下一半股权的收购后，巴菲特让辛普森继续在原来的职位上进行着其投资交易。尽管薪资福利对辛普森而言十分丰厚，巴菲特却指出，辛普森可以“在很久之前就离开我们，去在薪资更丰厚的项目上运作更大规模的资金。如果仅仅是为了钱，那显然他早就这么做了。但是辛普森从来没有考虑过要离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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