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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的关注重点是美国庞大的对外逆差，尤其是与四个主要贸易伙伴间巨额的双边贸易逆差：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中国，以及德国、日本和墨西哥。而特朗普将贸易逆差视同为“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不过，他计划通过与这些国家双边谈判以减少逆差的努力注定要失败。贸易逆差是一国内部宏观经济失衡的结果，尤其取决于国内生产与国内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贸易协定和更宽泛的贸易政策，很少甚至根本就改变不了这些关系。特别是，双边贸易失衡的变化对一国的世界地位没有影响，而只是在不同的伙伴之间重新调整赤字。因此，任何纠正贸易不平衡的重大举措，例如广场协议，都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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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特朗普只有三个政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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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美国经济正在好转，直接忽略日渐扩大的美国贸易逆差，这会违背其本人的竞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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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更大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例如综合进口附加税，尽管这些措施不大可能大幅削减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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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美国在货币市场上单边干预，或者更可能通过诸如广场协议这类新的国际协议来寻求美元大幅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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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第三个备选方案可能有效地将美国逆差降至国内政治和国际金融方面可承受的水平。因此，随着未来一两年局势的发展，广场协议2.0是有现实可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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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目前的操作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广场协议2.0已经生效。过去几年，中国出于自身原因一直在强力干预外汇市场以避免人民币进一步贬值，这为避免美国逆差和国际失衡进一步恶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是通过抛售美元阻止美元对人民币升值，这恰恰会是广场协议2.0的关键环节（与中国在2003—2013年间买进美元造成诸多问题的做法正相反）。基于任何此类协议，中国都将不得不继续推动人民币兑美元走高。但人民币的平均汇率不会上涨得太多，因为只有其他主要经济体（即欧元区、日本，可能还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同意推动其货币兑美元同等甚至更大幅度的升值，这个倡议才有可能成功。这些安排可以通过类似于广场会议的，由相关各方参与的一次重大会议做出，也可以不通过会议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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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想与特朗普总统合作，避免再次与美国产生贸易冲突的风险，这实际上是最好的办法。人民币的再度升值不会消除中国对美国庞大的双边贸易顺差，甚至其对全球的经常账户盈余可能还将继续，但这两项盈余会收窄，从而对特朗普的关注做出回应。如果中国坚持认为，应该把其他经济体（包括亚洲的）纳入帮助美国降低其巨额贸易逆差负担的过程，中国可以与美国合作，组织一次广场会议式的会议。从措施的有效性及更广泛的系统性影响的角度，通过汇率调整而不是试图直接管理贸易的方式，中国将在调整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日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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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合作式的两国集团（G2）领导，中美两国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两国可以就美元与人民币的关系达成“参考汇率”的共识，从而支持两国经常账户可持续的均衡状态，这正是美国和日本（及随后的五国集团）在1987年卢浮宫协议里的安排（本书中也有描述）。欧元区有望加入这样一项协议，其他经济体也有可能参与，该协议可以为全球金融稳定提供一个重要的锚。它还将有助于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美国对此也应给予支持，以帮助其分担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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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观察家错误地认为，是广场协议导致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的金融泡沫及其后来的崩溃，从而造成“失去的十年”，因此反对中国参与任何广场协议式的安排。这个问题没有在船桥洋一的书中阐述，因为此书写就于日本泡沫出现之前。但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藤隆敏（Takatoshi Ito）和日本前大藏省副相行天丰雄（Toyoo Gyoten）分别在《国际货币合作：广场协议三十年后的教训》和《时运变迁》中断然否定了这一说法。伊藤强调，“日元升值式衰退”在1986年年底就已经结束，为阻止日元进一步大幅升值，日本不断降低利率，这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并导致银行业危机。此外，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清楚地表明，日本的危机主要是由于未能切实有效地规范银行体系造成的，这个问题直到21世纪初才得以解决。中国获得的教训是，其本不应该抵制人民币更快速的升值（这种抵制导致了危及整体经济的房地产泡沫），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在这样做，未来应该放弃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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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给今天带来了许多教训，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管理美元》在中国的出版非常及时。我希望我的观点以及令人尊敬的该书作者船桥洋一的观点，将有助于引导读者思考30多年前的事件对当下的启示，尤其希望有助于中国读者，因为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及更宽泛的世界经济的成功和稳定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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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本篇序言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大量的出版物。该机构是我本人于1981年创立，并主持其管理工作超过30年。从2013年开始，我担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兼名誉所长。国际经济研究所是国际经济领域的顶级智库，且始终位居全球最重要智库的行列。有20多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担任高级研究人员，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研究方向涵盖了几乎所有全球经济话题。研究所每月出版一至两份详尽的研究报告和几份简短的政策简报，每周同世界各地主要的官员和思想家就不同议题举行会议。研究所高度重视中国和其他亚洲问题，一个学者团队每年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与政府高层官员、中国智库和学界经济学家们保持对话。我们很高兴研究所的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同时希望我们更多的研究成果能够同样呈现给更多的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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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荣誉所长）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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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中文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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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当我通过IIE（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即现在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出版《管理美元》时，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经济战依然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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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是《朝日新闻》驻华盛顿负责经济事务的记者。那段时间，每天报道的内容都是美日两国的贸易问题。从家电、汽车、机床、精密机械、工程机械、通信机械、半导体、超级计算机到烟草、大米，两国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着贸易摩擦。在美国，要求对日本商品进行进口限制的呼声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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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政府在各个行业领域不断进行谈判，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仍在恶化。美国对联邦德国的经常账户也存在巨额逆差。由于利率高企，坚挺的美元抑制了出口，美国制造业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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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局势持续下去的话，要求实施保护主义措施的国会将会采取主动措施。不过，美国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抢先了一步。他的历史观是，“一战”后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部分导致了大萧条，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二战”，人们决不能再干这种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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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打出的王牌是主要国家间的货币汇率调整，从而大幅推高日元、压低美元，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广场协议。1985年9月，来自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五国的财政部部长在广场饭店达成协议，调整以美元、日元和马克为主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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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中提出并在1986年4月的七国集团东京峰会和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中重申的经济政策协调，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之前，主要国家间从没有进行过这种深入和多边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卢浮宫协议之后，这种政策协调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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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有许多人对日本怀有敌意。修正主义者开始出现，他们强调日本制度和文化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截然不同，是一种威胁。我当时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美国在美日两国是同盟的情况下还对日本有着如此大的敌意。我现在明白了，那是追赶者和被追赶者间零和心态的悸动。这是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权力动力学，此间，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和老牌霸主，遭到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崛起的日本挑战，并对日本发起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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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日经济关系的角度，广场协议也是另一场全球经济治理与领导“权力得失”的戏剧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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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部戏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各国的国内政治。随着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贸易（和创新）导致的赢家和输家出现，各国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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