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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合作式的两国集团（G2）领导，中美两国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两国可以就美元与人民币的关系达成“参考汇率”的共识，从而支持两国经常账户可持续的均衡状态，这正是美国和日本（及随后的五国集团）在1987年卢浮宫协议里的安排（本书中也有描述）。欧元区有望加入这样一项协议，其他经济体也有可能参与，该协议可以为全球金融稳定提供一个重要的锚。它还将有助于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美国对此也应给予支持，以帮助其分担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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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观察家错误地认为，是广场协议导致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的金融泡沫及其后来的崩溃，从而造成“失去的十年”，因此反对中国参与任何广场协议式的安排。这个问题没有在船桥洋一的书中阐述，因为此书写就于日本泡沫出现之前。但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藤隆敏（Takatoshi Ito）和日本前大藏省副相行天丰雄（Toyoo Gyoten）分别在《国际货币合作：广场协议三十年后的教训》和《时运变迁》中断然否定了这一说法。伊藤强调，“日元升值式衰退”在1986年年底就已经结束，为阻止日元进一步大幅升值，日本不断降低利率，这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并导致银行业危机。此外，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清楚地表明，日本的危机主要是由于未能切实有效地规范银行体系造成的，这个问题直到21世纪初才得以解决。中国获得的教训是，其本不应该抵制人民币更快速的升值（这种抵制导致了危及整体经济的房地产泡沫），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在这样做，未来应该放弃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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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给今天带来了许多教训，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管理美元》在中国的出版非常及时。我希望我的观点以及令人尊敬的该书作者船桥洋一的观点，将有助于引导读者思考30多年前的事件对当下的启示，尤其希望有助于中国读者，因为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及更宽泛的世界经济的成功和稳定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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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本篇序言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大量的出版物。该机构是我本人于1981年创立，并主持其管理工作超过30年。从2013年开始，我担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兼名誉所长。国际经济研究所是国际经济领域的顶级智库，且始终位居全球最重要智库的行列。有20多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担任高级研究人员，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研究方向涵盖了几乎所有全球经济话题。研究所每月出版一至两份详尽的研究报告和几份简短的政策简报，每周同世界各地主要的官员和思想家就不同议题举行会议。研究所高度重视中国和其他亚洲问题，一个学者团队每年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与政府高层官员、中国智库和学界经济学家们保持对话。我们很高兴研究所的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同时希望我们更多的研究成果能够同样呈现给更多的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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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荣誉所长）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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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中文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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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当我通过IIE（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即现在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出版《管理美元》时，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经济战依然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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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是《朝日新闻》驻华盛顿负责经济事务的记者。那段时间，每天报道的内容都是美日两国的贸易问题。从家电、汽车、机床、精密机械、工程机械、通信机械、半导体、超级计算机到烟草、大米，两国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着贸易摩擦。在美国，要求对日本商品进行进口限制的呼声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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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政府在各个行业领域不断进行谈判，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仍在恶化。美国对联邦德国的经常账户也存在巨额逆差。由于利率高企，坚挺的美元抑制了出口，美国制造业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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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局势持续下去的话，要求实施保护主义措施的国会将会采取主动措施。不过，美国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抢先了一步。他的历史观是，“一战”后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部分导致了大萧条，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二战”，人们决不能再干这种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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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打出的王牌是主要国家间的货币汇率调整，从而大幅推高日元、压低美元，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广场协议。1985年9月，来自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五国的财政部部长在广场饭店达成协议，调整以美元、日元和马克为主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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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中提出并在1986年4月的七国集团东京峰会和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中重申的经济政策协调，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之前，主要国家间从没有进行过这种深入和多边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卢浮宫协议之后，这种政策协调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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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有许多人对日本怀有敌意。修正主义者开始出现，他们强调日本制度和文化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截然不同，是一种威胁。我当时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美国在美日两国是同盟的情况下还对日本有着如此大的敌意。我现在明白了，那是追赶者和被追赶者间零和心态的悸动。这是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权力动力学，此间，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和老牌霸主，遭到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崛起的日本挑战，并对日本发起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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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日经济关系的角度，广场协议也是另一场全球经济治理与领导“权力得失”的戏剧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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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部戏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各国的国内政治。随着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贸易（和创新）导致的赢家和输家出现，各国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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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持自由贸易、确保经济增长时，需要考虑保护主义者的呼声并适时释放这方面的压力，否则将导致尖锐的经济民族主义。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五国集团国家共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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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面对英国退欧（欧洲统一进程中的阴影）、特朗普时代的到来（美国优先）、马克龙的胜利（消解左右分歧），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挑战，政策制定者们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广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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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有人认为“特朗普是弱势美元的支持者。如果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逆差无明显收窄，将出现一个广场协议2.0”。目前，中国20%的出口商品以美国为终端市场，这一水平同1989年时日本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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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的G20（二十国集团）会议声明：“我们还将致力于减少过度失衡，并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提升包容性并减少不平等。”但这仍然只是一句口号，并没有实际行动。峰会会议室外走廊上可以听到窃窃私语：需要一个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广场协议2.0。G20国家缺少政策行动的局面不能一直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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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观点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挤破日本泡沫进而打击日本金融实力的“阴谋”。日本的确经历了金融崩溃、长期通缩和泡沫破灭后“失去的十年”。但要说广场协议是美国打压日本经济实力的阴谋则是谬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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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日本，许多人认为广场协议为泡沫奠定了基础。但这同样与事实不符。日本的泡沫在广场协议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日本确实诉诸宽松货币政策，以便在广场协议之后遏止日元过度坚挺（弱美元）。但要说这是日本泡沫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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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签订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的过程中，日本原本可以选择不同的政策。当时的政策过于偏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没有落实财政刺激政策，也没有推动金融重组和住宅管理规则方面的改革，虽然早已经有了如前川报告这样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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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理的角度看，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根本原因在于，烟道式的官僚主义壁垒阻断了有利于国家长期利益的全面最优解决方案，是止步于次优选择（参见：日本重建基金会《审视日本失去的十年》，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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