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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对话气氛有时会变得紧张甚至情绪化十足，但这种时候，幽默，特别是英国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的幽默化解了那些可能的尴尬氛围，比如，在解释其卢浮宫会议迟到的原因时，劳森一进会场就说：“对不起，先生们，我来晚了。但我不得不搭乘法国空军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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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加拿大的代表有时会参加五国集团的会议，这就形成了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文简称基金组织）总裁也会参与，依据基金组织多边监督条款，对每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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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会议为汇率、利率等敏感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坦诚且直接讨论的机会。市场，实际上是全球的各个市场，警觉地关注着五国集团的活动以便决定其下一步的动向，只要五国集团或七国集团发布了声明，市场马上就会给出判断。然而在现实中，市场和市场之外的我们对五国集团如何运作都知之甚少。与国家安全事务类似，大国之间的国际货币外交是敏感且机密的领域，对媒体和学者设限。毕竟，广场战略还在进行中，大部分的最初参与者仍活跃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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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关于五国集团广场战略在政策协调方面的案例研究，重点关注其核心参与者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时间大体从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到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本书有三个目标：第一是通过原始报道和对主要参与者的采访，给出关于1985年9月开始的“广场行动”的全面记录；第二是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背景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这包括从参与者所负责的经济机构角度分析他们的作用和动议；第三是从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影响和体系建设的角度，对“广场行动”进行分析。我重点分析“广场行动”的成功和失败之处，最后得出有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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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就是探讨政策制定同政治和市场之间的博弈。本书重心不在于分析政策协调的经济学，而是探究影响政策发展的政治和机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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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市场的互动是研究的一个着眼点。自“广场行动”之初，参与者即注意到他们不得不留意背后的参与者——不在会议室内的市场，特别是汇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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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记起1985年春夏之间美国同其贸易伙伴（特别是日本和联邦德国）之间关系的热络程度。当时，美元的贸易加权汇率被高估了30%~35%。如果这个汇率持续，预计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将于1990年达到3000亿美元。[2]1985年，美国自“一战”后第一次成为净债务国。美国国会对政府在贸易逆差和贸易争端上的无动于衷越发不满。同样，国会对膨胀的预算赤字的束手无策也让政府无可奈何。经济放缓的预警信号正在酝酿。同时，对1986年中期选举的盘算也对政治家们产生了不稳定的影响。保护主义力量充斥于国会、商界和劳工群体。“《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本应在1985年秋天获得压倒性的通过”[3]，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国会议员、共和党自由贸易主义者比尔·弗伦泽尔（Bill Frenzel）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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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贸易伙伴被里根政府的不干涉政策彻底激怒了。三年来，他们恳求（美国）缩减财政赤字并降低美元汇率，但他们的诉求好像进了聋子的耳朵。币种之间的汇率剧烈波动，给世界贸易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美日之间及美国与西欧之间的贸易战一触即发。需要做一些应对工作了。这是“广场行动”缘起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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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是里根政府决定向现实屈服的政治姿态。它由贝克领导的新财政部团队设计、推动，意在实现三个主要目标：第一，应对国会里的保护主义（短期策略）；第二，通过刺激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国内需求来维持世界经济的增长（中期计划）；第三，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长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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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中的其他参与国支持这个新的政策动议，主要是因为担心保护主义的破坏效应，不可持续的失衡将导致衰退。除了共同关心的事务，各国还把国内事务纳入政策协调过程。日本强势的大藏省考虑，通过日元和美元之间的汇率调整，来转移财政刺激政策的压力。联邦德国官员担心，美元不受控制的下跌，将损及欧洲货币体系协调，因此努力推动（美元）“软着陆”。法国人则意识到，这是一个利用政策协调向联邦德国施压的机会，敦促德国实现更快的增长、对干预汇率市场做出更坚定的承诺。他们还急于推动目标区。通过处理货币汇率关系的各种新努力，英国财政部希望将英镑同马克联系起来；在后来探讨参考范围策略时，英国又发现了同欧洲货币体系国家加强货币联系的好处，可以为将来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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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广场行动”，是包括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在内的综合方案。实际上，因为财政部部长们未能摸索出财政政策调整方案，他们只能过于倚重汇率调整，同意美元贬值，这是快速推低美元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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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元贬值原本是个有序操作的长期方案，以免“硬着陆”，最好是“软着陆”。在整个新协调的过程中，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这两个经济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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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了协调目的实施货币政策，央行行长们比较谨慎，在广场协议汇率调整及卢浮宫会议建立参考范围时，他们这样呼吁过。央行抵触协调的根源在于维持机构独立性的愿望，这有时比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还重要。尽管央行行长们抵触，但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财政部部长们总体上从央行那里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大部分支持，包括一系列的协调性减息。是财政部部长们未能实现重要的财政政策协调，才导致他们过于关注汇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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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年初，美国利率开始快速上升。美国国债拍卖收益率的走高，证实了对流入美国的外国资本正在枯竭的担忧，这促使贝克的财政部关注货币稳定，并催生了卢浮宫协议。然而，卢浮宫协议注定是一个脆弱的临时安排。日本有真实的财政政策调整行动，推出了6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但美国方面没有实质行动，联邦德国也从未有什么积极的表现。各国的货币政策也不见动作，甚至没有措施来捍卫在卢浮宫会议上达成的参考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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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产生了七国财政部部长集团和一个强化监督经济政策调整的指标机制。美国希望通过对日本和联邦德国实施这些指标式的规则约束，刺激两国国内需求并带来更快速的增长。而日本和联邦德国则抵触这种“机器人化”的经济政策制定方式。[4]它们担心，这个指标体系会变成逆差国美国的工具，将更多的调整负担推向顺差国日本和联邦德国。贝克原本希望，通过将五国集团和七国集团两个峰会联动，以及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国家元首的加入，可以给五国集团的政策协调注入更多政治权威，从而扩大五国集团决策的力量。但这个设计并没有按贝克的预期发展，主要的障碍在于，国家元首不愿意在政策协调过程中投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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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读者可能会根据“广场行动”匆忙得出结论，例如：美国会放弃国际协议，只要这样做看上去符合美国的利益，近期的例子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在股市于1987年10月崩盘后马上搁置了卢浮宫协议；美国官员很可能进一步使美元贬值；对外部失衡和货币不稳定，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被证明是无效的，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更关注微观政策调整；管理汇率努力的失败，证明应该回归浮动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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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可以深入探讨，我相信将来可以吸引更多的讨论者加入。单方面大刀阔斧地行动，可能会令里根政府改头换面，而且美国的生产率和竞争力问题可能是政策讨论的重点，超出了财政赤字削减这个眼前的任务。但基于这个研究的结果，我质疑这些结论的可信度。在未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美国的决策者肯定会对国际影响变得敏感。尽管不能排除美元破坏性单边贬值的可能性，但决策者最终将发现这样做的可行性不高，因为他们必须保证外资的稳定流入。1987年12月23日的七国集团声明，没有拒绝卢浮宫协议的参考范围机制，而且比以往更加强调了美元进一步贬值的负面影响。卢浮宫协议仍然可以作为建立更稳定体系的基础。关于上述第二个结论，我认为，教训应该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走得不够远，各种障碍制约了更全面的行动。我的结论是，“广场行动”中的政策协调必须坚持并加强。关于协调，问题并不是它没有发挥作用，而是人们没有让它更充分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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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际货币和贸易关系的不稳定性不断加强，国际经济协调努力就显得弥足珍贵，也迫切需要。然而，单纯只为建立体系，并不能使得各国修正潜在的失衡和不稳定。要达到理想的效果，必须将外部因素系统性地统筹到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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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的真正考验在于，其将国内政策向更强大的国际合作倾斜的能力。当然，是否能够通过考验，是这个未尽故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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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采访中曾根康弘首相。（除特别注明外，脚注均为原书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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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Fred Bergsten. statement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nd Trade. US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5 March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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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Hawley-Smoot Tariff Act）是1930年胡佛政府通过的法案，为保护国内企业，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处比喻当时美国政界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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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arl. Otto Pohl, “You Can’t Robotize Policy Making” ,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Washington), October/November 1987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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