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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产生了七国财政部部长集团和一个强化监督经济政策调整的指标机制。美国希望通过对日本和联邦德国实施这些指标式的规则约束，刺激两国国内需求并带来更快速的增长。而日本和联邦德国则抵触这种“机器人化”的经济政策制定方式。[4]它们担心，这个指标体系会变成逆差国美国的工具，将更多的调整负担推向顺差国日本和联邦德国。贝克原本希望，通过将五国集团和七国集团两个峰会联动，以及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国家元首的加入，可以给五国集团的政策协调注入更多政治权威，从而扩大五国集团决策的力量。但这个设计并没有按贝克的预期发展，主要的障碍在于，国家元首不愿意在政策协调过程中投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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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读者可能会根据“广场行动”匆忙得出结论，例如：美国会放弃国际协议，只要这样做看上去符合美国的利益，近期的例子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在股市于1987年10月崩盘后马上搁置了卢浮宫协议；美国官员很可能进一步使美元贬值；对外部失衡和货币不稳定，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被证明是无效的，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更关注微观政策调整；管理汇率努力的失败，证明应该回归浮动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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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可以深入探讨，我相信将来可以吸引更多的讨论者加入。单方面大刀阔斧地行动，可能会令里根政府改头换面，而且美国的生产率和竞争力问题可能是政策讨论的重点，超出了财政赤字削减这个眼前的任务。但基于这个研究的结果，我质疑这些结论的可信度。在未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美国的决策者肯定会对国际影响变得敏感。尽管不能排除美元破坏性单边贬值的可能性，但决策者最终将发现这样做的可行性不高，因为他们必须保证外资的稳定流入。1987年12月23日的七国集团声明，没有拒绝卢浮宫协议的参考范围机制，而且比以往更加强调了美元进一步贬值的负面影响。卢浮宫协议仍然可以作为建立更稳定体系的基础。关于上述第二个结论，我认为，教训应该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走得不够远，各种障碍制约了更全面的行动。我的结论是，“广场行动”中的政策协调必须坚持并加强。关于协调，问题并不是它没有发挥作用，而是人们没有让它更充分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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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际货币和贸易关系的不稳定性不断加强，国际经济协调努力就显得弥足珍贵，也迫切需要。然而，单纯只为建立体系，并不能使得各国修正潜在的失衡和不稳定。要达到理想的效果，必须将外部因素系统性地统筹到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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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的真正考验在于，其将国内政策向更强大的国际合作倾斜的能力。当然，是否能够通过考验，是这个未尽故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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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采访中曾根康弘首相。（除特别注明外，脚注均为原书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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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Fred Bergsten. statement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nd Trade. US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5 March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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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Hawley-Smoot Tariff Act）是1930年胡佛政府通过的法案，为保护国内企业，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处比喻当时美国政界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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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arl. Otto Pohl, “You Can’t Robotize Policy Making” ,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Washington), October/November 1987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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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第一章 广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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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于1985年9月22日（周日）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的会议，被视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一次重要尝试。会议标志着里根政府对国际经济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放任态度的扭转，并为五国集团后续的政策协调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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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的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坐在纽约的谈判桌前时，他们的燃眉之急是保护主义和高估的美元。到1985年9月，里根政府“善意忽略”的国际经济政策造成美元飞涨、利率升高、经常账户赤字日趋巨大、美国国会中保护主义持续升温以及美国贸易伙伴国的严重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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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的公报指出，就眼下的形势，“主要的非美元货币进一步有序升值是可取的”，而且，汇率政策在调整的过程中“应该发挥作用”。五国集团代表表示，他们“做好了更紧密合作的准备，如果这样做有帮助的话”，这是一个干预市场的明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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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中的美国贸易伙伴将此视为美国在汇率方面的新姿态，并给予了肯定。“美国政府承认其‘善意忽略’的态度是错误的，”联邦银行的一位官员表示，“同其他国家一起表态干预会有帮助。”[1]法兰西银行一位官员也注意到美国政府政策的陡然转向：“里根的人突然间意识到市场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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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一些官员则淡化了这一政策变化。关于政府态度的转变，财政部一位官员说：“与其说是干预政策上的转变，不如说是希望对市场产生一些影响的用词上的变化。”[2]另一位官员补充说，政府仍反对利用“汇率干预来逆转市场趋势”。[3]但至少一位美国财政部官员承认“（美国的干预）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不管是通过干预还是口头表态，按照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LloydBentsen，得克萨斯州民主党）的说法，“就在几周前还在说美元有多强表明我们国家就有多强”[4]的里根总统，目前是明显希望美元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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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干预这个词没有出现在公报里，但信号很明确，市场也随即做出反应。周日会议之后，随着周一的大规模干预，美元相对外币平均下跌了4.29%，这是伦敦和纽约外汇市场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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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之前及会议期间的幕后博弈从未被完整示人，会议参与者经常是围绕一些秘密文件开展工作。在这些文件中，不少是会前几个月在五国集团副部长级会议（G5d）及双边会议上（多数是美国和日本，也有很少的一部分是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谈判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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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以广场协议的形式告终的过程，始于美、日间处理双方巨额贸易失衡的尝试性会谈。自詹姆斯·贝克于1985年年初就职财政部部长开始，他及其副手理查德·达曼（Richard G.Darman）就开始探讨重塑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放弃前任们放任政策的第一个信号就是干预汇率市场，那是他们于1985年1月17日第一次参加五国集团会议达成共识的结果。因为美元走强，1985年2月的干预频率明显增加，尽管动作显得温和。当时，在被问及美国反对干预汇率市场的立场是否已经自1月的五国集团会议后松动时，贝克回应说：“我想是的，而且我认为这是那次会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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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之后，应对国际经济政策的重大努力增加了。达曼尝试自日本开始，将涉及美国贸易伙伴汇率稳定及经济政策协调的新举措制度化。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大卫·马尔福德（David C. Mulford）也认同，政策需要调整“以应对当下汇率市场形势”。在1985年6月初给贝克提交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达曼勾勒出一揽子经济和金融措施，在美国不需要大规模干预的情况下，提振非美元货币。他随之提议利用高规格会议，比如计划于当年6月22日召开的十国集团会议，“在三个核心国家间就主要的政策调整达成必要的协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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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已责成大藏相竹下登和负责国际事务的副相大场智满研究一个包括调整汇率在内的综合性策略的可能性，以解决威胁美日伙伴关系的失衡问题。日本决定利用贝克和竹下登之间双边会议的方式来说服里根政府转向市场干预。在1985年6月22日的十国集团会议上，两国财政部部长开始第一次沟通，这是后续一系列你来我往谈判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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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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