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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干预这个词没有出现在公报里，但信号很明确，市场也随即做出反应。周日会议之后，随着周一的大规模干预，美元相对外币平均下跌了4.29%，这是伦敦和纽约外汇市场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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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之前及会议期间的幕后博弈从未被完整示人，会议参与者经常是围绕一些秘密文件开展工作。在这些文件中，不少是会前几个月在五国集团副部长级会议（G5d）及双边会议上（多数是美国和日本，也有很少的一部分是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谈判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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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以广场协议的形式告终的过程，始于美、日间处理双方巨额贸易失衡的尝试性会谈。自詹姆斯·贝克于1985年年初就职财政部部长开始，他及其副手理查德·达曼（Richard G.Darman）就开始探讨重塑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放弃前任们放任政策的第一个信号就是干预汇率市场，那是他们于1985年1月17日第一次参加五国集团会议达成共识的结果。因为美元走强，1985年2月的干预频率明显增加，尽管动作显得温和。当时，在被问及美国反对干预汇率市场的立场是否已经自1月的五国集团会议后松动时，贝克回应说：“我想是的，而且我认为这是那次会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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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之后，应对国际经济政策的重大努力增加了。达曼尝试自日本开始，将涉及美国贸易伙伴汇率稳定及经济政策协调的新举措制度化。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大卫·马尔福德（David C. Mulford）也认同，政策需要调整“以应对当下汇率市场形势”。在1985年6月初给贝克提交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达曼勾勒出一揽子经济和金融措施，在美国不需要大规模干预的情况下，提振非美元货币。他随之提议利用高规格会议，比如计划于当年6月22日召开的十国集团会议，“在三个核心国家间就主要的政策调整达成必要的协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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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已责成大藏相竹下登和负责国际事务的副相大场智满研究一个包括调整汇率在内的综合性策略的可能性，以解决威胁美日伙伴关系的失衡问题。日本决定利用贝克和竹下登之间双边会议的方式来说服里根政府转向市场干预。在1985年6月22日的十国集团会议上，两国财政部部长开始第一次沟通，这是后续一系列你来我往谈判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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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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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尔福德于1985年6月19日的预备会上告诉大场智满，贝克可能建议调整美元、日元汇率且将要求欧洲国家协助时，日本人看到了希望。在十国集团会议前一天（21日）同贝克的讨论中，竹下登对贝克调整汇率的提议给予了积极回应，并建议遵循一个“顺势而为”的干预策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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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竹下登的说法，贝克对这一想法反应谨慎，同时贝克强调，宏观政策协调是汇率调整的关键，而不是市场干预。贝克并没有就这一问题做深入探讨，而是问竹下登，如果美国同意汇率调整，他在宏观政策方面会有什么举措，日本可以提高国内需求吗？会议的最后，竹下登提出就宏观经济问题做进一步的沟通。他表示，美国和日本作为现今世界上的两个最大经济体，应该在协调宏观政策调整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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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政府官员对贝克没有就干预做出承诺感到失望，但包括竹下登在内的一些官员看到了美国在重新考虑完全放任的汇率政策的信号。一位与会者注意到，贝克在专心听竹下登的谈话时还做着记录。他说：“这与拍桌子的里甘（Regan）完全不同啊！”他指的是财政部前部长里甘同竹下登就日本资本市场自由化进行会谈时的夸张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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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7月23日于巴黎召开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第三次工作小组会议（WP3）期间，马尔福德和大场智满针对“贝克–竹下登”的会谈内容举行了第一次后续会晤。马尔福德向大场智满通报，在当年9月中旬国会召开后，美国政府对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诉求的反制计划。他强调时机选择的重要性，指出货币政策上的联合行动可以同贸易政策协调开展。双方同意，政策篮子可以纳入任何措施，条件是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进行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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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在具体的宏观政策上有着不同意见。美国财政部早前得出的结论认为，应马上对全球的需求进行管理。鉴于美国贸易逆差迫使美国削减进口——不只是从发达贸易伙伴的，还有从债务缠身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日本和联邦德国必须扩大国内消费才能提振疲弱的世界经济。马尔福德因此坚持日本应该刺激经济、改革税收结构。他指出，日本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刺激国内需求，或者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或者通过鼓励民间投资。但在具体措施上，日本方面没有给出任何承诺，其理由是，税收改革方案正由“政府税收委员会”起草中，这个当口，政府不便发表评论。在这种背景下，尽管贝克回避言及“火车头战略”[7]这样的提议，财政政策调整还是肯定要实施的。贝克的增长战略抛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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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对马尔福德和大场智满在7月的会晤结果并不满意，他写信给竹下登，敦促日本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刺激其国内需求，同时减税。大场智满和马尔福德于1985年8月21日在夏威夷再次会面，梳理纳入政策篮子的具体措施。对美国而言，这个政策篮子的内容包括税收改革；对日本来说，则包括日本资本市场的去管制、自由化和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这一次，马尔福德仍然没能成功说服日本降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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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效的汇率调整，马尔福德需要来自欧洲的支持。他因此在夏威夷会面之后赶赴伦敦、巴黎和波恩，同各国同行沟通。欧洲人最初的反应不冷不热，认为美国政府的想法实际上是出于一个两国集团（美国–日本）的策略。尤其是德国人，有充足的理由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既然全球外部失衡根子在于美国财政赤字的顽疾和美日关系的紧张，没有理由要求联邦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承担纠正责任。况且，欧洲方面在里甘时期提出的汇率调整倡议还遭到了华盛顿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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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仲夏升值的美元再度刺激了五国首脑的神经，欧洲国家最终还是同美国和日本一道准备一揽子政策安排。到五国财政部副部长于8月底在伦敦开会时，他们的上司已经决定了将在广场会议上发布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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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五国副财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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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9月15日（广场会议前一周）于伦敦召开的准备会上，五国集团副财长就协议的要点进行谈判。会议持续的时间很长，从上午8点半一直开到晚上6点。他们在九页纸的公报中逐字逐行圈出争议点。联邦德国明显不愿意被像日本一样对待，副财长汉斯·蒂特迈尔（Hans Tietmeyer）首先强烈反对将联邦德国纳入“顺差国家”。马尔福德则坚称，应该承认联邦德国的顺差是一个问题。大场智满担心，如果日本被认定为招惹众怒的唯一顺差国，会在国内带来政治上的不良影响。最后，联邦德国从其反对立场上做了让步，接受被视为“轻度的顺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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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些关键问题，副财长们还是没有解决。一个是关于美元的语言表述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哪个货币被认定为罪魁祸首？公报是写成“美元贬值是可取的”，还是写成“主要的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升值是可取的”？马尔福德以外的其他副财长均认为美元高估是问题所在，而不是他们本国低估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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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待解决事项涉及干预政策。就干预汇率市场的决定，是明确表述，还是轻描淡写地暗示？副财长们没能达成一致。马尔福德强烈反对用干预这个字眼，他的理由是，公报有意的模糊处理可以引发市场不安，从而带来更理想的效果。其他副财长们则考虑到美国政府与国会中那些反对干预政策的强大势力，希望公报明确保证美国支持这一新政策。在他们看来，政策的任何改变，都应该在公报中表述清楚。因此，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他们准备好更紧密地合作”，这意味着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后期会进一步明确相关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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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之前，美国财政部在干预问题上的不明确态度，增加了其贸易伙伴的不安，也促使欧洲三国在广场会议前两天（9月20日、21日）利用欧洲共同体部长级会议在卢森堡开会的间隙进行了秘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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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九人参加了这次讨论，包括联邦德国财政部部长格哈德·斯托尔滕贝格、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奥托·珀尔和财政部副部长汉斯·蒂特迈尔，法国财政部部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行长迈克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和财政部副部长丹尼尔·勒贝格（Daniel Lebegue），英国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行长彭博顿（Robin Leigh-Pemberton），以及财政副大臣杰夫里·利特勒（Geoffrey Littler）。他们在星期五下午讨论了两个小时，一方面评估美国的动向，另一方面分析这一新行动计划对欧洲货币体系[8]的影响。他们判断，美元下跌可能伴随对马克投机的增加，从而给欧洲货币体系内的货币间汇率带来压力。此外，他们还不能确定美国货币当局是否真的会放弃此前的放任政策来参与联合干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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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广场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刻，日本人同样在绞尽脑汁地猜测，美国财政部对于干预行动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会议召开前的那天早晨，在竹下登酒店套房中的策略会上，日本大藏省官员对美国的立场仍然没底。美国财政部真的改变了其干预政策吗？是要强力干预还是会打退堂鼓？时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的行天丰雄是一个不干预主义者，他对美国政府的承诺表示怀疑。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公使内海诚（Makoto Utsumi）则告诉与会者，美国人是真的转变了态度，这次是要开启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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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22日（星期日）11点半，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在广场饭店白金相间的房间里讨论了五个小时，并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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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同意副部长们讨论的协议蓝本的大部分内容，这样他们便开始斟酌协议的措辞。关于如何描述调整和干预的问题，美国占了上风。协议文本表述为日元和马克升值，而不是美元贬值；没有直接提及干预一词。对公报中一个用词的讨论后来被证明非常重要。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坚持，升值前面应该加上有序一词，以便应对可能出现的美元不受限制的下跌。卡尔·奥托·珀尔和尼格尔·劳森支持沃尔克的意见。最终的表述是：“主要的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更进一步地有序升值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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