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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仲夏升值的美元再度刺激了五国首脑的神经，欧洲国家最终还是同美国和日本一道准备一揽子政策安排。到五国财政部副部长于8月底在伦敦开会时，他们的上司已经决定了将在广场会议上发布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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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五国副财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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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9月15日（广场会议前一周）于伦敦召开的准备会上，五国集团副财长就协议的要点进行谈判。会议持续的时间很长，从上午8点半一直开到晚上6点。他们在九页纸的公报中逐字逐行圈出争议点。联邦德国明显不愿意被像日本一样对待，副财长汉斯·蒂特迈尔（Hans Tietmeyer）首先强烈反对将联邦德国纳入“顺差国家”。马尔福德则坚称，应该承认联邦德国的顺差是一个问题。大场智满担心，如果日本被认定为招惹众怒的唯一顺差国，会在国内带来政治上的不良影响。最后，联邦德国从其反对立场上做了让步，接受被视为“轻度的顺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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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些关键问题，副财长们还是没有解决。一个是关于美元的语言表述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哪个货币被认定为罪魁祸首？公报是写成“美元贬值是可取的”，还是写成“主要的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升值是可取的”？马尔福德以外的其他副财长均认为美元高估是问题所在，而不是他们本国低估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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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待解决事项涉及干预政策。就干预汇率市场的决定，是明确表述，还是轻描淡写地暗示？副财长们没能达成一致。马尔福德强烈反对用干预这个字眼，他的理由是，公报有意的模糊处理可以引发市场不安，从而带来更理想的效果。其他副财长们则考虑到美国政府与国会中那些反对干预政策的强大势力，希望公报明确保证美国支持这一新政策。在他们看来，政策的任何改变，都应该在公报中表述清楚。因此，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他们准备好更紧密地合作”，这意味着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后期会进一步明确相关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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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之前，美国财政部在干预问题上的不明确态度，增加了其贸易伙伴的不安，也促使欧洲三国在广场会议前两天（9月20日、21日）利用欧洲共同体部长级会议在卢森堡开会的间隙进行了秘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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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九人参加了这次讨论，包括联邦德国财政部部长格哈德·斯托尔滕贝格、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奥托·珀尔和财政部副部长汉斯·蒂特迈尔，法国财政部部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行长迈克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和财政部副部长丹尼尔·勒贝格（Daniel Lebegue），英国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行长彭博顿（Robin Leigh-Pemberton），以及财政副大臣杰夫里·利特勒（Geoffrey Littler）。他们在星期五下午讨论了两个小时，一方面评估美国的动向，另一方面分析这一新行动计划对欧洲货币体系[8]的影响。他们判断，美元下跌可能伴随对马克投机的增加，从而给欧洲货币体系内的货币间汇率带来压力。此外，他们还不能确定美国货币当局是否真的会放弃此前的放任政策来参与联合干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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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广场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刻，日本人同样在绞尽脑汁地猜测，美国财政部对于干预行动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会议召开前的那天早晨，在竹下登酒店套房中的策略会上，日本大藏省官员对美国的立场仍然没底。美国财政部真的改变了其干预政策吗？是要强力干预还是会打退堂鼓？时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的行天丰雄是一个不干预主义者，他对美国政府的承诺表示怀疑。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公使内海诚（Makoto Utsumi）则告诉与会者，美国人是真的转变了态度，这次是要开启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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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22日（星期日）11点半，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在广场饭店白金相间的房间里讨论了五个小时，并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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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同意副部长们讨论的协议蓝本的大部分内容，这样他们便开始斟酌协议的措辞。关于如何描述调整和干预的问题，美国占了上风。协议文本表述为日元和马克升值，而不是美元贬值；没有直接提及干预一词。对公报中一个用词的讨论后来被证明非常重要。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坚持，升值前面应该加上有序一词，以便应对可能出现的美元不受限制的下跌。卡尔·奥托·珀尔和尼格尔·劳森支持沃尔克的意见。最终的表述是：“主要的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更进一步地有序升值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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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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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共同承诺抵制保护主义压力，尽管其重要性被更引人注目的干预内容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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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回应活跃在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观点，这当然不是一次五国集团会议就可以解决的威胁。在多种原因作用下，但主要是因为强美元和其他国家的低增长，美国出口不振、进口猛增。美国贸易逆差在1985年夏天迅速扩大，保护主义因此再度甚嚣尘上。由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和众议员丹·罗斯滕科斯基（Dan Rostenkowski，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理查德·格普哈特（Richard A.Gephardt，密苏里州民主党）发起的提案，要向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国征收进口附加税。里根政府在夏天决定不利用高保护性关税的方式帮助制鞋业，这激怒了一些国会议员，包括金融委员会国际贸易附属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约翰·丹福尔斯（John C.Danforth，密苏里州共和党）。贝克说：“（国会）那里出现了燎原之火，我们这里要有重大举措来应对。”因为意识到世界贸易体系正面临这样的威胁，五国集团担心世界将会被分割成许多封闭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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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国集团伦敦副部长级预备会期间，马尔福德就提议，应该高度重视应对保护主义的共同承诺，这些承诺应该作为公报的专门条款。这样便有了第十一条警告：“如果不加以抵制，保护主义者的压力将导致国家间的破坏性报复进而重创世界经济：世界贸易将萎缩，真实经济增长甚至转负，失业率继续攀升，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将无法确保它们急需的出口收入。”在美国人的要求下，其他各国都表达了在本国抵制保护主义的决心。各国财政部部长对这项承诺是全力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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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广场会议宏观经济政策对保护主义的打击力度，里根总统于会议次日发布了一项精心安排的贸易政策。总统“贸易政策行动计划”的措施包括：由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针对不公平贸易加强诉讼，为进出口银行设立3亿美元“专项基金”以应对外国补贴，强化产权法律同时推动新一轮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谈判。美国曾希望在（美国）劳动节[9]前召开五国会议，以便对国会召开时的保护主义立法进行先发制人式的回击。但会议被安排在几周之后，因为制订计划比预期的时间长，而且很多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已经提前有其他安排。不过，总统的贸易计划连同五国集团在汇率上的动作，还是让华盛顿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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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无纸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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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22日下午，各国财政部部长聚在广场饭店，花了三个小时就干预行动的方案展开了激烈讨论。（汇率）调整到什么程度？将允许每个国家使用多少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干预要持续多长时间？这些问题需要极其细致的沟通谈判，因为这明确了每个国家将要采取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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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几乎研究了干预的所有方面，但他们在公报中隐去了干预的细节，在会后的简报中也没有透露计划的任何详细信息。虽然他们已经就干预行动达成共识，但他们选择不公开细节以免市场疯狂投机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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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副财长在9月15日伦敦秘密会议上起草的干预声明，因过于敏感而被对外称为“无纸面记录”，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个“无纸”的初稿出自马尔福德之手，在准备会议阶段分发到其他副财长手上。因其敏感性，马尔福德在会议结束时收回了草稿。根据美国与会者的说法，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同意广场协议的基本要点，而广场协议正是采纳了由五国副财长拟定、经些许修改、被称为“关于干预讨论要点”的三页“无纸面记录”。这一文件涵盖了一系列议项，包括汇率、行动方案、干预总规模、参与操作的货币以及参与国家的份额比例等。下面一一展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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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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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汇率，草案提出“美元自现有水平下调10%~12%在近期是可以做到的”，这意味着美元兑日元汇率从当时的240降低到214~218的水平，美元兑马克汇率从当时的2.85下调至2.54~2.59的水平。在开始讨论“无纸面记录”的那些事项时，联邦德国对明确10%~12%目标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法国和美国都支持这个目标，但斯托尔滕贝格和珀尔则坚持他们的立场。有与会者建议在这句话前加上“以……为目标”，这个僵局得以化解。实现了这些调整幅度之后，各国的干预义务便解除了，尽管仍然可以集体决定是否继续干预，一国也可以主动干预。虽然行动方案着眼于短期，但其也认可“就长期来说，（美元的）进一步向下调整将是可取的”。他们强调，应避免（美元）急剧的下跌走势。总之，他们认可“在市场不失控的情况下，短期和较长时期内美元保持弱势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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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的讨论也涉及对市场可能反应的猜测。部分与会者表达了对美元未来可能自由落体式下跌的担忧，特别是像沃尔克和珀尔这些央行行长，担心美元可能不受约束地贬值；还有一些与会者则担心美元反弹。广场会议上关于具体的汇率目标，则体现了各国货币当局的立场。德国人曾提出马克兑美元汇率升到2.10~2.20的水平。竹下登则一度强烈支持美元和日元之间“至少10%”的调整幅度，接着他又提出200日元/美元，即日元升值约17%，与1971年史密森会议时的调整幅度相同。竹下登说：“六年前，在我被大平正芳（Masayoshi Ohira）内阁委任首次担任大藏相那天，日元汇率是242。我离职那天日元升值到了219。后来我在日本被称为强日元藏相。”他接着宣布：“这一次，在日元升值到200之前，我不会离职。”[10]一位欧洲与会者提出，日元兑美元升到200仍然不够。另一位欧洲与会者回忆说，“我也是考虑190的水平”，他指出，欧洲方面的努力使得日元对美元同欧洲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调整之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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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下登可能是想通过先抛出200的价格来遏止欧洲的干涉想法。起初，欧洲几国并没有隐瞒其对“广场行动”缺乏兴趣，因为在它们看来，“美元高估的问题”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事情，甚至在预备会议上就表态，日元和欧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应该是不同的。美国政府内部也有类似的声音，倾向于日元、马克不同幅度的汇率调整。10%~12%的调整幅度由美国在广场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在一周前的伦敦“无纸面记录”讨论中，这个数字被有意省略掉了。这一范围被视为美国迎合欧洲国家所做出的一项努力。欧洲货币对美元汇率、日元对美元汇率，一码归一码，这些国家寻求两者之间不同的调整。事实上，最初的动议是对数字模糊处理，以便让那些对所有确定性目标都厌恶有加的与会者更容易接受。五国集团的“无纸面记录”因此指出，尽管交叉（套算）汇率当下的一些变化可能不可避免，但要避免日元与欧洲货币关系的重大扭曲。在广场会议上，欧洲国家再度提醒日本它们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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