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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官员不愿意就美元进一步贬值的目标再做什么努力。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盘算，同样也没有示于外人。他们考虑的第一个价位是2.60~2.65马克/美元，第二个是2.10~2.20马克/美元。仅仅两星期后，美元兑马克下跌了7%，到了2.65的水平，联邦银行行长珀尔宣布美元已经跌至“我们可接受”[17]的水平。联邦德国方面对汇率调整计划的明显抵制让美国财政部官员不悦。助理财政部部长马尔福德抱怨说，联邦德国是五国集团中对“广场行动”计划“最消极”的，美国政府感到“不满意”。珀尔争辩说，“（广场）协议现在被赋予了太多解读”，他意在提醒美国官员，五国集团就目标区域“没有任何承诺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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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和珀尔在广场会议上均担心美元可能不受控制地下跌。他们认为，渲染广场协议可能在市场上引发恐慌。珀尔曾在多种场合警告斯托尔滕贝格保持谨慎。“要引发一场雪崩非常困难，但一旦出现雪崩，要停下来就更难了。”[18]根据一位与会者的说法，珀尔力劝五国官员“逐步推低（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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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也表达了同样的顾虑。他相信，“一国货币自我强化、一泻千里式的贬值，会伤及市场信心且将币值拖至均衡水平以下，这不符合该国利益，也不符合贸易伙伴的利益”[19]。他尤其担心美元贬值将减少流入美国的资本，最终带来加息的要求。关于美国债务国身份对货币和总体经济政策的不利影响，沃尔克丝毫不敢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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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说：“在（广场）会议上，沃尔克关心的是我们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我们不得不通过融资来维系债务。”但财政部却不这样认为。该官员解释说：“（这些因素）从来不是我担心的，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在没有加息威胁和不吓退投资者的情况下让美元贬值，因为美国的基本面仍然很好、很稳定……我想市场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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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和珀尔两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目睹了关键货币贬值的危险。国际金融领域的长期经验让他们小心谨慎。珀尔的一位知己证实，这位联邦银行行长对风险有非常丰富的直觉，这可能是一个优秀的中央银行家最重要的特质。[21]沃尔克则很早就因其直觉而闻名世界。他们两人感觉到，舞台上的新人们经验太少，玩不了这么危险的游戏。在广场会议上，他俩不愿意支持这个推低美元的宣传，尽管他们不反对通过调整避免美元硬着陆。他们实际上倾向于渐进式的调整方式。沃尔克自1985年年初就提出需要纠正高估的美元。美联储内部专家早在1984年下半年就给出了结论，美国应该选择弱美元，因为经常账户赤字无法持续。珀尔持同样的观点，他在1984年秋和1985年年初牵头推动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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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位中央银行行长最终还是同意了财政部部长们的提议。他们可能认为，相比完全由市场波动导致贬值，政治意愿和权威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结合的选择可能会更有效地实现软着陆。财政部部长们也支持软着陆策略，这在“无纸面记录”里阐明了，即强调“美元的向下调整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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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财政部部长及其副手当时更担心的是美元反弹而不是不受控制地下跌。美国的贸易伙伴对美国要参与干预的态度仍然存疑。美国财政部内部则弥漫着担心，美元贬值如果失败，将加剧美国国会中保护主义的热度。不应该低估对美元可能反弹及调整失败的担忧。“事后想来，你可以轻描淡写地说，美元自1985年2月起的下跌注定要稳步持续下去，这样市场力量将决定整个过程。但我们当时的确是担心美元升值。”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承认。美元在当年夏天的反弹加剧了他们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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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10%~12%的贬值目标是谈判中另一项不确定事项。正如一位法国官员所言，尽管这个幅度不被看作“精确数字”，也不被视为“最终目标”，只是第一步，但联邦德国还是不愿意接受。联邦德国一位与会者后来称“这是无稽之谈”。要知道有一些与会者甚至质疑“无纸面记录”的合法性。联邦德国将“无纸面记录”视为讨论议程，但并不正式支持它。“所有与会者就每一条都做了评论……有一些内容被接受了，但其他的并没有。”一位联邦德国官员后来这样解释。英国的立场差不多。一位英国官员将其简单地归为“一个粗略的概要”。一位日本官员则惋惜其缺少步骤，但后来承认是因为联邦德国的反对，他并不确定干预协议的真正约束力如何。另一方面，美国与会者强调“无纸面记录”已经在会议上通过了，不过一位美国官员承认，他们同意“无纸面记录”里的所有事项，但汇率问题除外。这也是表述中加入“旨在”的原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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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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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应分别投入多少干预资金，成为五国会议上一个争论的焦点，每个国家都努力避免超出其公平负担的份额。尽管五国同意大体按各1/3的比例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之间分配干预“开支”，但干预的时机和资金量需要拿捏好政治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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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之后，华盛顿对联邦德国的干预行动不满意。两国之间的不信任，部分可追溯至1985年1月，当时五国集团在华盛顿同意应对市场的“无序”，波恩方面将五国集团的声明理解为终止美元飞涨的承诺。联邦德国接着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却发现外汇市场上只是联邦德国自己在作战，其他盟友根本没有参与。但实际上，从1985年1月五国集团会议结束到3月1日，美国货币当局在市场上卖出了合计6.59亿美元买进其他货币，1月后期操作了两次，2月三次[23]。尽管美国的这些干预可以被视为“广场行动”的前奏，但联邦德国并不满意，原因是它认为美国的立场三心二意。再者，日本货币当局总是完全在其视线之外，波恩方面感觉被出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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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联邦德国的批评，大场智满在广场会议上指出，日元在1985年冬[24]是稳定的，当时的形势并不是五国华盛顿协议中表述的“无序”。他接着提醒珀尔，依据正在讨论中的协议，珀尔应该记住9月23日周一是日本的假期（庆祝秋分），日本市场将闭市（此前的晚上，大场智满在宾馆房间查阅了日英词典，确认他使用了正确的单词表达秋分）。“现在你有了新借口”，珀尔回击说，这在原本气氛紧张的会议上引发了一次稀有的笑声。联邦德国方面争辩说，联邦银行在广场会议前已经承担了不成比例的干预责任，这部分已经完成的工作应该计入新的行动方案中。联邦德国官员后来表示，他们在1985年2月和3月的干预行动，触发了美元的长期走低。一位官员称，联邦德国的操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情绪，标志着“趋势开始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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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根据德国人在广场会议上的怀疑态度似乎可以预见到，他们会后的干预力度不会像美国和日本那样大。首先，他们并不认为广场协议具有强制性。一位联邦德国与会者后来说：“我们从来、从来都不接受（设定）一个干预的资金量。”德国人只是将干预协议视为一个意向信号，且认为因为一个协议就进行定量干预是不谨慎的。“你得观察市场情况”，这位联邦德国官员表示。[25]联邦德国同时受制于其作为欧洲货币体系事实上的领导者责任。第三章将讲到，认识到联邦德国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对理解联邦德国的广场策略至关重要。对联邦德国来说，将美元贬值对欧洲货币体系的影响最小化，及重新调整货币间汇率以避免因马克走弱而输入通胀，这两者同等重要。这是珀尔如此强烈地坚持美元有序、渐进贬值（或者说是“软着陆策略”）的原因。马克快速升值，将推高欧洲货币体系内所有货币相对非体系货币的汇率，除非欧洲货币体系国家同时卖出马克。如果它们不这样做，维系各货币间的平价关系将变得紧张。国内高通货膨胀率的最弱势货币将被抛售，因为市场会预期汇率调整。联邦德国和法国均非常担心美元/马克汇率调整给法郎带来的下跌压力和马克的升值压力。实际上，这是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在广场会议临近召开时在卢森堡秘密会议上讨论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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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货币体系内部货币间的汇率对美元波动的反应并不相同。与体系内其他货币相比，马克易于急升急跌，因为其代替美元成为国际价值储备。马克的国际重要性不断提高，这让拒绝借出马克进行国际干预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左右为难。鉴于想进行“界内干预”的中央银行“不能便利地获得其他欧洲货币体系货币，因为联邦银行拒绝这样使用马克”，美元自然成为欧洲货币体系内的干预工具。[26]另一方面，美国没有丝毫兴趣利用自身干预多元化（根据“无纸面记录”的建议通过“买进最弱势的欧洲货币、卖出最强势的”这种方式操作）去增强欧洲货币体系的内聚力。联邦银行不允许使用马克进行界内干预，意味着体系其他成员在其官方组合中没有马克。这些国家因此需要增加美元储备用以购买马克，后续再用马克维护欧洲货币体系的边界。逻辑上，广场会议之后，欧洲货币体系其他成员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买进美元以增加美元储备头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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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银行如果在欧洲货币体系其他成员买进美元卖出马克的同时卖出美元买进马克的话，那么上述操作就会抵消五国集团贬值美元的共同努力，进而动摇欧洲货币体系，因为这将加速马克对体系内其他货币的升值压力。对此两难的解决方案是“干预再分派计划”（Intervention Redistribution Plan），即欧洲货币体系内部双边掉期交易（swap），联邦德国可以借出美元，这些国家可以抛售这些美元以便买进本国货币，旨在缓解美元贬值时马克相对那些货币升值的趋势。这个方案被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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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五国集团之外的欧洲货币体系国家，如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和爱尔兰，将承担一份它们没参与讨论却已商定的干预计划中的责任。如果这几国货币中的某一种升值，它们的央行可能考虑卖出那种货币以避免本币同步升值。考虑到这种操作（特别是意大利这类国家会这样做）将使“广场行动”目标受挫，珀尔同法国央行行长迈克尔·康德苏同意负责将广场会议的汇率干预计划通知欧洲货币体系伙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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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尔在1985年9月24日上午打电话给意大利央行行长卡尔洛·钱皮（Carlo Ciampi），知会他五国集团的决定，并告诉他说，如果意大利卖出马克来维持欧洲货币体系平价水平的话，那对广场协议的行动方案“绝对会适得其反”。珀尔同时警告称，卖出马克买进美元将打压里拉，因为美元占大头的意大利外汇储备将缩水。据一位联邦银行官员讲，意大利“非常配合”，而且卖出了20亿美元储备，其中5亿美元是通过双边干预再分派计划由联邦银行借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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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银行副行长兰贝托·迪尼（Lamberto Dini）后来证实了互换货币信贷操作，同时确认意大利已经卖出了欧洲干预总量60亿美元的一半——30亿美元，这与美联储的投入规模相当。他说：“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在干预行动中的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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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同联邦德国之间关于干预问题的摩擦，持续到1985年11月13日巴黎的五国副部长级会议。那次会议上，马尔福德批评蒂特迈尔没有按照广场会议达成的协议进行干预。蒂特迈尔回应说，应该集体计算欧洲的干预规模，而不是按国家计。以意大利的干预为例，欧洲整体上兑现了承诺。一位联邦银行官员后来鸣冤叫屈：联邦德国无法大规模卖出美元，因为那会在欧洲货币体系内推高马克，给欧洲货币体系其他成员造成压力。该官员表示，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代替我们去卖出美元”，他同时抱怨美国“从不理解”欧洲货币体系的机制。珀尔和斯托尔滕贝格因此认为，美国批评联邦德国没有进行全力干预是没有依据的。事实上，美国货币当局当然注意到欧洲货币体系的机制。但他们仍然不接受联邦德国关于欧洲货币体系的干预是广场协议一部分的说法。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后来就这一问题表达了如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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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联邦德国更直接地介入美元/马克汇率干预。我们很清楚联邦银行提供了大量的融资，但对我们而言，（他们考虑的）汇率是欧洲货币体系的问题。那不是欧洲货币体系同其他两种货币（美元和日元）的问题，而是欧洲货币体系内部的融资问题，不能因此就把欧洲货币体系与其他两种货币对立起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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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于欧洲货币体系的怀疑态度始于其创立之时。20世纪70年代末，当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建议创立货币体系时，创立该体系在华盛顿一些人眼里是有着明显反美特征的举动。一些支持者批评卡特政府在外汇政策上的疏忽，并将欧洲货币体系描述成一个防御型的体系。尽管财政部内部对于欧洲货币体系的诞生非常关注，但财政部副部长安东尼·所罗门（Anthony M.Solomon）和财政部部长助理弗雷德·伯格斯滕均不想反对它。国务院的干预——敦促财政部不要公开反对欧洲货币体系，同样对财政部最终决定采取中立立场发挥了作用。不过财政部对欧洲货币体系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在里根政府主导华盛顿之后保留了下来。“毕竟，欧洲货币体系同美元和日元不相干。”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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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一方面声称其不受干预方案的约束，另一方面却又急于批评英国怠慢了广场协议。在广场会议上，英国代表明确表示不愿意支持干预行动。作为非欧洲货币体系货币，英镑在1985年夏天自当年早些时候的低点强劲升值。的确，劳森表示注意到了“无纸面记录”的要点，不过并没有同意。但在联邦德国官员眼里，英国的操作不符合广场协议的精神。他们指出，英国的一些操作是忙于买进美元补充因1985年早些时候大幅干预英镑时消耗的储备，尽管他们承诺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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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可能对联邦德国在汇率调整上的贡献感到失望，但对日本的努力则完全满意，起码最初是这样的。要知道，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准备回日本时，竹下登就安排日本代表团通知山口光秀在9月24日“尽可能坚决果断地”干预。第二天，山口在大藏省总部召开紧急会议，目标就是抛售足够多的美元，推动日元对美元汇率尽可能快地自240升到230。日本决意同东京市场上的美元买盘来一次短兵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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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省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表示：“是我们同贝克一起提出了‘广场行动’的动议，如果美元在东京市场出现反弹，那我们就没面子了。”[30]当山口在9月24日上午的关键交易时段指挥干预操作时，参加广场会议的所有成员都还在飞机上。在他下达指令让大藏省交易室进行“尽可能坚决果断地”干预前，他从大藏省预算局局长吉野良彦（Yoshihiko Yoshino）那里寻求对干预的支持，同时告诉吉野说，无论日本银行什么时间干预市场，政府每美元将损失20日元，而整个干预可能带来数百亿日元的损失。吉野同意了。在回日本的飞机上，竹下登和大场智满还就东京市场上的日元升值幅度打赌。就在他们登机之前，纽约市场上的日元报225。他们两人均下注日元应该已经升到高于225一点儿的价位。刚落东京，两人就失望地看到日元在230左右波动。日本货币当局在10月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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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银行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解释说，珀尔对于日本承诺的怀疑、欧洲人坚持要把日元推得比欧洲货币更强势以及棘轮干预政策协议，是日本坚定进行市场操作的三个主要因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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