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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同联邦德国之间关于干预问题的摩擦，持续到1985年11月13日巴黎的五国副部长级会议。那次会议上，马尔福德批评蒂特迈尔没有按照广场会议达成的协议进行干预。蒂特迈尔回应说，应该集体计算欧洲的干预规模，而不是按国家计。以意大利的干预为例，欧洲整体上兑现了承诺。一位联邦银行官员后来鸣冤叫屈：联邦德国无法大规模卖出美元，因为那会在欧洲货币体系内推高马克，给欧洲货币体系其他成员造成压力。该官员表示，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代替我们去卖出美元”，他同时抱怨美国“从不理解”欧洲货币体系的机制。珀尔和斯托尔滕贝格因此认为，美国批评联邦德国没有进行全力干预是没有依据的。事实上，美国货币当局当然注意到欧洲货币体系的机制。但他们仍然不接受联邦德国关于欧洲货币体系的干预是广场协议一部分的说法。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后来就这一问题表达了如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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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联邦德国更直接地介入美元/马克汇率干预。我们很清楚联邦银行提供了大量的融资，但对我们而言，（他们考虑的）汇率是欧洲货币体系的问题。那不是欧洲货币体系同其他两种货币（美元和日元）的问题，而是欧洲货币体系内部的融资问题，不能因此就把欧洲货币体系与其他两种货币对立起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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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于欧洲货币体系的怀疑态度始于其创立之时。20世纪70年代末，当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建议创立货币体系时，创立该体系在华盛顿一些人眼里是有着明显反美特征的举动。一些支持者批评卡特政府在外汇政策上的疏忽，并将欧洲货币体系描述成一个防御型的体系。尽管财政部内部对于欧洲货币体系的诞生非常关注，但财政部副部长安东尼·所罗门（Anthony M.Solomon）和财政部部长助理弗雷德·伯格斯滕均不想反对它。国务院的干预——敦促财政部不要公开反对欧洲货币体系，同样对财政部最终决定采取中立立场发挥了作用。不过财政部对欧洲货币体系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在里根政府主导华盛顿之后保留了下来。“毕竟，欧洲货币体系同美元和日元不相干。”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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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一方面声称其不受干预方案的约束，另一方面却又急于批评英国怠慢了广场协议。在广场会议上，英国代表明确表示不愿意支持干预行动。作为非欧洲货币体系货币，英镑在1985年夏天自当年早些时候的低点强劲升值。的确，劳森表示注意到了“无纸面记录”的要点，不过并没有同意。但在联邦德国官员眼里，英国的操作不符合广场协议的精神。他们指出，英国的一些操作是忙于买进美元补充因1985年早些时候大幅干预英镑时消耗的储备，尽管他们承诺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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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可能对联邦德国在汇率调整上的贡献感到失望，但对日本的努力则完全满意，起码最初是这样的。要知道，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准备回日本时，竹下登就安排日本代表团通知山口光秀在9月24日“尽可能坚决果断地”干预。第二天，山口在大藏省总部召开紧急会议，目标就是抛售足够多的美元，推动日元对美元汇率尽可能快地自240升到230。日本决意同东京市场上的美元买盘来一次短兵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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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省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表示：“是我们同贝克一起提出了‘广场行动’的动议，如果美元在东京市场出现反弹，那我们就没面子了。”[30]当山口在9月24日上午的关键交易时段指挥干预操作时，参加广场会议的所有成员都还在飞机上。在他下达指令让大藏省交易室进行“尽可能坚决果断地”干预前，他从大藏省预算局局长吉野良彦（Yoshihiko Yoshino）那里寻求对干预的支持，同时告诉吉野说，无论日本银行什么时间干预市场，政府每美元将损失20日元，而整个干预可能带来数百亿日元的损失。吉野同意了。在回日本的飞机上，竹下登和大场智满还就东京市场上的日元升值幅度打赌。就在他们登机之前，纽约市场上的日元报225。他们两人均下注日元应该已经升到高于225一点儿的价位。刚落东京，两人就失望地看到日元在230左右波动。日本货币当局在10月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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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银行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解释说，珀尔对于日本承诺的怀疑、欧洲人坚持要把日元推得比欧洲货币更强势以及棘轮干预政策协议，是日本坚定进行市场操作的三个主要因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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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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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是，广场会议上所有关于干预的讨论中，参与者没有充分讨论货币政策的协调。在广场会议前的预备会上，五国集团副财长已经提出了协调降息的建议，但1985年9月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具体安排。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说：“关于利率的讨论是有的，但广场会议没有就协调降息达成协议。”[32]在准备会议阶段，日本大藏省官员表现出实施降息的意愿，但前提条件是其他国家愿意一起操作。在了解到联邦德国对这一措施没有任何兴趣时，他们也明显不那么积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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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日本报纸在会后猜测，作为“灵活管理货币政策”承诺的一部分，日本银行将很快降低贴现率。[33]相反观点的报道在日本也不少，认为日本银行将维持贴现率不变，以便推低美元。[34]五国集团在货币政策协调问题上的含糊不清，在日本银行突然于1985年10月底提高短期利率时变得更明显，同时也让沃尔克感到措手不及。这一相当于提高了贴现率一个百分点的行动，由日本银行商业局设计，目的是给债券市场降温，也是为了提振日元。沃尔克生怕日本的高利率导致美元跳水，并损及日本经济增长，他向日本银行传话说，这一政策是“不必要，也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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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11月的巴黎预备会上，五国副财长就日本的高利率质疑大场智满。大场智满在回应时表示这一操作有其合理性，作为首要目标，日本必须通过日元升值来减少外部失衡。只有这样，日本才可以利用降息来启动国内刺激。因此，提高利率是推动货币汇率调整的临时性努力。大场智满补充说，这是日本银行的决定，没有征询大藏省的意见。表面上，大场智满的解释是在为日本银行的政策辩护，实际上，他是在努力疏远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距离。鉴于日本的尴尬处境，大场智满认为有义务为刺激日本国内需求提出新的承诺。他后来承认，他的解释一定令人“很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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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银行突然决定提高短期利率，说明中央银行行长们在货币政策协调的问题上既没有准备也没有意愿。美联储无意通过降低贴现率来使美元贬值，且在广场会议之后决定在货币政策上维持谨慎立场。联邦银行正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苦恼，却又不愿意放弃对货币储备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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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于货币政策协调的诸多细节放在下一章探讨，但有必要先就干预过程的复杂性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做更多的说明，即冲销干预和非冲销干预的问题。在1982年的凡尔赛峰会上，与会者提议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效果进行研究，包括冲销干预的问题。该项工作的成果——“外汇市场干预工作组报告”，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杰根森报告”[35]——被提交给了第二年的威廉姆斯堡峰会。基于其对以往那些干预政策的研究和计量模型，研究小组给出的结论是，冲销干预本身“在持续的市场压力面前似乎并没有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而且，该小组的模型推导出的结论认为，冲销干预对外汇市场的影响，“远小于”非冲销干预的效果，后者直接影响一国的基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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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杰根森报告中关于冲销干预是这样的结论，但（广场会议）似乎并没有讨论。[36]确实，广场协议根本没有配合汇率调整的恰当的货币政策措施建议。根据一位联邦德国官员的说法，没有讨论冲销干预是因为“整个讨论太学术了”。[37]在日本，山口被迫接受杰根森报告的建议。根据竹下登进行果断干预的指示，山口向日本银行官员施加压力，强调要进行非冲销操作以最大化其干预效果。在接到来自其上级大藏省的这个非同寻常的指示后，日本银行一位官员感到困惑并问道，难道大藏省不考虑非冲销干预导致的高利率吗？尽管他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但实际上日本银行的高级官员并没有进行非冲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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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中央银行一样，日本银行同样认为冲销干预更多的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对外宣称外汇交易室的日常操作不受（央行）商业局官员影响，每天在公开市场上独立进行。“货币政策的基本立场是关键所在，我们认为在当时预期经济增长走低的情况下，至少不应该去抬高利率。”然而，当日本银行部分是为应对美元反弹而在10月下旬提高短期利率时，大藏省和国外货币当局一些回避批评者将其视为日本支持非冲销干预政策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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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认为，相比干预的具体规模或货币政策上的任何抵消变化，干预的信号要重要得多。联邦银行一位官员说，他们认为冲销干预只有在改变货币市场条件方面是有效的——那并不影响货币总量；这样“整个冲销干预问题在广场会议上就不是那么重要了”。[38]不过德国人总体上不认为干预能够脱离于国内货币政策。“你必须将干预配合以恰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一位联邦德国官员解释说。他补充指出，货币政策应该是“整个行动方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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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没有纠结于冲销干预的问题。财政部认为需要采取非冲销干预。财政部和美联储之间没有探讨这个问题，因为这被看作中央银行的职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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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进行的干预通常被视为冲销操作。到1985年年底前，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基本上坚持这一立场。美国一位央行官员证实：“我的意思是美联储的所有干预都是冲销操作。我想这比较容易理解。广场协议期间也是如此。我们没有过非冲销操作。”[39]不过，不能想当然地得出结论，认为美联储冲销了所有的干预。尽管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成员相信，应冲销外汇市场操作对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但沃尔克不想将冲销问题同国内货币政策环境割裂，这与他利用货币政策让市场不断猜测美联储未来的动向相一致。前述官员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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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正面临的问题是，在要推低美元时，我们是否需要伴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在要拉高美元时，我们是否需要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无论是否有干预，都可以这么做。将这两者分开非常重要……我知道我的朋友沃尔克一直不喜欢这样考虑这个问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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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在当时，美国财政部并没有将货币政策视为美元贬值的政策工具，但确实曾考虑到贬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否要冲销掉干预的影响这个问题，则从来就没有彻底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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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中央银行对于冲销干预的不同立场，以及更明显的，对于干预和货币政策之间关系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各国在政治、制度和操作等层面的考量。日本银行相信其公开市场操作能够有效对冲干预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而联邦银行则认为其缺少这样的工具。由此，日本银行的灵活性便成了联邦银行的质疑事项。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官员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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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日本货币当局能够避免向银行和非银行系统增加流动性的后果吗？他们能够平衡、中和或冲销吗？我的答案是“能”。他们有一些有益的政策工具，但最后的结果是一致的……没有人能够对干预做到完全冲销。即便是日本，那也做不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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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银行和联邦银行的政策相当明确，美联储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则是模糊的。美联储政策考虑的政治因素，在程度上不同于联邦德国和日本。美联储每年必须就货币政策向国会汇报两次。汇报一旦完成，美联储就必须坚守这些目标，不能偏离，任何变化调整都必须合理或给出解释——一个本身就可能影响市场的理由。报告官方目标以及证明调整正当性的要求，就变成了一项货币政策工作，因为它会导致市场急剧变化。这些要求无疑使得美联储宣称，其基本政策是冲销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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