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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协调降息是在1986年3月6日、7日。联邦德国在3月6日将贴现率自4%降低到3.5%，法国于次日将利率从8.5%降低到8.25%，日本于3月7日又将贴现率从4.5%降低到4%，接着美国于当天上午将利率从7.5%降低到八年里的最低点7%。协调行动和时机选择是首要考虑因素。的确，美联储选择在3月7日上午宣布降息决定，而不是通常的降息时间下午，就是为了强调各国之间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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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国集团会议酝酿发起协调降息的影响，存在一些争议。在财政部部长们急于邀功时，中央银行行长们则认为降息和伦敦会谈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这与五国集团的那些会议或讨论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尽管这没有明显有悖于五国集团之间的协商精神，”美联储发言人约瑟夫·科因（Joseph Coyne）补充说，“协商完全是在中央银行之间进行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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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真正的突破是在1986年2月于巴塞尔召开的国际清算银行月度会议期间，11国中央银行行长参加了那次会议。根据联邦银行一位官员的说法，沃尔克和珀尔会间秘密商谈后，同意先后降低各自国家贴现率，当时并没有知会其他同事这一决定。正如一位理事后来抱怨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没有跟我们说同珀尔的谈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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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方都向沃尔克施压，要求宽松货币政策。白宫关注疲弱的经济，提醒沃尔克1986年是选举年。里根任命的美联储理事，特别是副主席普雷斯顿·马丁（Preston Martin）和理事马萨·西格尔（Martha Seger），自1985年年末就提议宽松货币政策。他们现在获得了里根新任命的两个理事曼纽尔·约翰逊（Manuel H. Johnson，财政部前部长助理）和韦恩·安格尔（Wayne D.Angell，一位来自堪萨斯的前银行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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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持续走低的油价缓解了联邦德国对通胀的担心；马克兑美元已经从1985年12月底的2.49升值到2.24，日元兑美元则升值了12%达到176的水平。贝克继续对贸易伙伴国施压，要求其刺激国内经济，威胁如果他们不作为，美元将继续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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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沃尔克则从骨子里担心美元可能自由落体式地下跌，特别是在对日元跌到180以内之后。他于1986年2月19日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做证时说：“一种货币对外价值的急剧下跌会带来持续通胀的威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货币的贬值本身并没有给出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沃尔克早已担心美元贬值的通胀效应，他不愿意单方面降息去承担更多的风险。在与珀尔秘密会面后，沃尔克考虑将美国方面的所有行动推迟至3月6日德意志联邦银行委员会会议之后，那是珀尔下一次提议联邦德国降低贴现率的机会。沃尔克因此在2月24日的美联储理事会上反对单方面降低贴现率的提议，但他的想法被其他理事以4∶3的票数否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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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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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理事主要是在1986年衰退的可能性上同沃尔克存在分歧。安格尔警告说，如果不降息，世界经济将陷入通货紧缩周期。另一位理事提出，金融领域的形势要求低利率和更快速的经济增长。马丁、约翰逊和安格尔建议沃尔克同日本和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商讨启动联合降息。这些理事也强调他们倾向于联合行动而不是单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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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沃尔克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1986年2月24日降低贴现率的投票后不久，沃尔克借故离开，其他的理事留在会议室。当天晚些时候，沃尔克邀请马丁和安格尔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们两人都知道，如果投票结果是反对我的，那我就不能继续担任主席——你们想让我继续担任主席吗？”他接着提出，如果他们推迟投票，他将同其他国家央行行长接触沟通。马丁和安格尔同意了，沃尔克又召集了一次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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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会议上，沃尔克“妥协了……（并）同意联系珀尔和澄田智……同时向我们保证会在两周内有一次协调降息行动”。[7]在其他理事同意推迟执行降息政策直到联邦银行召开会议后，降低利率的投票取得一致意见。沃尔克后来给珀尔打电话确认了联邦银行的类似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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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所谓的宫廷政变差点导致沃尔克辞职，因为作为（美联储）发言人他不再代表美联储理事会的多数意见。一些观察家对关乎政策的争论不以为然。美联储一位官员后来就强调沃尔克和马丁之间的性格冲突。[8]另外一些人则推测，马丁带头反对（沃尔克），是在谋取主席位置，宫廷政变是在试探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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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的分歧反映了“国际主义者”同“国内主义者”或“单边主义者”在政治考量上的差异。沃尔克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充分地认识到，单方面的降低贴现率将导致美元继续贬值。马丁领导的国内主义者们则一心想着国内经济，在货币政策的国际反响方面，比沃尔克考虑的要少得多。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在意国际反响。实际上，贴上国内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标签，夸大了两者之间的差异。马丁也曾建议，日本的贴现率应该在美国降息之前下调，从而避免美元可能出现的断崖式下跌，而美国如果单方面降息，这个结果就无法避免。[9]一直表示忠诚于沃尔克的安格尔后来说，他也认为协调是必要的。他总会提及，沃尔克离开美联储时在给他的照片上题字：“致信念的坚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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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贬值的影响到底如何，各种争辩、分析间存在很大分歧。沃尔克警告说，美元的快速单边下跌将引发一波通胀，而马丁则认为这两种可能性（自由落体式的贬值、通胀）都很低。马丁曾在美联储理事会上提及过几次，（美元）贬值将使得外国出口商降低价格、维持出口规模以保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这会避免通货膨胀。沃尔克无疑比马丁更关注美元的国际地位。他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作为财政部副部长的经历以及他本人此前遏制通胀的努力，成就了他对美元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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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6年4月，竹下登和澄田智均担心日元的快速升值以及日本和美国萎靡的经济前景。如果降低贴现率能促使美联储跟进降息的话，他们自然十分乐意。而且，竹下登和中曾根康弘认为，日本和美国之间高调的政策协调，将在5月日本经济峰会之前提升日本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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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日本于1986年4月21日（东京峰会前三周）就降低贴现率达成一致。日本利率降到了“二战”后的最低点3.5%。根据竹下登的说法，协调降息的决定源于4月8日与贝克在华盛顿的会面。不过，更关键的因素可能是沃尔克和澄田智于4月10日在华盛顿的一次紧急会谈。沃尔克表达了对第二季度（4—6月）美国经济增长的担忧。他同时表示美联储倾向于再度降低贴现率，吁请澄田智同时降低日本贴现率以维持两国间汇率水平。澄田智给予了“积极”回应，但在会谈过程中没有做出确定的承诺。[10]美联储在4月18日宣布降低贴现率，自4月21日起执行。宣布当天，日本货币当局在纽约外汇市场买进了2亿美元以便为美联储降息铺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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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认为，降息公告的低调语气意味着（降息的）积极性不高，他们预期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降息措施。[12]4月23日，沃尔克在众议院附属委员会上说，美国的利率已经降得够多的了，在不远的将来，他不赞成再度降息。他还说，他认为“欧洲和日本的（刺激）措施不需要等待美国的匹配措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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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执行货币政策：美国单方面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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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在1986年夏天又两次（7月10日和8月21日）降低了贴现率，每次降幅0.5个百分点。7月的降息是因为明显疲弱的经济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再者是美国盟友，特别是联邦德国不愿意刺激国内经济给美国带来的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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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的东京峰会之后，贝克和沃尔克再度对日本和联邦德国施压，要求其刺激国内需求，但遭到日本银行和联邦银行的反对。日本大藏省希望日本银行能再次降低贴现率，最好同美国的降息形成协同。再次降息原本可以帮到自由民主党的领袖们，因为他们正准备7月初的大选。日本银行称，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通常不应该对选举因素妥协，这样便避开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压力。竹下登后来承认，当时的时机并不适合降息，因为“日本银行传统上是坚决反对在临近选举时降息的”。[14]对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更多关注，被选举中的主要议题消费税所吸引，这有效地强化了日本银行（不降息）的立场。对日本银行而言，真正的危险是日元无休止的升值，尽管公众对消费税问题的专注可能缓解了对低利率的更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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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省随之用一种间接的方式促使日本银行降息。大藏省注意到，因担心美联储单方面行动将导致日元进一步升值，日本银行拒绝了日本银行在美国（降息）公告之后提出的更多干预储备的要求。在无法通过干预来支持日元/美元汇率的情况下，日本银行被迫降低贴现率以防止对日元投机的增加。对于大藏省的这种操控，一位日本银行官员后来沮丧地评论说：“（大藏省）就是在虚张声势。不管他们是否在操控，日元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要升值的。他们只是摆脱了他们（财政政策）的责任，让我们难堪。”[15]“在美国和工业国家经济总体相对低增长的背景下”，美联储的单独行动，“在政策可操作空间之内，看上去是恰当的”。但除了“迫使日本和联邦德国跟随美国降息”这个主要目标之外，美国政府可能还希望刺激经济以迎接1986年11月的国会选举。[16]日本和联邦德国均没有马上跟随美国采取行动。在日本，选举后的政治真空是日本银行没有采取行动的原因；联邦德国则缘于对经济强劲增长的预期。在美国，贝克对联邦德国和日本不愿意跟随美联储降低贴现率表示“遗憾”。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尤其是联邦德国，你注意到其失业率在9%左右、负通货膨胀（negative inflation）和负增长。美国需要帮助。在过去的42或43个月中，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世界经济……美国希望看到来自他们的援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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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宫泽喜一代替竹下登（已担任自民党总干事）出任大藏相。宫泽长期以来支持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批评中曾根内阁“滥用了汇率政策”及其紧缩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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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下登的离任给了美国货币当局一个机会，重启在当时已经了无声息的政策协调努力。就在1986年7月22日，（日本）新内阁成立后的第二天，一位高级别的美国官员表示，期望看到日本将降低贴现率作为当年秋天计划中的一揽子刺激措施的一部分。宫泽没有马上回应，而是去了舒适的消暑圣地——轻井泽，同时发布了一个声明：“货币政策应该留待央行行长们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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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银行的抵触比日本银行更强硬。尽管与（法兰克福的）联邦银行的态度相比，波恩方面倾向于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直到1986年8月中旬美元跌到两马克且科尔政府的经济政策遭到国内外批评逐渐增加前，财政部部长格哈德·斯托尔滕贝格和副部长汉斯·蒂特迈尔都没有直接向联邦银行官员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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