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599560
1703599561
用日本银行一位官员的话说，此间货币政策协调的第二个方面是，政策“完全被汇率因素所左右”。这在日本尤其明显，日元升值的幽灵通过政治体系不断地发出威胁冲击波。
1703599562
1703599563
1986年3月和4月的联合降息设计得小心翼翼，唯恐影响到汇率。日本银行强力干预市场，稳定美元币值，同时保证美联储的降息能平稳进行。不过，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在1987年2月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调贴现率。据日本银行的官员讲，甚至在1月动身去华盛顿前，宫泽还同澄田讨论决定降息“就是努力阻止日元升值，没别的”。而且，为努力控制尽可能多的变量以避免误判，日本银行希望美联储保证将不降低贴现率。
1703599564
1703599565
在日本货币当局过度关注日元与美元的关系时，联邦银行官员的关注重点是保护本币及欧洲货币体系内部的货币关系。由于欧洲货币体系的压力（主要来自法国），联邦德国先是同意升值马克，后来又同意本国政策目标配合欧洲货币体系国家间的协调要求，这些都表明维护欧洲货币体系是联邦德国优先考虑的。1986年3月和1987年1月的两次降息，是来自欧洲货币体系其他国家而不是美国的压力，最直接地迫使联邦银行采取行动。1987年1月的降息，是在体系内六国货币汇率调整十天后进行的。尽管联邦德国极度憎恶通货膨胀，且坚持联邦银行还是宪法上的独立性（这限制了联邦德国对国际协调的承诺程度），但联邦银行还是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以避免欧洲货币体系内部更多的投机和不稳定。
1703599566
1703599567
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受美元汇率的影响程度，没有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受影响的程度大。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别官员后来强调：
1703599568
1703599569
汇率是纳入考量的变量，但它终究不是一个目标或工具……相对其可能对日本的影响来说，汇率对我们总体上尚谈不上是一个重点。你看，我们从来没有让产业界相信政府或联邦银行能够对汇率有什么作为。但在日本是不同的。[28]
1703599570
1703599571
与日本银行和联邦银行相比，美联储更大程度上坚持美国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于国内经济的需要。这一原则在1986年的连续降息中得以诠释，这些降息措施是为了应对明显疲弱的经济，同时也是为了迎接中期选举。不过即便是美联储，仍然高度重视汇率同货币政策运行之间的关系。美联储一位高级官员后来总结指出：“在当时影响货币政策的几个变量中，汇率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这不是说它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汇率比以往是重要多了。”[29]
1703599572
1703599573
在干预汇率行动之初，美联储和财政部在货币政策上就有着不同的目标。筹划“广场行动”过程中，财政部曾希望美联储降低贴现率以作为美国整体政策措施的一部分。美联储当时则担忧美元的快速下跌，以及降息可能对外资流入产生负面效应——一个至关重要的关注点，因为美国已经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财政部对形势有着不同的判断：“我们知道美国是债务国。保罗·沃尔克在广场会议第二天就担心这个问题，但我们财政部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市场因素不会带来麻烦。”[30]
1703599574
1703599575
随着油价下跌，财政部的乐观看法得以证实，起码是在1986年年底前是这样。但在1987年春，“改变发生了……（而且）每天都会考虑汇率、利率对通胀预期的直接影响。那时我开始担忧世界市场的信心”[31]。据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美国货币当局当时被迫于1987年4月提高短期利率，而贝克同时则要求日本再度降低其短期利率。在中曾根首相于4月底访问华盛顿前，里根总统给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敦促他考虑降低利率以“稳定汇率”。从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期间，美国货币当局也逐渐关注汇率问题，此后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703599576
1703599577
中央银行的国际政治学
1703599578
1703599579
政策协调遭遇了两类冲突。第一类是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各自角色定位的不同认知，这一冲突跨越国界，形成了各国财政部部长作为一方、各国央行行长作为另一方的国际联盟。在广场会议上，财政部部长们承诺推动财政政策协调，却又巧妙地规避了这项任务，把所有关于协调的努力留给了央行行长们。国际范围内，每个国家都指责其他国家政策组合的不恰当。
1703599580
1703599581
第二类冲突是制定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权限问题，这在每个国家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部长之间都存在。这些冲突使得整个货币政策协调过程变得复杂。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之间固有的紧张关系，不需要转化成两个部门之间现实的、持续的冲突。五国集团各国央行的制度基础各不相同，这也经常使得统一行动变得困难。五国集团一位副部长级官员评论说：
1703599582
1703599583
五国或七国集团国家内部那些潜在关系上的分歧非常突出。联邦银行是个极端，它极其独立，本身的确拥有由其负责的宪法目标；另一个极端是你看到的法兰西银行和英格兰银行，两者都是政府的无罪代理人……日本的情况更接近法国和英国。美联储似乎是有点儿居于两种情况的中间状态，但归根结底它做不到联邦银行那么独立，尤其是在外汇问题上，因为这常规上是美国财政部负责的领域。因此，你要面对的关系是不和谐的。[32]
1703599584
1703599585
结果，“经常是联邦银行采取一个特殊立场，有时获得其他央行行长的一些支持”。各国央行行长在努力维持其他央行行长可共享的部门利益的同时，还会留意财政部部长们的政治需求。
1703599586
1703599587
在五国集团伦敦会议上，日本大藏省就展示了它可以在一个行动中一再利用的主导权。竹下登力图通过规避国际协调来维护他的地盘：财政政策的自主权。由此他将大家的注意力导向货币政策，特别是协调性的降息举措上，从而缓解他利用财政政策工具刺激经济的压力。
1703599588
1703599589
德意志联邦银行则拒绝像日本银行那样被编派，忠实地坚持“联邦银行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在市场压力促使马克上涨时，联邦银行允许马克升值，而并未调整国内货币政策（降低贴现率）。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体系的问题上，联邦德国的中央银行家们设法将决策责任从中央银行转移到财政部，这一举动被日本银行的官员所羡慕。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官员在1987年1月谈及欧洲货币体系内的汇率调整时说：“我很感激斯托尔滕贝格做出了政治上痛苦的决定——升值马克。”[33]联邦银行转移政治压力维持独立性的能力，同日本银行无法抗拒大藏省的压力，这两者之间的反差反映了两国中央银行组织上的差异。与联邦银行不受任何其他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同，日本银行要接受大藏省的监管，这些监管包括以下权力：发布指示、解聘日本银行官员、许可或批准日本银行几乎所有的活动。[34]
1703599590
1703599591
参与者之间的制度差异直接影响了谈判的进程。联邦德国宪法保证联邦银行的独立性，这显然加强了联邦德国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使得波恩阻止了所有威胁其权威性的举动。宪法的约束同时也可能制约了那些原本更灵活的手段，使得波恩方面无法调和。而且，一旦其他参与者意识到这种不妥协，意识到无法实现责任义务均担，那么他们也不愿意做出坚定的承诺。比如，联邦银行无视美国在1986年夏提出降低联邦德国贴现率的要求，这导致日本银行也拒绝了美国的诉求。根据日本银行官员的说法，在1986年7月初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会议上，澄田从珀尔那儿得知联邦银行将抵制美国的压力后，自己也有了勇气。这一大胆的抵制与日本银行通常的做法不同，一些银行官员视其为“中央银行家们英雄般的团结”。
1703599592
1703599593
从联邦银行的角度，其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发挥了锚的作用。联邦德国中央银行官员相信，他们可能承担了最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必须“在国际政策协调过程中所有明显的政治废话里”坚持负责任的经济政策。[35]这些官员视日本银行为五国集团中一个“搭便车的”，不认同日本银行官员迎合政治利益并向压力低头的心态。
1703599594
1703599595
美联储同政府部门之间也有着相当的独立性。政府部门没有直接的通道能够影响美联储的政策。美联储是国会设立的机构，也向国会汇报。此外，相关官员的个人权威在实践中决定着美联储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36]作为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展示了一个强势央行行长的形象。他20世纪80年代早期应对通胀的经历，在全世界央行行长中间赢得了尊重甚至是敬畏。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别官员充满赞誉地说：“我猜测，战斗的沃尔克骨子里是德国人。这是他如此反通胀的原因。”[37]
1703599596
1703599597
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内，沃尔克能够抵制来自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斯普林克尔的压力，后者试图加强其在货币政策上的影响力。
1703599598
1703599599
因此，当沃尔克强烈恳请日本和联邦德国刺激他们的经济时（特别是自1986年春开始），其他国家的央行行长百思不得其解，在沃尔克遭遇“宫廷政变”时也是。在贝克发起广场会议并迫使沃尔克成为政策协调过程中的另一个参与者时，沃尔克不可挑战的权威和权力显然打了折扣。作为回应，联邦银行于1986年10月在纽约设立了一个代表处，同美国财政部建立了直接联系。在珀尔和马尔福德的一系列沟通之前，联邦德国就密切关注谁才是政策协调中心。
1703599600
1703599601
美国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法律上的独立，给行政系统提供了一个替罪羊——国会，任何指责都可以甩过去。眼前的明显例子就是政府部门断言，国会应该为没有缩减财政赤字负责。对美国的贸易伙伴来说，这变成了一个信誉问题：美国政府落实某项承诺的能力一旦被质疑，美国的外交信誉通常就受到不利影响。
1703599602
1703599603
从这个角度说，广场会议是被《葛兰姆法案修正案》推动的，因为政府部门从修正案减少财政赤字的承诺中获得了一些信誉。根据美联储一位理事的说法，这一立法也促使美联储的一些理事在降低贴现率的问题上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
1703599604
1703599605
[1]New York Times, 20 January 1986.
1703599606
1703599607
[2]New York Times, 20 January 1986.
1703599608
1703599609
[3]New York Times, 20 January 1986.
[
上一页 ]
[ :1.7035995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