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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之间的制度差异直接影响了谈判的进程。联邦德国宪法保证联邦银行的独立性，这显然加强了联邦德国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使得波恩阻止了所有威胁其权威性的举动。宪法的约束同时也可能制约了那些原本更灵活的手段，使得波恩方面无法调和。而且，一旦其他参与者意识到这种不妥协，意识到无法实现责任义务均担，那么他们也不愿意做出坚定的承诺。比如，联邦银行无视美国在1986年夏提出降低联邦德国贴现率的要求，这导致日本银行也拒绝了美国的诉求。根据日本银行官员的说法，在1986年7月初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会议上，澄田从珀尔那儿得知联邦银行将抵制美国的压力后，自己也有了勇气。这一大胆的抵制与日本银行通常的做法不同，一些银行官员视其为“中央银行家们英雄般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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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邦银行的角度，其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发挥了锚的作用。联邦德国中央银行官员相信，他们可能承担了最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必须“在国际政策协调过程中所有明显的政治废话里”坚持负责任的经济政策。[35]这些官员视日本银行为五国集团中一个“搭便车的”，不认同日本银行官员迎合政治利益并向压力低头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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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同政府部门之间也有着相当的独立性。政府部门没有直接的通道能够影响美联储的政策。美联储是国会设立的机构，也向国会汇报。此外，相关官员的个人权威在实践中决定着美联储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36]作为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展示了一个强势央行行长的形象。他20世纪80年代早期应对通胀的经历，在全世界央行行长中间赢得了尊重甚至是敬畏。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别官员充满赞誉地说：“我猜测，战斗的沃尔克骨子里是德国人。这是他如此反通胀的原因。”[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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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内，沃尔克能够抵制来自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斯普林克尔的压力，后者试图加强其在货币政策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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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沃尔克强烈恳请日本和联邦德国刺激他们的经济时（特别是自1986年春开始），其他国家的央行行长百思不得其解，在沃尔克遭遇“宫廷政变”时也是。在贝克发起广场会议并迫使沃尔克成为政策协调过程中的另一个参与者时，沃尔克不可挑战的权威和权力显然打了折扣。作为回应，联邦银行于1986年10月在纽约设立了一个代表处，同美国财政部建立了直接联系。在珀尔和马尔福德的一系列沟通之前，联邦德国就密切关注谁才是政策协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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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法律上的独立，给行政系统提供了一个替罪羊——国会，任何指责都可以甩过去。眼前的明显例子就是政府部门断言，国会应该为没有缩减财政赤字负责。对美国的贸易伙伴来说，这变成了一个信誉问题：美国政府落实某项承诺的能力一旦被质疑，美国的外交信誉通常就受到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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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说，广场会议是被《葛兰姆法案修正案》推动的，因为政府部门从修正案减少财政赤字的承诺中获得了一些信誉。根据美联储一位理事的说法，这一立法也促使美联储的一些理事在降低贴现率的问题上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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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ew York Times, 20 Januar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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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ew York Times, 20 Januar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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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w York Times, 20 Januar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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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inancial Times, 20 Januar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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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inancial Times, 21 Januar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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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all Street Journal, 10 March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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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者采访一位反对沃尔克的美联储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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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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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sahi Shimbun, 25 January 1986, evening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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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Volcker expresses strong expectation about Japan’s rate cut”, Asahi Shimbun, 12 April 1987, evening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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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sahi Shimbun, 19 April 1986, evening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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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告说：降息举措是一个技术性改变，意在让贴现率同现行市场利率水平更相称。New York Times, 19 Apri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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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aul A. Volcker,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Finance, US House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Commerce, 23 Apri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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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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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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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Wall Street Journal，11 Jul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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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Wall Street Journal，13 Jul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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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作者采访美国和联邦德国货币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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