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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相信浮动汇率体系的运行能够恢复我们国际收支平衡的人，应该根据超过贸易账户盈余、赤字效应的现代资本流动来重新审视他们的观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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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伍德是一位温和的共和党自由贸易者，他的基本问题很重要，即“一个没有政府干预去减缓汇率波动的美元公开市场，是否与自由公开的贸易品市场相容”。为抵制保护主义者的贸易立法，帕克伍德在一些能够纠正外部失衡的实用政策中寻找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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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但更多的注意力是直接放在干预上。一个13人的参议院民主党贸易政策工作组，呼吁里根政府通过同贸易伙伴协调一致，努力采取更干预主义的汇率政策，尝试建立汇率目标体系。主持工作组的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说：“我们必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度僵化和当下的过度波动之间找到平衡。”本特森批评政府“公然无视”汇率的波动，指出这已经使得美国公司重新海外布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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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新一轮谈判议程的确定，加强了货币和贸易事务之间的联系。参议员约翰·丹弗斯（John C.Danforth，密苏里州共和党）和本特森以纳入货币事务作为同意新一轮关贸总协定谈判的条件。丹弗斯说：“国会应该坚持要求纠正汇率问题的明确计划……作为授权总统……开始新一轮谈判的条件……如果汇率问题不解决，那贸易政策就无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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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会议员试图将国会对汇率的监督纳入贸易立法中。其中一个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在经常账户余额出现大量赤字时干预外汇市场的《1985年竞争汇率法》，原本会减少美联储和财政部在国际货币政策上的相机抉择权。由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蒙大拿州民主党）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纽约州民主党）提出的另一个法案，要求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建立战略性外汇储备以“抵制并减缓美元的任何升值；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努力拉低美元，实现所谓的软着陆；应对如自由落体般下跌这种可能的大幅波动”。1985年8月1日，参议员比尔·布莱德利（Bill Bradley，新泽西州民主党）提出《战略性资本储备法案》，建议本质上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允许冲销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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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国会变得全力关注汇率问题，那就有些夸张了。实际上，国会是密切关注贸易问题而不是汇率本身。帕克伍德后来说，国会并没有给贝克施加压力去调整汇率，其参议院的同事们也没有这样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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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参议院没有像考虑贸易逆差和他们认为的来自我们的一些贸易竞争者的不公平待遇一样去考虑美元高估的问题。国会自身定位是贸易立法，法案有好有坏，以及税收立法，（税率）有高有低。但我们认为自己不应该经常去插手全球汇率调整事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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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贝克的行动并不是对国会要求美元贬值压力的直接回应：它更多的是阻止国会中保护主义力量的先发制人式的行动，是另辟蹊径应对贸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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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可能性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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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同里甘之间广为人知的职位对调，贝克接任了财政部部长一职。就任时，他对美元没有明确的政策，而美国的贸易失衡已经相当严峻。[22]正如内阁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观察到的，“除了一个得克萨斯人对高利率的厌恶和一个政治家对长期影响的漠视以外，贝克谈不上有什么经济理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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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的助手理查德·达曼在国际货币外交方面也是新手。对新领域的生疏，使得两人难以就系统性的改变制订计划。达曼于1985年4月起草了一份对国际经济体系进行理想化改革的框架文件。贝克和达曼力图有序改变当下体系。来自商界、国会和外国的压力，要求他们对美元采取一些行动，“但对那些有兴趣独立（于眼前的考量）改变体系的人来说，这也是着手改变体系的很好理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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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改变体系的共同意愿，绝不会减少他们必须要克服的障碍。贝克的博弈对手广布各个层面且势力强大。第一，总统并不喜欢美元贬值这个想法；第二，里甘可能反对他的继任者马上推翻其既往政策；第三，贝克威胁打掉财政部里舒适的官僚作风；第四，作为经济学家和1973年浮动汇率制的创始人之一，乔治·舒尔茨可能将“新体系”理解为走向管理浮动体系；第五，斯普林克尔无疑会反对任何影响市场自发波动的尝试；第六，作为这个国家中央银行的领导者，沃尔克可能会感到其管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威胁；第七，外国人不一定愿意支持对现状的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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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对贝克和达曼新设计方案的潜在反对者中，沃尔克和舒尔茨尤其需要谨慎对待。在广场会议和东京峰会之前，贝克先是向沃尔克和舒尔茨做了说明，然后才向外国与会者介绍他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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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5年6月开始，贝克就经常同舒尔茨共进早餐，达曼和副国务卿约翰·怀特海德（John Whitehead）通常也参加。贝克几乎就所有关乎国际经济政策的关键问题了解了舒尔茨的看法。“我们在财政部和国务院之间交换了一些文件，非常敏感的文件，这形成了秋季（广场会议）安排的基础。”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这样说。舒尔茨提醒贝克不要就汇率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并对干预想法持保留态度，同时告诉贝克说：“干预不是万能药。”舒尔茨一直非常担心，他曾让怀特海德直接告诫达曼进行干预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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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和达曼无法忽略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保罗·沃尔克。在达曼担任财政部副部长不久，他便同沃尔克共进午餐，并解释了他对新国际经济政策（政策协调和干预策略）的想法。“天啊，这是个巨变！”沃尔克大声喊道。不过，沃尔克让达曼认为他并不反对新政策。贝克和达曼意识到他们联合沃尔克的重要性。他们决定不重复前任那些抨击美联储的战术，而是通过利用财政部控制的政策工具——汇率，绕过美联储去实现同样的目标。这样沃尔克就别无选择，只能同财政部新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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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喜欢自由浮动体系的舒尔茨被劝说支持贝克的新方案，同时沃尔克也不再是问题。其他的潜在障碍也解决了。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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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各种不同的观点都有了。总统喜欢金本位，所以他赞成非常严格的汇率关系。里甘以前是非常喜欢浮动汇率，但他有一回说过想召开一次国际货币会议，所以他已经有不同立场了……斯普林克尔则完全支持浮动汇率。里甘最重要的顾问艾尔·金根（Al Kingon）支持稳定的体系，所以我们各个派别的人都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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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官员进一步解释了贝克和达曼的方案如何避开了斯普林克尔的反对，或者说更重要的，如何避开斯普林克尔和舒尔茨的联合打压。“普遍认为，斯普林克尔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一阶段，他是在经合组织会议上读了报纸才知道（举行一次国际货币会议的计划）。”[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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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斯普林克尔并不是唯一一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贝克–达曼方案的一个考虑就是要出其不意。“我想我们是在（广场会议前）24小时内知会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关键人士的，所以没有太多时间组织反对。”“就在广场会议前几天”，[27]贝克向总统简要提及了“广场行动”计划。在广场会议前一天下午，达曼通知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和总统的助手艾尔弗雷德·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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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战术并不限于闪电式行动。他们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控制着白宫发言稿的进度，从而在1985年的国情咨文中加入了举办一次国际货币会议的暗示。“我们是在相当后期的稿子中把它加进（国情咨文中）的，而没有在早期到处流传的稿子中加。我们有关键撰稿人的帮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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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70年代浮动汇率的支持者，舒尔茨为什么支持“广场行动”仍然有一些神秘。有几种可能：第一，舒尔茨的确是华盛顿政治的关键人物，清楚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因此，他在卷入经济事务的过程中很谨慎，尽管在这些事务特别是关于国际经济政策的事务上他仍然有兴趣。舒尔茨清楚财政部对汇率政策的管辖权，正如其一位助手强调的，“记住，他是财政部前部长，他知道游戏规则”。除此之外，舒尔茨日程上的其他事务——裁军会议、尼加拉瓜和中东问题，占据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他把很多国际经济政策事务安排给了负责经济和农业的副国务卿艾伦·沃利斯（W. Allen Wallis）。财政部通常不会经常与沃利斯沟通，只要需要国务院的支持，无论什么时间，财政部部长都是直接联系舒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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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像斯普林克尔，舒尔茨从不是浮动汇率问题方面的理论家。他更务实，这可能缘于他1982年加入里根政府之前担任柏克德（Bechtel）公司主席。全美最大建筑服务机构的高管经历，可能让他对美元高估的危险变得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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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摩根记得舒尔茨对商界要求调整日元/美元汇率立场的支持，“他是一位早期的支持者，他让这个话题继续……是舒尔茨对里甘说，‘唐，这里的工商业界正面临困难’”。1983年9月，在同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Shintaro Abe）[29]会谈时，舒尔茨突然提议讨论“日元/美元问题”，表现出他对商业利益的支持。这在日本打击了大藏省，因为大藏省搞不清楚舒尔茨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开始担心其地盘可能被外务省涉足。1983年11月，舒尔茨再次向安倍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提醒安倍，美国国务院和日本外务省应当敦促两国货币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因为两国相关机构似乎都不愿意对货币汇率失调的严重问题投入太多精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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