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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里根明确且不妥协的反加税立场，他在汇率上更模糊的态度，让贝克在汇率干预问题上拥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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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率外交的很多事务上，财政部传统上拥有主导地位，而且向美联储指示谈判条款。正如约翰·康纳利（John B. Connally）1971年的史密森协定和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1978年的美元防御计划，贝克的“广场行动”首先是由财政部独家操作的独角戏，这一点最重要。[33]作为财政部部长，贝克成为总统经济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这一角色帮助他发起“广场行动”并从国内主义的角度来管理它。委员会本身在形成策略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也从没有把“广场行动”纳入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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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的官僚起初不愿意支持逆转干预政策。尽管财政部的公务员个个身手不凡，但在倡议开创性措施方面并没有什么大建树。相反，财政部通常发现自己埋头于日常琐事，其一度得到的评价是“一个因为布雷顿树木看不到布雷顿森林的机构”[34]。随着强势的政治委派者担任机构领导，财政部的官员也意识到他们必须“明哲保身”，最初的不情愿逐渐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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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会的压力成为财政部采取行动的重大诱因。如果财政部仍然在汇率问题上犹豫不决，国会眼看就要介入财政部的地盘了。有几个法案正要减少货币当局的相机抉择权，要求他们干预市场。财政部因此不得不表现出采取行动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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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就任的贝克–达曼团队对国会的要求很敏感，甚至是接受，这与其前任形成鲜明对比。将美国的政策转向新方向的条件成熟了。贝克是一位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同里甘以往的做法不同，他对华尔街关注得更少，对商界利益和大众的意见更敏感。而且，到1985年春，已经无法无视国会中关于贸易问题的纷争声音了。最终，贝克和达曼面对的压力，达到了里甘–斯普林克尔团队从未经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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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5年8月末参与制定贸易政策到广场会议时，里根政府终于承认“必须意识到政府过度开支和财政赤字（以及）美元最近的强势这些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且同意将“通过敦促波恩峰会与会国家履行承诺、消除其经济中的僵化和失衡，促使贸易伙伴采取措施加快经济增长”。政府希望新的策略“将推动这些国家货币的逐渐走强，并提振美国出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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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问题待解。首先，美国是该发起主办一次工业大国间的高级别会议，讨论这些问题且实施可能的改革，还是该继续依靠临时委员会跟踪十国集团的研究。财政部没有向其他部门、机构透露其计划的任何信息。其他内阁部长的共识是，财政部一个部门是不可能召集工业国家间的高级别会议的。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舒尔茨的支持让贝克选择利用五国集团作为政策协调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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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涉及债务问题。同样，财政部仍然是严格保密信息。尽管“财政赤字和强势美元的负面影响”是问题的核心已经成为广泛共识，但即便是在广场会议召开之前的经济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贝克还是言语模糊地对其他内阁部长说，他们可以把美元问题和欠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留给他去解决。关于债务问题，贝克、舒尔茨和沃尔克在1985年6月开始设计新的增长导向方案。国务院的怀特海德、沃利斯和道格拉斯·麦克明（Douglas Mcminn）以及财政部的达曼、马尔福德参加了讨论欠发达国家债务问题的那些会议。在1985年10月宣布的所谓贝克计划，是众人建议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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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元汇率的看法，行政系统中的观点五花八门，这对贝克一方十分有利。政府特别是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的“商人们”支持美元贬值。1985年6月，商务部副部长莱昂内尔·H. 奥尔默（Lionel H. Olmer）以国际贸易局局长身份做的四年总结报告中指出，美元贬值“要求大幅削减联邦赤字”，这对于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生存至关重要。[36]甚至连五角大楼（国防部）都担心强美元导致对进口的过度依赖。但正如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后来指出的那样，舒尔茨的支持是决定性的，因为“有了他的支持，白宫就安静了”。[37]支持汇率的各种意见合力，开始压制住流行的自由市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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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和达曼在新政策上的谨小慎微以及政策本身逐渐增加的实用性，让他们免于意识形态原因带来的攻击。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出现完全脱离其前任策略的迹象。美元一开始贬值，随之而来的就是难度更大的财政政策调整。在财政政策的问题上，向来志同道合的贝克和达曼的意见似乎稍有相左。在某些场合，达曼毫不掩饰地怀疑依靠日本、联邦德国财政刺激来解决失衡问题的有效性。他承认这两个国家的国内增长对避免世界经济衰退很重要，但他并不认为那是解决贸易问题的有效途径。他对人浮于事的官僚作风和低质量教育体系的诟病广为人知，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倾向于采取微观经济措施。贝克则从一开始就对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国内需求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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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舒尔茨给增长战略带来了突破。在国务院一位官员称之为“里根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演说之一”里，舒尔茨弥合了里甘的趋同战略与考虑中的财政政策协调之间的差异。舒尔茨建议调整美国和日本两国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导致大量资本因利差及继之的美元高估因素从日本流入美国的两国间结构性失衡，很大程度上缘于日本的过度储蓄和美国的储蓄不足，他没有提及汇率干预，而是建议日本应该消除限制投资和消费增长的结构性约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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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贝克同意舒尔茨的分析，但并没有接受他的药方——调整，原因是所需时间太长无法实施根本性的改革，具体目标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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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舒尔茨的初衷是避免汇率干预和“火车头战略”，不过其演讲有助于降低政府中对“火车头战略”根深蒂固的反对情绪，同时为“广场行动”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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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知道里根政府内部充斥着各种思想流派，而且如参议员杰克·肯普这样一些共和党的重量级人物密切关注着经济政策制定过程，贝克和达曼于是采取了一种渐进主义策略。毕竟，迟至1984年夏天，在共和党总统的思维里还有金本位制，而另外一些保守人士则狂热地坚持浮动汇率和不干预。而且，总统本人已经将其政治声誉捆绑在了“强美元意味着强美国”这句流行口号上。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不说那是彻底的脱离，实际上，在政府内部，我们口是心非地讲那确实只是温和调整，变化没有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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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贝克、里甘职位对调对政策变化的影响程度存在争议。首先，里甘不像斯普林克尔那么教条。里甘的助手金根向其建议，应考虑在里根总统第二任期之初召集一次国际货币会议，里甘对这个建议很认可。在美元于1985年2月开始下跌时，里甘可能已经对贝克后来同样面临的那些诱因做出了反应。实际上，作为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并不反对贝克的计划。根据里甘在白宫的一位助手讲，里甘对新政策是“支持的”，因为新政策在“贝克的职责”范围之内。[39]菲尔德斯坦推断：“作为（下跌的美元的）新闻发言人，任何人都不得不应付美元下跌这个现实。我认为只要谈到广场会议，没有人会关心里甘会说什么。他不能再坚持认为美元是政府政策成功的尺度。”[40]同时应该注意到，如果没有里甘对财政部税务专家起草的税收改革最初蓝本的支持，贝克和达曼不可能在1986年提出税务改革立法。里甘本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投入到后续的政策协调中（比如经济指标计划和卢浮宫协议的参考范围机制）仍然是个疑问，特别是里甘如果仍然留在财政部、斯普林克尔也留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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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可能是，贝克、里甘工作对调的主要影响在于时机。贝克刚入职财政部不久美元就开始下跌，而且“在1985年3月，对美国经济展望的更悲观重估和关于利率的观点变化，开始对汇率构成压力。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市场的紧缩迹象更加突出，金融和经济失序将恶化的风险加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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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二级政府债券交易商的破产，对体系产生了直接且明显的冲击。包括地方政府和储蓄机构在内的许多客户持续亏损，导致大量存款从州提供保险的储蓄机构流出，俄亥俄州尤其严重。市场期望美联储向这些国内金融机构提供援助。但美联储没有这样做，美元继续快速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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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下跌给贝克提供了一个“顺势而为”的有利时机：推动汇率调整。从1985年2月末的高点直到4月中旬，美元对英镑已经下跌了20%，对其他欧洲货币下跌了15%；对日元下跌了6.5%。[42]国会里强大的保护主义情绪增加了对货币政策强势立法的可能性，这又给了贝克实施其新政策的理由。里根政府开始着手应对保护主义立法，特别是在秋季国会召开时。一些大胆的新举措是政治需要。要应对蠢蠢欲动的保护主义举措（比如要求总统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采取措施的《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汇率调整看上去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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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刚刚结束，达曼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机场偶遇《战略性资本储备法案》起草者、参议员比尔·布莱德利，据称达曼嘲弄地说，“现在可以从文件筐里把你的法案找出来扔掉了”[43]。这一说法反映了国会的行动同政府先发制人的行动之间的紧密关联。时间上，国会的压力让贝克的策略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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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贝克“可能性的艺术”也应该归功于强大的共和党总统。可以感觉到，1984年总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里根总统的影响力在1985年达到了顶峰。如果行政系统表现弱势的话，贬值美元并放弃国内主义经济政策的光荣孤立策略，将需要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关于这一点，罗伯特·库特（RobertKutter）的话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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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是沃尔特·蒙代尔提出了这个方案，那会作为全球计划的一个幼稚呼吁而被忽略……如同艾森豪威尔从朝鲜撤军、戴高乐同阿尔及利亚的协议，或者尼克松访问中国，这只能由一个保守的政府来完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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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广场协议为代表放弃单边的经济政策，是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同保护主义压力恶化背景下的贸易问题之间调和的产物。到1985年夏天，国内商界、外国政府以及国会两党均施压要求政府部门调整汇率政策。贝克彻底颠覆政策和演绎“里根经济学”的能力，不是什么奇迹，更多的是策略的使用和财政部的机构身份，还有就是来自舒尔茨和沃尔克这些重量级人物的支持。贝克–达曼计划是渐进的，一定程度上掩饰了个中的变化。另外，因为美国机构设置的原因，汇率政策的责任落在财政部，所以对贝克来说工具是现成的。再者，行动的可信度因为里根总统十足的影响力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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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新贸易政策的过程中，政府中是贝克和达曼打头阵。他们认识到，庞大的财政赤字是高利率和美元高估的原因，因此需要削减赤字。他们发现了问题的根源，但却因为里根总统的强势和经济的强劲而未能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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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并没有脱离此前的思路。贝克的税收改革只是重申了“里根经济学”的原则。就普遍关心的预算而言，政府选择以《葛兰姆法案》为重点，将其描述为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万灵丹。[45]不过，税收改革、《葛兰姆法案》以及反对保护主义，是美国向其五国集团伙伴不得不做的三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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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三个人均是美国影视文化界名人，该参议员以三个人的形象来描述美元强弱。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Monetary Policy, US Senate Committee on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23 Octob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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