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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缺点，竹下登却掌控着自己的行事节奏。他知道作为有志于首相位置的政治家，他需要在国际上曝光。因为经常被中曾根和政治对手、外相安倍（众所周知，安倍与乔治·舒尔茨关系密切）置于幕后，竹下登在国际上并不知名。他因此发展同贝克的关系，这在他看来于政治上有帮助、于个人也有吸引力，胜于同唐·里甘的交往。他感觉，里甘那种华尔街式的施政风格与他有些志不相投。在1985年4月的国际货币基金临时委员会会议和5月的波恩峰会期间，竹下登同贝克会晤。他建议贝克就所有议题在他们之间进行政治家间的对话，而不只限于金融事务，这被视为日本最有可能接任中曾根的政治家向里根政府的“经济首相”发出的信号[17]。考虑到他的目标，竹下登在6月21日同贝克的会晤中建议通过联合干预调整汇率就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了，他是期望通过启动一个贝克–竹下登两国集团战略，使其本人能够获得更多国际关注。当时，竹下登是完全认识到日元/美元汇率的调整需要，从而抓住这次机会在两国之间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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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阀政治让日本制定政策的过程变得复杂，安倍的外务省同竹下登的大藏省之间的摩擦就是例子。竹下登警觉地得知，安倍已经同乔治·舒尔茨于1983年9月讨论了日元和美元的问题，尽管这是在舒尔茨的要求下。一回到日本，安倍就立刻向竹下登转述说他已经告诉舒尔茨，“我赢不了这场游戏，因为您是职业经济学家”，意在去除不必要的猜疑。竹下登对安倍表示了感谢，同时强调，“这类事务应该交由专家处理，大藏省已经在研究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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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下登同宫泽喜一之间的竞争更激烈。作为自民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宫泽公开批评中曾根内阁紧缩的财政政策。日元在1986年4月的大幅升值让竹下登处境被动，同时给宫泽提供了攻击中曾根内阁“无为”政策的口实。在4月末一次内阁和自民党联席经济政策委员会上，宫泽直言不讳地追问，为什么日元汇率在中曾根访问华盛顿之后再次直线上涨；他想知道中曾根和里根在日元/美元汇率问题上做出了什么决定。这种罕见的批评让中曾根和竹下登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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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件后不久，宫泽在一次演讲中再度指责中曾根内阁：“内阁为什么没有更有效地应对目前的困境？所有的人都能预见到今天的形势。里根–中曾根关系最终是日本听命于美国吗？”[19]据竹下登一位密友透露，在听到针对自己的这种尖刻批评后，这位大藏相爆发了：“我不会饶恕任何利用这类极其重要的政策谋取个人政治利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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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春季以后，关于“强日元”的争议在日本政界持续发酵。前首相田中角荣的拥护者山下元利（Ganri Yamashita）在给其支持者的信中反映了这种紧张程度。山下和前副首相二阶堂进，试图通过报复式的同室操戈让前首相田中角荣派系成员竹下登难堪。山下在信中批评道：“现在所有人都在承受‘强日元’萧条的痛苦。到底谁是这种‘强日元’乱局的罪魁祸首？”[20]这显然是要把竹下登推到被告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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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夏天取得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后，中曾根决定让宫泽喜一代替竹下登出任大藏相，这一定程度上是想通过让宫泽作为内阁成员承担决策责任，以避免更多尖锐的派系摩擦。正如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在宫泽同样无法实现控制失控的日元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时，竹下登的难题（即他成功实施的“广场行动”却对其个人造成如此负面的影响）被部分地缓解了，他不再需要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根据日本政治中的“共识交易和派系平衡”规则，这两位藏相都称不上是取得了胜利，实际上，他们俩都没有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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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政策方面，政治考虑是政府希望避免一项政策明显胜过另一项的原因。中曾根因此机敏地把宫泽喜一的扩张主义财政政策纳入1987年春的补充预算中，同时通过让宫泽承担维持中曾根内阁财政紧缩信号的责任拉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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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宫泽是大藏省的元老，但他一到大藏省上任，竹下登时期藏相办公室同大藏省官僚体系间建立的良好关系就破裂了。宫泽将接任竹下登的消息传到大藏省，“不要仅仅因为其官僚家族背景就对其怀有幻想”的警示就流传开来。大藏省尤其注意到宫泽对宽松财政政策的大胆支持以及他不是“同竹下登一样好的倾听者”。而且，宫泽喜一与三方委员会国家“建制派”（theEstablishments）千丝万缕的联系及其老练世故的思维，在大藏省并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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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藏省内部大小官僚密集地游说反对，但一项6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仍然在1987年5月末宫泽喜一、内阁秘书后藤田正晴（Masaharu Gotoda）和自民党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席伊藤正义（Masayoshi Ito）间举行的高层会议上获得通过。宫泽喜一给大藏省官员们带来的挫败感日渐增强，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宫泽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阵营的。他们批评他不愿意“尽本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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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藏省对宫泽喜一有看法，但却不能无视其在政界的分量。大藏省的官员们根本不能冒险疏远这样一位强大的派系领袖。讽刺的是，正是宫泽喜一的影响力削弱了大藏省。1986年秋，宫泽竭力将一个重磅的财政刺激计划纳入补充预算。他的努力赢得了自民党对次年春天更具雄心的补充预算案的支持。另外，1986年10月他与贝克在旧金山的秘密会谈（最终形成贝克–宫泽协议），让秉承国内主义的精英们感到警觉，因为他们被排除在计划之外，但却提升了宫泽本人的地位。原因在于宫泽能够利用贝克的言论支持财政刺激计划，对抗大藏省强大的官僚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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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省对财政刺激计划的反对，同样因日本经济制定部门的分歧及国内需求的停滞而弱化。在1977—1979年的“火车头战略”时期，日本通产省支持经济刺激措施，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扩张主义者和派系领袖的通产相河本敏夫（Toshio Komoto），突破常规地介入了这一议题。尽管通产省自1983年开始就持续呼吁，但至少到1987年春，通产省在财政刺激措施上的行动并不是特别积极。不过，通产省是在考虑财政刺激的同时寻求日元升值，这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与美国之间冲突不断的贸易形势；第二，汇率波动对贸易的破坏性影响。如索尼公司主席盛田昭夫这样重量级的实业家，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呼吁需要稳定汇率。通产省前官员、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会长赤泽漳一（Shoichi Akazawa），以关系密切的私人顾问身份向中曾根建议过采取目标区体系。大体上说，享受了近五年低估日元好处的出口商并没有强烈反对日元升值。到那时，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开发了复杂的汇率对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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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以影响力不断提高的大证券公司为后盾的金融部门支持日元升值策略。在金融专家逐渐挤掉传统公司决策者的制造业领域，把“强日元”视为灾难的言论已经不再有说服力了。也许最重要的是，日本制造业部门加速向海外转移产能，使得他们更加强调汇率的稳定。经济实实在在的转型逐渐改变了日本商界对“强日元”的看法，尤其是对广场会议后日元升值导致的“强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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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美元汇率走势的突然逆转，首先打击了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中小规模出口商。通产省随即发布了一项包括1000亿日元（4.868亿美元，按205日元兑1美元的汇率计）低息贷款的紧急财政救助计划。这些贷款通过三家准政府金融机构在1985年10月到次年3月间发放。该建议是基于通产省的调研，大部分行业认为日元兑美元汇率在220~250之间是出口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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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和美国国会迅速以“不公平的政府补贴”为由反对这个做法，指出其明显违反关贸总协定的规则。（美国）政府官员想起1978年日元升值之后日本政府对出口商们推出的类似救助措施，即所谓的“强日元法规”，这项法规导致美国对日本5种金属制品征收反倾销税。简单来说，救助计划只是被视为冲销日元升值影响的手段。美国方面如此激烈的批评，迫使通产省只能将救助基金用于那些出口导向的中小规模企业，帮助其转向国内需求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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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对这些传统国内经济政策工具——对受汇率调整冲击的行业施以援手——的密切关注，限制了通产省的政策影响范围。通产省随后在政策方面变得谨慎，只是小心地鼓励受影响行业将其生产转移到国外，特别是到美国。与此同时，美元的快速下跌（有可能会自由落体般地下跌）激起了产业界的批评，因为大家确信汇率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据通产省一位高级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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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元兑美元逼近180的水平，纺织和钢铁行业开始尖叫了，造船业也过来要求支持；当升破170时，电子甚至汽车行业也开始哭喊了。但是逐渐地，这些请求更多的是要求稳定汇率而不是逆转趋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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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通产省在此期间对国外特别是美国保护主义冲击的敏感程度，要甚于对“强日元”对日本产业负面冲击的担心。通产省的紧张程度可能是前所未有：日美之间持续恶化的外部失衡将导致国际贸易体系——一个曾非常完美地符合日本经济利益的体系——的崩溃。通产省副相藤川信二（Shinji Fukukawa）在1986年秋天表达了他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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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目前，日本仍只是在利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我相信我们必须改变这种观念，而且日本必须承担起维护国际经济体系的相应责任，同时应该在提供国际公共品方面发挥作用、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必须同我们的贸易伙伴合作，全力纠正日本的外部失衡问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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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提出，比汇率调整“更综合的措施是必要的，以便彻底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但他同时强调通产省不相信浮动汇率体系，指出“浮动体系无法很好地控制经常账户头寸”[24]。值得关注的是，在通篇演讲中，他丝毫没有提及支持被冲击行业的政策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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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元汇率的逐步攀升，通产省争取财政刺激措施的行动（即藤川所称“综合措施”的重要环节）取得了进展。虽然地方商业团体叫嚷着要求财政刺激措施，但通产省惊讶地发现，其在这项工作中几乎没有得到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主要的商界游说组织）的支持。联合会的领袖们已经支持了中曾根的行政改革和财政紧缩政策——他们压上了各自全部声望，不可能马上转向支持更宽松的财政政策。一位商界高管批评联合会的领袖们说：“你知道，那里没有人想让大槻文平（Bumpei Otsuki）难堪，他现在是行政改革委员会主席。即便是斋藤英四郎（Eishiro Saito，联合会主席）也不会有什么动作。”大槻文平是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Nikkeiren）前主席，也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之一。中曾根邀请他主持研究进一步行政改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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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团体联合会寂寂无声的局面，通产省甚至考虑同大藏省做一个交易：支持大藏省推动的消费税计划，以换取其对财政支出的承诺。但大藏省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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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大选后，随着“公共工程派”资深成员田村元（Hajime Tamura）被任命为通产相，通产省的行动计划开始加速。田村在“派”中向其同行们密集游说，并对大藏省预算局直接施压，使得新的财政措施在1987年春天获得采纳。可能是他在经合组织巴黎部长级会议上与贝克的偶遇强烈刺激了大藏省，后者对这次非同寻常的会面很警觉。外务省在敦促大藏省实施刺激政策上也发挥了作用。1987年5月，外务省设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从日本国际责任和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国际影响角度，分析宏观经济政策。这一举措代表着外务省对经济政策的关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外务省经济局局长渡边美智雄同贝克的财政部接触，并把触角直接伸到首相办公室和自民党领袖那里去打探消息。外务省在七国峰会外交上的地位，也使得其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外交”成为必要，特别是中曾根需要在即将召开的威尼斯峰会显示声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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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7年春，通产省和外务省的联合压力成功击败了大藏省对财政刺激措施的抵制。不过（影响大藏省的），关键因素仍然是执政的自民党成员特别是伊藤正义的政治影响力。伊藤是宫泽派资深的中坚人物，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老政治家，他建议宫泽利用这次机会去实施宫泽的财政刺激政治纲领。据报道，他在决定6万亿日元的刺激政策前一天对宫泽说，这是宫泽“把自己的想法加到政策里”的好机会，因为在中曾根去职首相之后，宫泽可能不会留任大藏相，这样也就不可能负责1988年的财政预算。[25]促使中曾根和大藏省接受新财政刺激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了解到1986财年的税收出乎意料地增长了约2.4万亿日元，他们在当时没有公开这一数字。中曾根后来承认了这个“小伎俩”：“在大藏省向我汇报之前，野村研究所的（主席）中川幸次（Yukitsugu Nakagawa）更早地告知了我这个数字。数据秘密地来自日本银行信源。”[26]中曾根于是收到了经济团体联合会领袖大槻文平对新刺激政策的支持，利用特殊政策绕开对政府开支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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