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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省对财政刺激计划的反对，同样因日本经济制定部门的分歧及国内需求的停滞而弱化。在1977—1979年的“火车头战略”时期，日本通产省支持经济刺激措施，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扩张主义者和派系领袖的通产相河本敏夫（Toshio Komoto），突破常规地介入了这一议题。尽管通产省自1983年开始就持续呼吁，但至少到1987年春，通产省在财政刺激措施上的行动并不是特别积极。不过，通产省是在考虑财政刺激的同时寻求日元升值，这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与美国之间冲突不断的贸易形势；第二，汇率波动对贸易的破坏性影响。如索尼公司主席盛田昭夫这样重量级的实业家，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呼吁需要稳定汇率。通产省前官员、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会长赤泽漳一（Shoichi Akazawa），以关系密切的私人顾问身份向中曾根建议过采取目标区体系。大体上说，享受了近五年低估日元好处的出口商并没有强烈反对日元升值。到那时，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开发了复杂的汇率对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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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以影响力不断提高的大证券公司为后盾的金融部门支持日元升值策略。在金融专家逐渐挤掉传统公司决策者的制造业领域，把“强日元”视为灾难的言论已经不再有说服力了。也许最重要的是，日本制造业部门加速向海外转移产能，使得他们更加强调汇率的稳定。经济实实在在的转型逐渐改变了日本商界对“强日元”的看法，尤其是对广场会议后日元升值导致的“强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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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美元汇率走势的突然逆转，首先打击了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中小规模出口商。通产省随即发布了一项包括1000亿日元（4.868亿美元，按205日元兑1美元的汇率计）低息贷款的紧急财政救助计划。这些贷款通过三家准政府金融机构在1985年10月到次年3月间发放。该建议是基于通产省的调研，大部分行业认为日元兑美元汇率在220~250之间是出口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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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和美国国会迅速以“不公平的政府补贴”为由反对这个做法，指出其明显违反关贸总协定的规则。（美国）政府官员想起1978年日元升值之后日本政府对出口商们推出的类似救助措施，即所谓的“强日元法规”，这项法规导致美国对日本5种金属制品征收反倾销税。简单来说，救助计划只是被视为冲销日元升值影响的手段。美国方面如此激烈的批评，迫使通产省只能将救助基金用于那些出口导向的中小规模企业，帮助其转向国内需求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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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对这些传统国内经济政策工具——对受汇率调整冲击的行业施以援手——的密切关注，限制了通产省的政策影响范围。通产省随后在政策方面变得谨慎，只是小心地鼓励受影响行业将其生产转移到国外，特别是到美国。与此同时，美元的快速下跌（有可能会自由落体般地下跌）激起了产业界的批评，因为大家确信汇率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据通产省一位高级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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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元兑美元逼近180的水平，纺织和钢铁行业开始尖叫了，造船业也过来要求支持；当升破170时，电子甚至汽车行业也开始哭喊了。但是逐渐地，这些请求更多的是要求稳定汇率而不是逆转趋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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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通产省在此期间对国外特别是美国保护主义冲击的敏感程度，要甚于对“强日元”对日本产业负面冲击的担心。通产省的紧张程度可能是前所未有：日美之间持续恶化的外部失衡将导致国际贸易体系——一个曾非常完美地符合日本经济利益的体系——的崩溃。通产省副相藤川信二（Shinji Fukukawa）在1986年秋天表达了他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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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目前，日本仍只是在利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我相信我们必须改变这种观念，而且日本必须承担起维护国际经济体系的相应责任，同时应该在提供国际公共品方面发挥作用、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必须同我们的贸易伙伴合作，全力纠正日本的外部失衡问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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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提出，比汇率调整“更综合的措施是必要的，以便彻底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但他同时强调通产省不相信浮动汇率体系，指出“浮动体系无法很好地控制经常账户头寸”[24]。值得关注的是，在通篇演讲中，他丝毫没有提及支持被冲击行业的政策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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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元汇率的逐步攀升，通产省争取财政刺激措施的行动（即藤川所称“综合措施”的重要环节）取得了进展。虽然地方商业团体叫嚷着要求财政刺激措施，但通产省惊讶地发现，其在这项工作中几乎没有得到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主要的商界游说组织）的支持。联合会的领袖们已经支持了中曾根的行政改革和财政紧缩政策——他们压上了各自全部声望，不可能马上转向支持更宽松的财政政策。一位商界高管批评联合会的领袖们说：“你知道，那里没有人想让大槻文平（Bumpei Otsuki）难堪，他现在是行政改革委员会主席。即便是斋藤英四郎（Eishiro Saito，联合会主席）也不会有什么动作。”大槻文平是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Nikkeiren）前主席，也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之一。中曾根邀请他主持研究进一步行政改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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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团体联合会寂寂无声的局面，通产省甚至考虑同大藏省做一个交易：支持大藏省推动的消费税计划，以换取其对财政支出的承诺。但大藏省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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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大选后，随着“公共工程派”资深成员田村元（Hajime Tamura）被任命为通产相，通产省的行动计划开始加速。田村在“派”中向其同行们密集游说，并对大藏省预算局直接施压，使得新的财政措施在1987年春天获得采纳。可能是他在经合组织巴黎部长级会议上与贝克的偶遇强烈刺激了大藏省，后者对这次非同寻常的会面很警觉。外务省在敦促大藏省实施刺激政策上也发挥了作用。1987年5月，外务省设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从日本国际责任和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国际影响角度，分析宏观经济政策。这一举措代表着外务省对经济政策的关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外务省经济局局长渡边美智雄同贝克的财政部接触，并把触角直接伸到首相办公室和自民党领袖那里去打探消息。外务省在七国峰会外交上的地位，也使得其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外交”成为必要，特别是中曾根需要在即将召开的威尼斯峰会显示声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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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7年春，通产省和外务省的联合压力成功击败了大藏省对财政刺激措施的抵制。不过（影响大藏省的），关键因素仍然是执政的自民党成员特别是伊藤正义的政治影响力。伊藤是宫泽派资深的中坚人物，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老政治家，他建议宫泽利用这次机会去实施宫泽的财政刺激政治纲领。据报道，他在决定6万亿日元的刺激政策前一天对宫泽说，这是宫泽“把自己的想法加到政策里”的好机会，因为在中曾根去职首相之后，宫泽可能不会留任大藏相，这样也就不可能负责1988年的财政预算。[25]促使中曾根和大藏省接受新财政刺激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了解到1986财年的税收出乎意料地增长了约2.4万亿日元，他们在当时没有公开这一数字。中曾根后来承认了这个“小伎俩”：“在大藏省向我汇报之前，野村研究所的（主席）中川幸次（Yukitsugu Nakagawa）更早地告知了我这个数字。数据秘密地来自日本银行信源。”[26]中曾根于是收到了经济团体联合会领袖大槻文平对新刺激政策的支持，利用特殊政策绕开对政府开支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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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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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省将日元/美元汇率调整作为避免财政刺激政策的手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代表了对1971年确定的政策优先次序的背离。不过，公平地讲，大藏省并不是主动行动，而是对来自不同阵营压力做出被动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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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压力，外部压力也逐渐增强。要应对美国针对日本国内政策提出的指责，竹下登和山口是早该主动行动的。从结果看，外压（gaiatsu）是对大藏省抵制态度的决定性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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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外压在日本的决策过程中被制度化了，日本经济决策制定过程的僵化是其得以扎根的环境因素。要对利益团体持续保持敏感的决策者，无法忽视外国利益对国内政治环境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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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国压力转移国内对不受欢迎政策的关注是一项被普遍采用的策略。这种情况下，日本和海外观察家意识到外压在克服日本僵化体系时的作用。这种僵化是制度和文化因素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自下而上、共识导向的决策过程，以及国内主义凌驾于国际主义、国内政治机构在责任承担方面必须均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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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拟议政策的可能落败者，会力图动员所有资源去影响“下层”和国内主义者，同时要求其他支持者也必须做出牺牲以均担责任。自民党、官僚机构和受政策建议影响的产业的“政策派”间各种内部联盟产生的单一议题政治，增加了政策建议注定失败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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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日本“广场行动”的一位国际主义者撰写的文章，真实地描述了日本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作者绪方四士郎（Shijuro Ogata）在文章叙述的时期内担任日本银行副行长。绪方的文章是为日本银行内刊撰写的，题目叫“出国的一百个提醒事项”。他在文章中发问：“为什么日本在国际上不能发挥符合其经济实力的领导角色？”他历数了各种原因，诸如语言能力不足，教育体系未能培养出顶级优秀人才，而是让所有的学生处于平均水平。他接着又触及了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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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日本的决策过程太过拘泥于意见统一的体系，以至于日本的海外代表很容易在国内人群竭力同他们“凝聚共识”时被同化。不过，如果他们“凝聚共识”太多，那将非常死板地束缚他们，从而使其无法灵活地应对新情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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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义者时常怀疑国际主义者的能力和效率，以及是否能够向外国人“全面解释”，日本国内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合理约束制约了他们满足外国要求的能力。“我听到一些人指责我说，‘沃尔克还在说那些废话吗？天哪，那一定是因为绪方解释得不好’。”[28]绪方指出，国内主义者会有挫败感，因为他们倾向于相信，那些沉溺于定期答复外国要求的国际主义者们，在抗辩和批评其他国家的不足时不够强势。他总结说，“对我们（国际主义者）来说，在国内消除误解比在国外这样做更重要”，“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一个方式，是把国内那些盛气凌人的主儿暴露在外国舆论之下”。他很遗憾没有陪同这些“盛气凌人的主儿”参与各种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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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突然辞去职务并被安排新岗位时，伦敦的《经济学人》分析了这一变化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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