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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提出，比汇率调整“更综合的措施是必要的，以便彻底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但他同时强调通产省不相信浮动汇率体系，指出“浮动体系无法很好地控制经常账户头寸”[24]。值得关注的是，在通篇演讲中，他丝毫没有提及支持被冲击行业的政策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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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元汇率的逐步攀升，通产省争取财政刺激措施的行动（即藤川所称“综合措施”的重要环节）取得了进展。虽然地方商业团体叫嚷着要求财政刺激措施，但通产省惊讶地发现，其在这项工作中几乎没有得到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主要的商界游说组织）的支持。联合会的领袖们已经支持了中曾根的行政改革和财政紧缩政策——他们压上了各自全部声望，不可能马上转向支持更宽松的财政政策。一位商界高管批评联合会的领袖们说：“你知道，那里没有人想让大槻文平（Bumpei Otsuki）难堪，他现在是行政改革委员会主席。即便是斋藤英四郎（Eishiro Saito，联合会主席）也不会有什么动作。”大槻文平是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Nikkeiren）前主席，也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之一。中曾根邀请他主持研究进一步行政改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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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团体联合会寂寂无声的局面，通产省甚至考虑同大藏省做一个交易：支持大藏省推动的消费税计划，以换取其对财政支出的承诺。但大藏省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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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大选后，随着“公共工程派”资深成员田村元（Hajime Tamura）被任命为通产相，通产省的行动计划开始加速。田村在“派”中向其同行们密集游说，并对大藏省预算局直接施压，使得新的财政措施在1987年春天获得采纳。可能是他在经合组织巴黎部长级会议上与贝克的偶遇强烈刺激了大藏省，后者对这次非同寻常的会面很警觉。外务省在敦促大藏省实施刺激政策上也发挥了作用。1987年5月，外务省设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从日本国际责任和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国际影响角度，分析宏观经济政策。这一举措代表着外务省对经济政策的关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外务省经济局局长渡边美智雄同贝克的财政部接触，并把触角直接伸到首相办公室和自民党领袖那里去打探消息。外务省在七国峰会外交上的地位，也使得其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外交”成为必要，特别是中曾根需要在即将召开的威尼斯峰会显示声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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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7年春，通产省和外务省的联合压力成功击败了大藏省对财政刺激措施的抵制。不过（影响大藏省的），关键因素仍然是执政的自民党成员特别是伊藤正义的政治影响力。伊藤是宫泽派资深的中坚人物，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老政治家，他建议宫泽利用这次机会去实施宫泽的财政刺激政治纲领。据报道，他在决定6万亿日元的刺激政策前一天对宫泽说，这是宫泽“把自己的想法加到政策里”的好机会，因为在中曾根去职首相之后，宫泽可能不会留任大藏相，这样也就不可能负责1988年的财政预算。[25]促使中曾根和大藏省接受新财政刺激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了解到1986财年的税收出乎意料地增长了约2.4万亿日元，他们在当时没有公开这一数字。中曾根后来承认了这个“小伎俩”：“在大藏省向我汇报之前，野村研究所的（主席）中川幸次（Yukitsugu Nakagawa）更早地告知了我这个数字。数据秘密地来自日本银行信源。”[26]中曾根于是收到了经济团体联合会领袖大槻文平对新刺激政策的支持，利用特殊政策绕开对政府开支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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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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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省将日元/美元汇率调整作为避免财政刺激政策的手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代表了对1971年确定的政策优先次序的背离。不过，公平地讲，大藏省并不是主动行动，而是对来自不同阵营压力做出被动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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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压力，外部压力也逐渐增强。要应对美国针对日本国内政策提出的指责，竹下登和山口是早该主动行动的。从结果看，外压（gaiatsu）是对大藏省抵制态度的决定性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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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外压在日本的决策过程中被制度化了，日本经济决策制定过程的僵化是其得以扎根的环境因素。要对利益团体持续保持敏感的决策者，无法忽视外国利益对国内政治环境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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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国压力转移国内对不受欢迎政策的关注是一项被普遍采用的策略。这种情况下，日本和海外观察家意识到外压在克服日本僵化体系时的作用。这种僵化是制度和文化因素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自下而上、共识导向的决策过程，以及国内主义凌驾于国际主义、国内政治机构在责任承担方面必须均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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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拟议政策的可能落败者，会力图动员所有资源去影响“下层”和国内主义者，同时要求其他支持者也必须做出牺牲以均担责任。自民党、官僚机构和受政策建议影响的产业的“政策派”间各种内部联盟产生的单一议题政治，增加了政策建议注定失败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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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日本“广场行动”的一位国际主义者撰写的文章，真实地描述了日本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作者绪方四士郎（Shijuro Ogata）在文章叙述的时期内担任日本银行副行长。绪方的文章是为日本银行内刊撰写的，题目叫“出国的一百个提醒事项”。他在文章中发问：“为什么日本在国际上不能发挥符合其经济实力的领导角色？”他历数了各种原因，诸如语言能力不足，教育体系未能培养出顶级优秀人才，而是让所有的学生处于平均水平。他接着又触及了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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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日本的决策过程太过拘泥于意见统一的体系，以至于日本的海外代表很容易在国内人群竭力同他们“凝聚共识”时被同化。不过，如果他们“凝聚共识”太多，那将非常死板地束缚他们，从而使其无法灵活地应对新情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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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义者时常怀疑国际主义者的能力和效率，以及是否能够向外国人“全面解释”，日本国内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合理约束制约了他们满足外国要求的能力。“我听到一些人指责我说，‘沃尔克还在说那些废话吗？天哪，那一定是因为绪方解释得不好’。”[28]绪方指出，国内主义者会有挫败感，因为他们倾向于相信，那些沉溺于定期答复外国要求的国际主义者们，在抗辩和批评其他国家的不足时不够强势。他总结说，“对我们（国际主义者）来说，在国内消除误解比在国外这样做更重要”，“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一个方式，是把国内那些盛气凌人的主儿暴露在外国舆论之下”。他很遗憾没有陪同这些“盛气凌人的主儿”参与各种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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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突然辞去职务并被安排新岗位时，伦敦的《经济学人》分析了这一变化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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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他经常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会议，他在国外有很多朋友，似乎比国内的朋友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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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告一周后，绪方先生于9月25日开始了新的工作。中央银行的那种豪华几日游式的会议要一去不复返了。他被转而安排出任日本开发银行（20世纪50年代为发展需要设立）副行长……绪方先生是政治斗争中一颗被牺牲的棋子。通常是日本银行任命日本发展银行的高管。8月，日本银行已初拟绪方先生的下属广田佑一（Yuichi Hirota）先生担任该职务。但那个提议显然是被首相办公室否决了。后者希望有更资深的人选，因为日本发展银行的地位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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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者则找到了其他的一些原因：中央银行在利率问题上同大藏省角力，大藏省是要急于强调其对中央银行的影响吗？抑或是绪方先生为自己利益考虑而过于国际化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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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是阴谋论者甚至是非阴谋论者制造了那些理由。温文尔雅的绪方先生本人成为容易被盯上的目标，是他为了在货币外交方面的声望而在大藏省挑起机构间的猜忌而造成的吗？他曾被提名为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甚至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人选。也有可能他在日本银行时得罪了国内主义者，他们对其同沃尔克的私下闲聊非常不满，这些闲聊扰乱了日本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传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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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作为中央银行副行长的最后一天，苏联中央银行的副行长前来拜访。在绪方告诉他说自己将要到日本开发银行任职、今后要全身心投入到国内事务后，这位苏联银行家说：“根据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日本的国内问题就是国际问题。”绪方由衷地同意这个说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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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压实际上的确“将国内那些耀武扬威的主儿直接暴露于国际舞台上”，没有外压，政策要发生彻底的改变是不可能的。1985年春，外压之风开始从美国国会刮来，那里的保护主义势头正高。通过联合干预调整日元和美元汇率的新动议，因为日本面临保护主义攻击而启动。汇率调整本身是大藏省预算局和税务局里的国内主义者同国际金融局里的国际主义者之间斗争的直接成果，前者坚持“弃汇率坚持紧缩财政”，后者则认为日本应该提出一些刺激措施从而说服美国通过共同干预市场来调整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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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义者对广场公报里“地方政府”追加投资条款向大场智满让步的傲慢态度，体现了国内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之间的纠葛。国际主义者清楚他们需要美国财政部对干预策略做出承诺；否则，要在财政政策上取得进展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国内主义者则把前述的“让步”作为共担责任——外压政治的第三个特点——的证据而炫耀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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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的推进，暴露了日本决策中的结构性障碍。经济政策协调中涉及的自上而下和国际主义的决策机制，动摇了日本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结构。日本银行（国内主义者）商务局突然提高短期利率的决定，部分是被外压带来的挫败感所触发。大藏省一位前高官描述其为日本银行“国内大男人霸气的”做法。大藏省预算和税务局里的低级官员强烈抵制东京峰会上的指标体系建议，这使得日本的国际承诺受到了很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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