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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银行副行长赫尔穆特·施莱辛格同“守旧派”联系得比较多。他在联邦德国银行界德高望重，被视为“核心的主心骨”，原因在于他对价格稳定和保守主义的坚定信念（用财政部一位官员的话说，他的坚定“甚至可能超出了波恩的期望”）。由此，珀尔一方面必须对付如施莱辛格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同时还不得不表现出没有向美国妥协，以免疏远了“核心”、失去所有的信誉。例如，基于这个考虑，珀尔就在1986年8月邀请施莱辛格到他家里同沃尔克会谈。他同时建议斯托尔滕贝格让施莱辛格参与其他涉及政策协调的绝密谈判。此前的类似会议仅限于斯托尔滕贝格、珀尔和蒂特迈尔。施莱辛格在卢浮宫会议后成为这类会议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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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尔只能小心行事。面对国际上要求降息的压力时，他经常会向其他中央银行家特别是美联储官员说明，他必须处理许多内部问题，同时要求他们给他更多时间。长此以往，珀尔便让其他国家央行官员们一直处于猜测之中，因为他们不能确定珀尔是真的希望降息，还是只是将国内主义者的争论当作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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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全球股市暴跌的次月），当波恩和华盛顿之间的争论升温时，两国国内主义者间出现了冲突。美国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再次批评联邦德国的货币政策，宣称由施莱辛格筹划的加息引发了金融市场危机。这一攻击显然意在孤立那些“核心”的资深官员，让他们看起来罪大恶极。结果这在联邦德国引起一片哗然，招惹了施莱辛格背后的保守势力，珀尔的处境因此就更微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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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向浮动汇率转变让联邦银行能够加强对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控制，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联邦银行在控制货币政策方面面临两个新的挑战。首先是快速增长的预算赤字，其次是马克作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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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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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德国，财政部承担着制定财政政策的首要责任。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财政部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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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7年颁布《稳定和增长法案》开始，联邦政府依托财政政策管理宏观经济。在联邦政府内部，财政部在预算制定过程中主导着财政政策。财政部部长将政府部门中所有中层官僚机构的支出计划合并，作为预算的总体框架，然后向内阁提交一份预算草案。在内阁中，财政部部长和总理一起发挥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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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法案限制了联邦议会的作用，如果没有匹配的增加收入的建议，联邦议会不得提出任何增加开支的预算修改意见。该法案允许联邦政府否决所有因支出增加导致的预算调整。尽管执政联盟要获得议会对其税收和开支这些重要事项的支持并不难，但下面两个因素在实践中弱化了其对财政政策的主导能力：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政府中不同党派控制了不同的权力部门，社会民主党控制了财政部，自由民主党则掌握了经济部，这样的结构安排削弱了联邦政府推行综合或严厉措施的能力；其次，联邦政府控制的公共投资不超过50%，全国总的公共开支和投资占比则只有大约15%，[12]其余的部分则来自州和地方政府。实际上，州的上院可以否决某些影响本州金融或行政利益的法规。地方一级党派政治力量进一步限制了联邦政府推行其计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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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限制，联邦德国的财政政治学就同日本类似，本质上是被动的。预算制定受到本国经济环境突然、短期变化影响，例如1966—1967年、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经济危机期间频繁出现的情况。第一次危机带来的是对预算计划性的进一步强调，并写进了《稳定和增长法案》及后续的类似法律中；第二次危机引发了一段时间的简化预算过程管理；第三次导致国家干预的大幅减少（去管制化、放弃反周期政策以及私有化）和公共开支的削减（明显不利于社会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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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80年选举的临近，预算政治学在两个选项之间摇摆：是降低预算赤字还是减税。联邦银行倾向于前一个药方，而自由民主党则偏向后者。科尔政府通过联邦德国政治中两个极其独立的机构发表观点，在两个政策之间调和，同时推动减税和削减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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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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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意识形态在联邦德国宏观经济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和支持凯恩斯主义赤字福利社会的工会一方，同右翼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和自由民主党以及呼吁增加投资机会和去管制的商界一方之间的分歧逐渐尖锐起来。但现实中，由于政府坚持渐进主义方法以及联合政府中的党派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并不那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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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社会民主党的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刚刚当选执政时就发现，自由民主党的汉斯·弗里德里希（Hans Friderichs）和赫尔穆特·施密特（1972年接替卡尔·席勒担任经济和财政部部长）这两个经济类部长强势且老练，要调和他们的关系实在是太难了。勃兰特因此决定将经济和财政部分拆为两个独立的机构，就像以前的机构设置，以便维系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盟。他任命弗里德里希担任经济部长，施密特继续担任财政部部长。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论随之而来：弗里德里希强调维持高度紧缩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而施密特则呼吁更宽松的立场，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内部担心紧缩政策对就业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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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争论是“技术性而不是战略性的，是联合政府内部后续争论的代表”，因为负责联邦银行关系的社会民主党财政部部长，就担心协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同政府财政政策的战术问题，尤其是它们考虑到需要再膨胀时。[13]施密特策略性地向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做出让步，同时通过将部分压力转移到货币政策上的方式减轻财政政策的负担。这种安排是必要的，因为多党联合政府不允许政策上的骤然巨变。除此之外，职业官僚在经济决策过程中仍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联邦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毫发无损，其权威稳固且未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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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联邦银行在维持其权威的同时会带来一些痛苦的后果。一个例子是，因严格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的1966年稳定危机，把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赶下了台；另一个例子是前文提及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珀尔猝然加息造成了施密特下台。卡赞斯坦（Katzenstein）观察到，“联邦银行一心追求货币稳定，是联邦德国经济政策中给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带来同样烦恼的最常见因素”[14]。另外，联邦银行的稳定政策和工会的工资约束相互支持，两者又给联邦银行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持。[15]就影响联邦德国经济决策过程的意识形态而言，最重要的一条是联邦银行准则——为文化、政治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发挥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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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有两个教训左右了战后联邦德国经济政策：第一，货币的管理极其重要，不能交由政治家来负责；第二，国民经济极其重要，不能成为联邦政府的专属领地。体现这些考虑因素的机构和政治安排，既避免了过分倚重凯恩斯主义，又杜绝了过分的供给侧政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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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对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渐进主义方法（经常被外国人视为“德国人的固执”）的普遍支持，体现了系统性安排，机构间的竞争确保了交叉检验，同时又因为文化约束而不会产生剧烈变化。美国财政部一位已经习惯于同德国人打交道的官员提醒其顶头上司，不要期望出乎意料的好事情：“你知道，你不能提议去做某件事，因为你是在利用其他人的资源（besitzstand），这个资源基本上涵盖已经取得的地位、积累的利益、特权和资格等。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资源，只要不损及其他人的资源，你尽可以往前推进，但这样将极大地缩小你自己的腾挪空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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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赞斯坦在分析联邦德国经济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动态时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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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过去的30年里，联邦德国的半主权地位是其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大有利条件。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是否仍会是一项优势，那就不只是联邦德国考虑的问题，多方都会开始关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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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将取决于马克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尤其是其在欧洲货币体系内的未来角色，以及联邦银行作为欧洲货币体系核心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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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欧洲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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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协议后不久，珀尔向美国听众阐述了他对国际货币体制及其前景稳定性的看法。他强调，欧洲货币体系已经在欧洲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货币稳定区域。他将这一成功归因于体系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干预和信贷机制以及以物价稳定为首的经济政策目标的广泛统一。关于物价稳定，他宣称：联邦德国是领跑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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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联邦银行兜底般的承诺，欧洲货币体系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不可能有那种出乎意料的适应力的（珀尔的第一个八年任期恰好是欧洲货币体系的第一个八年）。公平地说，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功还应归功于联邦德国政府毫不轻松的担当，用波恩一位官员的话说就是：“在关键的汇率调整谈判中，我们一直同意马克升值，尽管这给（联邦德国）国内政策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他进一步指出，“联邦德国政府始终支持联邦银行在欧洲货币体系内的协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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