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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80年选举的临近，预算政治学在两个选项之间摇摆：是降低预算赤字还是减税。联邦银行倾向于前一个药方，而自由民主党则偏向后者。科尔政府通过联邦德国政治中两个极其独立的机构发表观点，在两个政策之间调和，同时推动减税和削减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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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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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意识形态在联邦德国宏观经济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和支持凯恩斯主义赤字福利社会的工会一方，同右翼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和自由民主党以及呼吁增加投资机会和去管制的商界一方之间的分歧逐渐尖锐起来。但现实中，由于政府坚持渐进主义方法以及联合政府中的党派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并不那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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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社会民主党的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刚刚当选执政时就发现，自由民主党的汉斯·弗里德里希（Hans Friderichs）和赫尔穆特·施密特（1972年接替卡尔·席勒担任经济和财政部部长）这两个经济类部长强势且老练，要调和他们的关系实在是太难了。勃兰特因此决定将经济和财政部分拆为两个独立的机构，就像以前的机构设置，以便维系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盟。他任命弗里德里希担任经济部长，施密特继续担任财政部部长。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论随之而来：弗里德里希强调维持高度紧缩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而施密特则呼吁更宽松的立场，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内部担心紧缩政策对就业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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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争论是“技术性而不是战略性的，是联合政府内部后续争论的代表”，因为负责联邦银行关系的社会民主党财政部部长，就担心协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同政府财政政策的战术问题，尤其是它们考虑到需要再膨胀时。[13]施密特策略性地向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做出让步，同时通过将部分压力转移到货币政策上的方式减轻财政政策的负担。这种安排是必要的，因为多党联合政府不允许政策上的骤然巨变。除此之外，职业官僚在经济决策过程中仍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联邦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毫发无损，其权威稳固且未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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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联邦银行在维持其权威的同时会带来一些痛苦的后果。一个例子是，因严格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的1966年稳定危机，把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赶下了台；另一个例子是前文提及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珀尔猝然加息造成了施密特下台。卡赞斯坦（Katzenstein）观察到，“联邦银行一心追求货币稳定，是联邦德国经济政策中给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带来同样烦恼的最常见因素”[14]。另外，联邦银行的稳定政策和工会的工资约束相互支持，两者又给联邦银行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持。[15]就影响联邦德国经济决策过程的意识形态而言，最重要的一条是联邦银行准则——为文化、政治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发挥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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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有两个教训左右了战后联邦德国经济政策：第一，货币的管理极其重要，不能交由政治家来负责；第二，国民经济极其重要，不能成为联邦政府的专属领地。体现这些考虑因素的机构和政治安排，既避免了过分倚重凯恩斯主义，又杜绝了过分的供给侧政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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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对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渐进主义方法（经常被外国人视为“德国人的固执”）的普遍支持，体现了系统性安排，机构间的竞争确保了交叉检验，同时又因为文化约束而不会产生剧烈变化。美国财政部一位已经习惯于同德国人打交道的官员提醒其顶头上司，不要期望出乎意料的好事情：“你知道，你不能提议去做某件事，因为你是在利用其他人的资源（besitzstand），这个资源基本上涵盖已经取得的地位、积累的利益、特权和资格等。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资源，只要不损及其他人的资源，你尽可以往前推进，但这样将极大地缩小你自己的腾挪空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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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赞斯坦在分析联邦德国经济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动态时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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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过去的30年里，联邦德国的半主权地位是其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大有利条件。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是否仍会是一项优势，那就不只是联邦德国考虑的问题，多方都会开始关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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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将取决于马克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尤其是其在欧洲货币体系内的未来角色，以及联邦银行作为欧洲货币体系核心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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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欧洲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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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协议后不久，珀尔向美国听众阐述了他对国际货币体制及其前景稳定性的看法。他强调，欧洲货币体系已经在欧洲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货币稳定区域。他将这一成功归因于体系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干预和信贷机制以及以物价稳定为首的经济政策目标的广泛统一。关于物价稳定，他宣称：联邦德国是领跑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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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联邦银行兜底般的承诺，欧洲货币体系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不可能有那种出乎意料的适应力的（珀尔的第一个八年任期恰好是欧洲货币体系的第一个八年）。公平地说，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功还应归功于联邦德国政府毫不轻松的担当，用波恩一位官员的话说就是：“在关键的汇率调整谈判中，我们一直同意马克升值，尽管这给（联邦德国）国内政策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他进一步指出，“联邦德国政府始终支持联邦银行在欧洲货币体系内的协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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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联邦德国的最高利益取决于其欧洲伙伴国，联邦德国同这些国家间的贸易额超过联邦德国贸易总额的一半，马克同这些货币间的汇率在法律上（通过欧洲货币体系）或事实上是稳定的。联邦德国同美国间的双边贸易额仅占联邦德国贸易总额的10%左右，同日本间的双边贸易则更低，只占大约3%。此外，美元最近的波动导致联邦德国的贸易伙伴去寻找更稳定的国际货币，它们选择了马克。甚至非欧洲货币体系成员的英国[20]也已经逐渐将英镑同美元脱钩，且脱钩的步伐在“广场行动”期间及整个1987年加快了。一位英国官员因此断言，英镑已经同美元完全脱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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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国不久将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预期，对于将欧洲货币体系作为自身汇率战略的工具，联邦银行的官员们是越来越自信了，因为“你不能将你的货币与眼下确实不适合作为本位货币的货币绑定，尽管它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22]。显然，马克已经在欧洲代替美元成为本位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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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非常合理地讲，欧洲货币体系的规则实际上帮助了一些伙伴国，如果不是因“稳定俱乐部”的成员身份而对它们施加约束的话，这些国家不可能在控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和避免贬值–通胀恶性循环（缺少规则的国家……已经遭遇到这种情况）……方面取得同样的成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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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和意大利就因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脱离了“蛇形”浮动安排。欧洲货币体系近期的运行情况显示，两国正准备根据欧洲货币体系成员规则要求制定国内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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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货币体系同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利益和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成为一些小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激励因素。体系不仅能为经济调整提供帮助，还可以避免因采用严厉调整措施而招致的批评，因为这些指责可以归罪于“联邦银行准则”。绑定“一个稳定的本位”会使货币更稳定，公众也会对货币当局重燃信心。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因第二次石油危机加剧的高通胀，让政治家和货币当局有更充足的理由进入这个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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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言论，即增加货币当局对抗通货膨胀的信用承诺，被用以支持英国参与该体系。《经济学人》对此逻辑的评论有些尖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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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变化将是把英国的货币政策责任从英格兰银行转移到德意志联邦银行，后者作为最热衷于稳健通货的中央银行，引领着一众追随者。这是一件幸事：保守党政府可能喜欢委派城市绅士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但珀尔先生能做得更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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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央行行长的反通胀战略来说，进入“稳定俱乐部”是自动追加了一个难题。在通胀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国家里，央行官员们有利用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冲动。在中央银行诉诸通胀“惊喜”降低失业率时，公众把这些信息考虑进他们的通胀预期中。博弈的结果是，央行官员整体上没有成功地让公众感到惊喜（并因此持续提高就业率），而预期和真实的通胀率则超过货币当局事先给予可信承诺情况下的通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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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对中央银行创造通胀“惊喜”的动机加以限制，公众将预期更低的通胀率，整体结果将会更理想。因此，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将改变央行官员的可选择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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