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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作者采访赫尔穆特·施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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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Annual Report, Geneva, 1985-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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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Financial Times, 13 Januar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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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David Marsh，Financial Times, 13 Januar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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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Washington Post，23 Januar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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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Financial Times，13 Januar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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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Edouard Balladur，“The EMS: Advance or Face Retreat” , Financial Times，17 June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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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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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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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关于这个双重冲突，见Wilhelm Henkel, “West Germany”, in Economic foreign Policies of Industrial States, ed. Wilfred L. Kohl(New York: Lexington Books,197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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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Katzenstein, Policy and Politics,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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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See C. Fred Bergsten, “Economic Imbalance and World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65 (Spring 1987)：77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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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第六章 东京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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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七个主要工业国代表于1986年5月4日、5日在东京开会时，距离五国集团筹划调整汇率的“广场行动”刚刚过去九个月，但气氛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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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在推高日元汇率方面效果明显。从1985年9月的广场会议到东京峰会，日元兑美元从240升到170。日本的出口部门正经历着汇率升值带来的压力，中小企业尤其明显。日本的决策者担心，日元的进一步升值将导致经济减速，甚至可能是衰退。曾经为广场协议背书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如今发现自己正陷于政治困境，很多人猜测，他能否在（东京）峰会上逆转日元走势或至少是稳定日元，将决定他是否能够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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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疲弱的美元并没有明显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国会里的保护主义压力没有消退，美元走强的希望也不大。贝克对美元（汇率）的含糊其词（这形成了事实上的口头打压政策）导致了美元的继续下跌，看不到任何政策会在峰会上发生改变的迹象。美国政府对汇率没有任何新的承诺，美元在峰会之前的快速下跌，意味着中曾根的政治负累将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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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没有直接回应中曾根稳定日元/美元汇率的请求，而是抛出了新动议，提出一项政策协调计划，汇率稳定只是其中一项内容。贝克的议题主导了会议进程，并被作为东京宣言的主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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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协调策略中有两项新建议：组成七国财政部部长集团，在峰会之间经常会晤且每年至少一次；七国集团使用经济指标评估参与国的经济表现。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大卫·马尔福德在公报里列出这些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胀率、利率、失业率、财政赤字比例、经常账户和贸易收支、货币增长率、储备以及汇率。[1]这些指标将在七国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的“多边监督”过程中发挥规则作用，同时在指标出现严重偏离时便于就“适当的补救措施”开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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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传统的峰会精神，领导人们肯定了东京峰会，但也只是泛泛而谈。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称这次峰会“十分成功”。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说：“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任务完成了。这是一次有价值的、有建设性的、向前看的峰会。”甚至连在这种场合通常保持沉默的保罗·沃尔克都评价“有许多值得高兴的地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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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欢迎美国政府就国际经济事务表现出的更坚定立场，对于加强协调的新计划的前景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信心。“总统现在接受，他不能再在世界经济中独来独往。如果要减税，他同意考虑其他国家的目标。”[3]《纽约时报》的报道可能代表了多数人的想法：缘自政治妥协的新体系，其成败将取决于构建它的政治规则的力量[4]。总体上，欧洲媒体对峰会国家间更好的经济管理前景持更怀疑的态度。《经济学人》注意到，贝克在东京“宣传上的胜利”，本质上是对抗可能引发国际贸易战的保护主义压力。在《英国周刊》看来，这样的贸易战对日本来说将是灾难性的，这正是中曾根“咬紧牙关说经济会谈成果丰硕”的原因，尽管他并没有实现其主要目标——让峰会与会者同意阻止美元进一步下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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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财政部官员中间，副部长理查德·达曼是最积极的。“现在已经有了工作安排，确保各国在峰会之间扎扎实实地做事情。”他同时强调，“即便我们不能按喜欢的方式来执行这个计划，但毕竟有进步”[6]。相反，马尔福德则表达了更谨慎的观点，认为计划存在不确定性，“在目前的体系内，要求各国改变经济政策是不可能的”。马尔福德似乎认为，协议不过是依托于“短期内影响政策制定的同行的压力”[7]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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