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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第六章 东京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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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七个主要工业国代表于1986年5月4日、5日在东京开会时，距离五国集团筹划调整汇率的“广场行动”刚刚过去九个月，但气氛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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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在推高日元汇率方面效果明显。从1985年9月的广场会议到东京峰会，日元兑美元从240升到170。日本的出口部门正经历着汇率升值带来的压力，中小企业尤其明显。日本的决策者担心，日元的进一步升值将导致经济减速，甚至可能是衰退。曾经为广场协议背书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如今发现自己正陷于政治困境，很多人猜测，他能否在（东京）峰会上逆转日元走势或至少是稳定日元，将决定他是否能够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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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疲弱的美元并没有明显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国会里的保护主义压力没有消退，美元走强的希望也不大。贝克对美元（汇率）的含糊其词（这形成了事实上的口头打压政策）导致了美元的继续下跌，看不到任何政策会在峰会上发生改变的迹象。美国政府对汇率没有任何新的承诺，美元在峰会之前的快速下跌，意味着中曾根的政治负累将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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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没有直接回应中曾根稳定日元/美元汇率的请求，而是抛出了新动议，提出一项政策协调计划，汇率稳定只是其中一项内容。贝克的议题主导了会议进程，并被作为东京宣言的主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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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协调策略中有两项新建议：组成七国财政部部长集团，在峰会之间经常会晤且每年至少一次；七国集团使用经济指标评估参与国的经济表现。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大卫·马尔福德在公报里列出这些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胀率、利率、失业率、财政赤字比例、经常账户和贸易收支、货币增长率、储备以及汇率。[1]这些指标将在七国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的“多边监督”过程中发挥规则作用，同时在指标出现严重偏离时便于就“适当的补救措施”开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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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传统的峰会精神，领导人们肯定了东京峰会，但也只是泛泛而谈。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称这次峰会“十分成功”。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说：“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任务完成了。这是一次有价值的、有建设性的、向前看的峰会。”甚至连在这种场合通常保持沉默的保罗·沃尔克都评价“有许多值得高兴的地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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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欢迎美国政府就国际经济事务表现出的更坚定立场，对于加强协调的新计划的前景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信心。“总统现在接受，他不能再在世界经济中独来独往。如果要减税，他同意考虑其他国家的目标。”[3]《纽约时报》的报道可能代表了多数人的想法：缘自政治妥协的新体系，其成败将取决于构建它的政治规则的力量[4]。总体上，欧洲媒体对峰会国家间更好的经济管理前景持更怀疑的态度。《经济学人》注意到，贝克在东京“宣传上的胜利”，本质上是对抗可能引发国际贸易战的保护主义压力。在《英国周刊》看来，这样的贸易战对日本来说将是灾难性的，这正是中曾根“咬紧牙关说经济会谈成果丰硕”的原因，尽管他并没有实现其主要目标——让峰会与会者同意阻止美元进一步下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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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财政部官员中间，副部长理查德·达曼是最积极的。“现在已经有了工作安排，确保各国在峰会之间扎扎实实地做事情。”他同时强调，“即便我们不能按喜欢的方式来执行这个计划，但毕竟有进步”[6]。相反，马尔福德则表达了更谨慎的观点，认为计划存在不确定性，“在目前的体系内，要求各国改变经济政策是不可能的”。马尔福德似乎认为，协议不过是依托于“短期内影响政策制定的同行的压力”[7]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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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加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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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提出的利用经济指标加强监督的方案，主要是贝克和达曼的成果。当然，这个指标的方案并不是新事物，其首次尝试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自80年代初开始被五国集团作为评估经营运行情况的参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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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货币关系中，指标的最早使用见于1969—1973年的欧共体内部。根据巴尔计划（Barre Plan），七项指标被用于衡量四个目标：增长、低失业率、物价稳定和外部平衡。如果四个比率中的一个或多个偏离了设定水平，这些指标将作为早期预警信号，提示欧共体委员会相应机构进行讨论并采取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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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在二十国委员会提交的“沃尔克计划”里包含有指标体系，其中提及，一国偏离确定的国际储备标准水平，将触发“渐进压力”措施对这些国家生效，促使其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欧洲参与者反对计划中隐含的自动生效机制，那会“惩罚”逆差国和顺差国；而且尽管它们希望避免经常账户的过度失衡，但在它们首先将失衡归咎于美国时，却不愿意接受对其自身政策的自动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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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向浮动汇率（1973年正式运行）切换和第一次石油危机促使美国转向支持浮动汇率和不干预，但欧洲的反对直接阻止了二十国委员会采用“沃尔克计划”作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手段。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新指标计划被提了出来。[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识到需要加强多边监督，并支持利用指标体系。其在文件里指出，监督是其主要的职责之一，但“到目前为止，对主要的工业国家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9]。在1985年二十四国集团的副部长报告“国际货币体系的职责和改进”中，建议将指标体系的使用同一个“机制”进行联系，即“只要指标体系提示短期波动过度或主要币种间汇率失调……即触发相关国家与基金组织之间的磋商”[10]。更通俗地说，基金组织认为监督和指标体系应该主要围绕基金组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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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国际基金组织参与了与监督职责有关的五国集团会议。基于凡尔赛峰会达成的协议，基金组织总裁将向五国集团的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递交他对每个国家经济形势的分析及他的改进建议。[11]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ere）在1982年年底成为第一个参加五国集团会议的基金组织总裁。基金组织一位高级官员讲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你千万不能太技术化，但又必须讲得清晰。你必须有那么一点儿发人深省，但又不得不把真正的核心议题、选择和问题摆到桌面上。”这项工作的难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在给五国集团的部长们讲解之前，德拉罗西埃通常都是在基金组织内部同其顾问们先演练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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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使用的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经常账户、物价（CPI）、利率和汇率，通常以表格和对比的形式呈现，同总裁的分析一起，作为会议前文件发出。关于监管的讨论一般持续一小时，前15至20分钟交由基金组织来演示，剩余是部长们的讨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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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和珀尔经历了指标机制的发展过程。但沃尔克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贝克–达曼的提议则不得而知。一个报道里提到，“沃尔克帮助贝克制订了一份在工业国家间进行经济协调的计划，后来在东京峰会上被采纳”，因为他“欢迎贝克尝试的推动美国、日本和欧洲回归貌似固定汇率的计划”[12]。在他们利用每周四共进早餐的时间讨论了（贝克）提议后，贝克无疑被沃尔克的支持所鼓舞。不过，主要还是达曼给指标提议赋予了新的生命，努力将其变成一种稳定机制，并利用新的七国集团获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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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贝克和达曼开始秘密推动指标机制。在采用其作为官方的政策建议之前，贝克咨询了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意见。舒尔茨从达曼的原始指标框架内删掉了他认为是过于干预主义的项目——商品价格指数。在获得了舒尔茨和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甘的同意后，贝克和达曼于1986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会议期间，向英国介绍了指标体系的想法。有了英国的支持，美国团队又在4月17日经合组织会议期间通过双边秘密会议分别取得了法国和日本的支持。到峰会开始时，计划几乎已经形成共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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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达曼团队并不是一帆风顺，几个严重的问题相继出现，必须先行处理。1986年4月临时委员会会议之前的声明就埋下了争议的种子，贝克在其中提到了东京峰会议程，同时指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优缺点。他建议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应该实施经济监督，配合以基金组织总裁发表的简短评估。另外，他提出健康的体系应该具备五个特征：对称、政策宽度、灵活性、政治意愿以及自动性。[14]达曼更在4月10日明确表示，所有体系稳定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效机制”，保证“关键国家的例行会议和监督……（使用）标准指标进行系统性评估，并且承诺调整基本政策”[15]。这样，美国政府就为这个新“体系”提出了严格的约束机制，与其在二十国委员会主持的国际货币谈判早期阶段时的立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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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972年时一样，1986年的美国也从对外赤字国的角度抛出了提议。对达曼“客观指标”里似乎隐含的科学化的检验程序，联邦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顺差国均表示反对。在它们看来，自动机制缺乏可靠性。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官员问道：“如果五国集团认定美国下一年度的（财政）赤字应该削减500亿美元，美国国会将如何反应？”从其来自欧洲货币体系指标机制不多的经验中，德国人已经学到了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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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在欧洲货币体系内就有过讨论。当时，一些人认为那些指标应该有一些自动性。这当场就被拒绝了，因为我们意识到应该给货币政策一些腾挪的空间。在欧洲货币体系内，最偏爱指标的是那些比其他国家更多地偏离均衡的国家，比如比利时。它们从不应对，从不会仅仅因为一个指标显示它们应该提高利率就采取行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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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联邦德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所言：“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使用参考指标——太阳升起来就是一项参考指标。渔民去寻找鱼群也有参考标准。如果没有参考指标，进行统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但他也指出，问题是你必须承担使用这些指标的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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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货币体系内，我们有一个指标机制。它原本是被作为预警信号的，但其并没有真正发挥预警信号的作用。它只是一个干预的点位，并没有引发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国会没有召开并告知说警报响了，让我们改一改《劳动法》。这些新讨论的指标也一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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