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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传统的峰会精神，领导人们肯定了东京峰会，但也只是泛泛而谈。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称这次峰会“十分成功”。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说：“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任务完成了。这是一次有价值的、有建设性的、向前看的峰会。”甚至连在这种场合通常保持沉默的保罗·沃尔克都评价“有许多值得高兴的地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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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欢迎美国政府就国际经济事务表现出的更坚定立场，对于加强协调的新计划的前景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信心。“总统现在接受，他不能再在世界经济中独来独往。如果要减税，他同意考虑其他国家的目标。”[3]《纽约时报》的报道可能代表了多数人的想法：缘自政治妥协的新体系，其成败将取决于构建它的政治规则的力量[4]。总体上，欧洲媒体对峰会国家间更好的经济管理前景持更怀疑的态度。《经济学人》注意到，贝克在东京“宣传上的胜利”，本质上是对抗可能引发国际贸易战的保护主义压力。在《英国周刊》看来，这样的贸易战对日本来说将是灾难性的，这正是中曾根“咬紧牙关说经济会谈成果丰硕”的原因，尽管他并没有实现其主要目标——让峰会与会者同意阻止美元进一步下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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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财政部官员中间，副部长理查德·达曼是最积极的。“现在已经有了工作安排，确保各国在峰会之间扎扎实实地做事情。”他同时强调，“即便我们不能按喜欢的方式来执行这个计划，但毕竟有进步”[6]。相反，马尔福德则表达了更谨慎的观点，认为计划存在不确定性，“在目前的体系内，要求各国改变经济政策是不可能的”。马尔福德似乎认为，协议不过是依托于“短期内影响政策制定的同行的压力”[7]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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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加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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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提出的利用经济指标加强监督的方案，主要是贝克和达曼的成果。当然，这个指标的方案并不是新事物，其首次尝试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自80年代初开始被五国集团作为评估经营运行情况的参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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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货币关系中，指标的最早使用见于1969—1973年的欧共体内部。根据巴尔计划（Barre Plan），七项指标被用于衡量四个目标：增长、低失业率、物价稳定和外部平衡。如果四个比率中的一个或多个偏离了设定水平，这些指标将作为早期预警信号，提示欧共体委员会相应机构进行讨论并采取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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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在二十国委员会提交的“沃尔克计划”里包含有指标体系，其中提及，一国偏离确定的国际储备标准水平，将触发“渐进压力”措施对这些国家生效，促使其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欧洲参与者反对计划中隐含的自动生效机制，那会“惩罚”逆差国和顺差国；而且尽管它们希望避免经常账户的过度失衡，但在它们首先将失衡归咎于美国时，却不愿意接受对其自身政策的自动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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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向浮动汇率（1973年正式运行）切换和第一次石油危机促使美国转向支持浮动汇率和不干预，但欧洲的反对直接阻止了二十国委员会采用“沃尔克计划”作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手段。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新指标计划被提了出来。[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识到需要加强多边监督，并支持利用指标体系。其在文件里指出，监督是其主要的职责之一，但“到目前为止，对主要的工业国家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9]。在1985年二十四国集团的副部长报告“国际货币体系的职责和改进”中，建议将指标体系的使用同一个“机制”进行联系，即“只要指标体系提示短期波动过度或主要币种间汇率失调……即触发相关国家与基金组织之间的磋商”[10]。更通俗地说，基金组织认为监督和指标体系应该主要围绕基金组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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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国际基金组织参与了与监督职责有关的五国集团会议。基于凡尔赛峰会达成的协议，基金组织总裁将向五国集团的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递交他对每个国家经济形势的分析及他的改进建议。[11]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ere）在1982年年底成为第一个参加五国集团会议的基金组织总裁。基金组织一位高级官员讲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你千万不能太技术化，但又必须讲得清晰。你必须有那么一点儿发人深省，但又不得不把真正的核心议题、选择和问题摆到桌面上。”这项工作的难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在给五国集团的部长们讲解之前，德拉罗西埃通常都是在基金组织内部同其顾问们先演练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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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使用的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经常账户、物价（CPI）、利率和汇率，通常以表格和对比的形式呈现，同总裁的分析一起，作为会议前文件发出。关于监管的讨论一般持续一小时，前15至20分钟交由基金组织来演示，剩余是部长们的讨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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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和珀尔经历了指标机制的发展过程。但沃尔克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贝克–达曼的提议则不得而知。一个报道里提到，“沃尔克帮助贝克制订了一份在工业国家间进行经济协调的计划，后来在东京峰会上被采纳”，因为他“欢迎贝克尝试的推动美国、日本和欧洲回归貌似固定汇率的计划”[12]。在他们利用每周四共进早餐的时间讨论了（贝克）提议后，贝克无疑被沃尔克的支持所鼓舞。不过，主要还是达曼给指标提议赋予了新的生命，努力将其变成一种稳定机制，并利用新的七国集团获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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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贝克和达曼开始秘密推动指标机制。在采用其作为官方的政策建议之前，贝克咨询了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意见。舒尔茨从达曼的原始指标框架内删掉了他认为是过于干预主义的项目——商品价格指数。在获得了舒尔茨和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甘的同意后，贝克和达曼于1986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会议期间，向英国介绍了指标体系的想法。有了英国的支持，美国团队又在4月17日经合组织会议期间通过双边秘密会议分别取得了法国和日本的支持。到峰会开始时，计划几乎已经形成共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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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达曼团队并不是一帆风顺，几个严重的问题相继出现，必须先行处理。1986年4月临时委员会会议之前的声明就埋下了争议的种子，贝克在其中提到了东京峰会议程，同时指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优缺点。他建议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应该实施经济监督，配合以基金组织总裁发表的简短评估。另外，他提出健康的体系应该具备五个特征：对称、政策宽度、灵活性、政治意愿以及自动性。[14]达曼更在4月10日明确表示，所有体系稳定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效机制”，保证“关键国家的例行会议和监督……（使用）标准指标进行系统性评估，并且承诺调整基本政策”[15]。这样，美国政府就为这个新“体系”提出了严格的约束机制，与其在二十国委员会主持的国际货币谈判早期阶段时的立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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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972年时一样，1986年的美国也从对外赤字国的角度抛出了提议。对达曼“客观指标”里似乎隐含的科学化的检验程序，联邦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顺差国均表示反对。在它们看来，自动机制缺乏可靠性。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官员问道：“如果五国集团认定美国下一年度的（财政）赤字应该削减500亿美元，美国国会将如何反应？”从其来自欧洲货币体系指标机制不多的经验中，德国人已经学到了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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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在欧洲货币体系内就有过讨论。当时，一些人认为那些指标应该有一些自动性。这当场就被拒绝了，因为我们意识到应该给货币政策一些腾挪的空间。在欧洲货币体系内，最偏爱指标的是那些比其他国家更多地偏离均衡的国家，比如比利时。它们从不应对，从不会仅仅因为一个指标显示它们应该提高利率就采取行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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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联邦德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所言：“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使用参考指标——太阳升起来就是一项参考指标。渔民去寻找鱼群也有参考标准。如果没有参考指标，进行统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但他也指出，问题是你必须承担使用这些指标的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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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货币体系内，我们有一个指标机制。它原本是被作为预警信号的，但其并没有真正发挥预警信号的作用。它只是一个干预的点位，并没有引发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国会没有召开并告知说警报响了，让我们改一改《劳动法》。这些新讨论的指标也一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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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这个曾出现在东京宣言初稿且似乎暗含自动性却不讨喜的词，最终因为需要调和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反对立场而被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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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期间的讨论集中在贝克提议中的两处措辞，提议中的表述语境为：只要“预定目标”（intented objectives）出现重大偏离，各国元首须支持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就恰当的补救措施达成“协议”（agreement）。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一些与会者指出，“预定目标”可能触发政策自动生效，而“协议”则似乎隐含着强制性。他们的意见很有代表性，因此峰会对用词做了修改，由“预定目标”和“协议”分别修改为“预定方向”和“尽最大努力取得谅解”，以减少义务感。“整个讨论的焦点都是围绕这个因素。我们不会允许参考指标体系涉足国内政治和主权。”大藏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相大场智满这样解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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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指标体系方案的主要目标是刺激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提高两国国内需求。美国官员对两国特别是联邦德国经济增长缓慢及其对外部失衡和世界经济不利影响的担心日渐增加。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指标机制中的联邦德国1986年增长目标应该是3.5%，联邦德国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证实现这一目标。将经济增长率作为指标机制中的核心目标之一，这一点一直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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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问题的争议也很大。在所有的指标中，始终无法确定应该给予汇率多大权重。联邦德国和日本坚持，汇率应该被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其本身不能作为一个政策目标。但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反对美国强调汇率，也只是决定哪项指标应该给予最优先考虑这个普遍性问题的一部分。七国中每个国家都认为某项指标要比其他的重要，但并没有具体讨论优先次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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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来说，贸易逆差带来的政治压力，决定了经常账户和汇率问题的重要性要超过其他指标。贝克一再强调，“需要更多地依赖汇率”去纠正（汇率问题）导致的失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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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官员同样强调汇率的重要性，甚至建议将指标数量从十个减少到两三个，即国际收支平衡表、利率以及最重要的汇率，以便重点关注会直接传导国际影响的变量。[20]法国支持指标体系方案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该国长期支持的目标区体系。简单地说，这类设想的体系里，是基于确定“范围”管理汇率，允许确定范围之内的波动。维系这个范围的干预几乎是自动的。法兰西银行行长迈克尔·康德苏在1986年9月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表明了态度：“几年来，法国一直在向其伙伴国提出严肃的建议，观点是采用汇率的参考区域体系。在我看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到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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