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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场智满的不满引起其他国家副部长们的共鸣，他们认为贝克只信任达曼且马尔福德得不到完整的信息。一位来自欧洲的副部长说：“当被问及贝克的意图时，（马尔福德）说，‘我不清楚’，对我们来说，这是个麻烦……大卫（马尔福德）非常不错，他的确认为自己在债务问题上首屈一指，但在汇率问题以及同美联储和白宫的关系这个政治网络中，达曼是关键人物，马尔福德属于外围。因此，马尔福德在副部长中间就显得没什么作用了。”[39]蒂特迈尔为此非常恼火，他跟同事说他要让斯托尔滕贝格直接跟贝克提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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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国家的副部长看来，贝克和达曼对待马尔福德的方式“有点儿粗鲁”[40]。广场会议召开时，中间返回会议室的达曼看到马尔福德坐在贝克旁边，他拍了拍马尔福德的肩膀示意他离开会场。在伦敦的五国集团峰会上，马尔福德没有被允许进入会场。贝克当时向劳森提出应该让马尔福德参加会议，但劳森根据他的副手杰夫里·利特勒的建议拒绝了贝克。卢浮宫会议时，尽管法国邀请他参加非正式的晚宴，但马尔福德再次一个人被安排在隔壁的房间。这样，贝克和达曼利用每次机会直接向其他的财政部部长阐述他们的政治想法。贝克的“冷眼相待”不仅伤害了其他副部长的自尊心，也在谈判过程中制造了实实在在的麻烦。另外，其他副部长拒绝同马尔福德平起平坐的背后有着他们的担心：其位置有可能被外来者替代。蒂特迈尔和大场智满都表达了同样的顾虑，如果美国允许派其他官员，他们本国政府也会提出派其他代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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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后来提到贝克和达曼对五国集团副部长会议的不安。“在他们看来，副部长们认为它（谈判进程）应该在副部长们中间展开，如果需要，财政部部长们也只是最低限度地参与。副部长们的观点是，财政部部长们只是在制造问题，他们自己能够成功地处理各国政府事务。”美国财政部内部都知道，达曼批评马尔福德同其外国同行“处理”事务的方式。他认为是马尔福德屈从于其他副部长的压力，弱化了已经取得共识的指标体系。达曼同时对马尔福德在准备阶段未能说服联邦德国接受参考范围的建议（也是卢浮宫协议的核心）感到失望。达曼本人于1987年1月1日在华盛顿同蒂特迈尔秘密会晤时取得了实质性突破，给他自己增强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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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大藏相宫泽喜一也面临着来自官僚机构的抵制，特别是关于他的财政扩张计划。让宫泽在其首次大藏省简报会议上就感到沮丧的是，官员们援引日本经济的乐观预测，排除了补充预算的需要。同其前任竹下登不同，宫泽没有听从官僚们的意见，也没有依赖他们支持的意愿。他早已经基于他的财政扩张计划设计了一套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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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峰会期间，竹下登原本可以利用贝克的提议向大藏省的官僚们施压，就像宫泽后来做的那样，但竹下登作为典型的共识建立者，对他同中曾根和大藏省关系的可能恶化保持警惕。压制官僚们的任何尝试，无疑将疏远他同不懈地支持紧缩财政政策的大藏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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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冲突存在于财政部和外交部之间，这在日本表现得最突出。当涉及的议题同七国集团峰会的议程有关，特别是对峰会外交有强烈兴趣的中曾根本人全身心投入这些议程时，外务省参与的力度会加强。1987年春，当外务省巧妙地利用外部压力突破常规参与制订新的财政刺激计划时，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了。而用大场智满的话说，五国集团会议同七国集团峰会之间的关联，可能让大藏省“再一次转到地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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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财政部部长们和央行之间持续存在并在“广场行动”期间公开化的矛盾，正如第二章提到的涉及货币政策协调时的情况。中央银行反对指标提议并不意外。即便是在指标提议的发起者美国国内，对于采用指标“体系”仍有迟疑。美联储认为那个颇具雄心的初稿“太复杂也过于机械”。一位高级官员说：“我的观点是……它会自己把自己困住。”[43]但即便是对提议进行了重大修改，还是有同样的意见，“他们并没有采用一个机制，只是采用了一个想法”。就德意志联邦银行来说，其官员同样认为在货币政策上应该有自己腾挪的空间。珀尔则直接抨击指标体系，抱怨说其让调整过程“机器人化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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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财政部部长集团的创立，将继续影响五国集团各国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政治关系。意大利在卢浮宫会议上离开会场以示抗议的举动，就是个明显的例子。继超越英国之后，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力压法国的预期，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紧张关系。英国可能在未来加入欧洲货币体系，这至少会让英国和美国双边关系变得复杂，进而影响七国集团政治。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坚持欧共体进入七国财长集团，同样是个待解的问题。联邦德国作为欧洲国家中的主导力量，有责任引导欧洲形成有凝聚力的战略。欧洲大陆内部激烈争辩的可能结果，会成为美国和日本间联合建立两国集团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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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依存度持续加强，各国面临的任务是解决国家主权和执行国内经济政策间的关系问题。东京峰会一个月后，贝克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东京安排并没有涉及任何主权让渡的问题，也不应该涉及”。他同时强调：“但如果体系要运行，参与国将出于自愿——诚然，是在其他参与国的关注之下——在制定本国经济政策时认真考虑外部的各种因素。对美国来说，这只是说明了一个事实——美国在制定国内政策时不重视外部因素的日子早该结束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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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演讲中提到的重新定位美国经济政策，得到了五国集团其他成员的欢迎，他们仍然能够记起他们对里甘1981年宣称美国将不干预外汇市场的言论的不满。联邦德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后来回忆起，波恩被迫接纳了指标机制，因为其被认为是有别于以往的政策，是不能错过的机会。“至少它能给我们一些自主权，（以此）来改变美国的政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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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一面是，有人会指出指标机制是“一种国际版的《葛兰姆法案》”[47]，过程重于结果，同时给了政治家一个盾牌，可以用其转移进行必要调整的压力。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美国避开了凡尔赛干预研究中那些关注美国财政赤字的建议。为大幅削减财政赤字，不知道贝克的指标计划会在多大程度上约束白宫和国会。无论如何，只要美国没有表现出接受规则约束的意愿，这项努力在政府和国会那儿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其他国家则继续怀疑美国会把不成比例的调整责任推到它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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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7年6月10日的威尼斯峰会协议将指标的数量减少到6个。具体指标在公报里没有列示，但马尔福德对外做了披露：经济增长率、通胀率、贸易收支、政府预算、货币条件和汇率（1987年6月11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经由卢浮宫会议的协商，经常账户收支被从变量列表中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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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aul A. Volcker，address to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as quoted by Leonard Silk，New York Times，7 Ma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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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eter T. Kilborn, New York Times，7 Ma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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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eter T. Kilborn, New York Times，8 Ma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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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ditorial, Economist, 10 Ma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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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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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obert D. Hershey, New York Times，7 Ma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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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早期指标体系提议的描述，见John Williamson，“Target Zones and Indicators as Instruments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给二十四国集团的报告，1986年9月9日；（待印发）另参见Targets and Indicators: A Blueprin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Policy Analys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2（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1987年9月）。在这项研究中，John Williamson和Marcus H. Miller提出一个合并指标和目标的建议。他们在计划中呼吁七国集团研究两个中间目标——国内需求增长率和真实有效汇率。根据计划，货币和财政政策将遵照三个原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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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名义总收入的增长可能偏离各参与国名义需求增长目标的和，世界短期利率就需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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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汇市场干预的补充，对短期利率进行调整，将汇率波动维持在10%的目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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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政策要与国内需求的增长目标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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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ummary of Recommendations of the Group of 24”, IMF Survey，September 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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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ummary of Recommendations of the Group of 24”, IMF Survey，September 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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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obert D. Putnam and Nicholas Bayne，Hanging Together: The Seven-Power Summi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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