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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竹下登没能成功地影响贝克之后，中曾根开始了说服里根接受将日元/美元汇率稳定在180左右的行动，他准备在即将进行的戴维营会晤上与里根谈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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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底，中曾根秘密派出他的私人特使前往旧金山，同负责东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加斯顿·西古尔（Gaston Sigur）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部主任史蒂夫·丹赞斯基（SteveDanzansky）会面，了解稳定汇率的可能性。丹赞斯基表示了反对，他提到副总统布什所遭遇的政治尴尬，正是其征收进口税去稳定国内暴跌的油价的言论造成的。他补充说，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联合干预稳定汇率的努力将招致同样的批评，只是这次的批评是来自美国出口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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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中曾根策略的目的是绕过美国财政部，直接向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部门呼吁，期望从后两个部门获得更有利的回应。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所有部门的立场都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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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4月13日同里根的会晤中，中曾根仍然重申了将日元/美元汇率稳定在当前水平的重要性，美方并没有阻止他。可以想象，里根的回答是：汇率问题应该由市场力量决定。在日本国内，日元的持续升值造成了东京峰会前的不安，日本首相在回国后再一次提出请求，他向美国总统发去了他的私人口信，解释说他眼前面临的越发艰难的“政治困境”正是由“强日元”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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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白宫对中曾根面临的政治局面漠不关心，那是不准确的，因为在会晤期间，美国总统就对中曾根表现出同情。在日本媒体于5月4日报道里根总统再次拒绝了中曾根联合干预的请求后，美国国务院开始出面给中曾根救场。5月5日，白宫安排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吹风会，该官员否认了报道的说法，指出中曾根从没有提出这样的请求，两国在汇率问题上不存在对抗的问题。[7]1986年5月，外汇市场上没有货币当局要实施任何具体干预措施的消息，日元继续毫无顾忌地上涨。美国官员“干预政策没有变化”的声明，将日元推高到了5月9日的161.25和5月12日的159.99，较一年前的低位升值38.5%。在5月13日对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贝克本人努力为中曾根解围，他试图让市场相信，美元的贬值幅度已经完全超过了此前对日元的升值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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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被理解为帮助中曾根的姿态，市场马上对此做出反应，日元的升值压力临时缓解。人们普遍猜测，美国财政部的举动与政治有关。尽管也有人认为贝克的证词与日本政治无关，但他的确是要帮助中曾根，虽然没有涉及日本人期望的联合干预行动。甚至连坚定的放任货币主义者斯普林科尔也开始提出一些想法，在政治上支持中曾根。美国政府一位资深官员后来承认，那是一次救助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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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就是在东京峰会之后遇到了麻烦。峰会之后的十天里……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那是我们真正给予帮助的时候，这一点是有据可查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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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据可查”，这位官员可能指的是中曾根给总统的个人感谢信，以及松永大使给贝克的电话，感谢他的证词。贝克和宫泽1986年9月旧金山秘密会晤时透露了更多的证据，贝克当时提醒宫泽，中曾根在选举前从美国政府得到的帮助，他进而表示，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看到日本同样的支持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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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同一时间，贝克声势浩大的经济指标战略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暗中抵制。贝克一再强烈呼吁东京和波恩刺激国内经济，但并没有得到回应。显然，货币政策协调自3月以来没有任何进展。即便是一向慎言的美联储官员，也公开对日本和联邦德国同行表达不满，催促他们降低贴现率。整个夏天，没有一点儿积极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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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政策协调，贝克在8月对日本和联邦德国采取了更强硬的姿态，以免其指标计划完败于自己手中。贝克绕过五国集团和七国集团的多边模式，选择“更积极的双边主义”，先同日本形成双边协议，之后再同联邦德国，希望借此推动政策协调的进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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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日本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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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6号，贝克同宫泽在旧金山会晤。在巴黎参加经合组织第三工作小组会议的马尔福德和行天丰雄，一起飞赴旧金山出席。这次安排始于贝克主动同宫泽接触，最后在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建议下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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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此前电话通知美国驻日本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在9月1日安排几次私人会面，先是同宫泽，然后同中曾根。但在计划过程中，会见的消息不知为何被大藏省和外务省获得。大藏省的官员获悉宫泽秘而不宣会见计划后感到非常震惊。外务省则要求，应该安排贝克同外相仓成正（Tadashi Kuranari）见一面，他们的说法是，根据他们在美国获得的消息，贝克也想见仓成。大藏省不以为然。最终，泄密事件导致贝克和曼斯菲尔德取消了原定于9月1日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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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随后又让曼斯菲尔德重新安排一次双方会面，这一次的地点是美国。根据日本方面的说法，如果行程需要，贝克甚至考虑飞到夏威夷，但大家都同意在旧金山。在给宫泽的口信里，美国政府强调了保密性，暗示除了贝克和曼斯菲尔德，只有里根、里甘和舒尔茨知道这次会晤。在保守秘密的强大压力下，宫泽最初考虑一人前往，但最后同意行天丰雄陪同参加。整个会议过程中，贝克和宫泽没有借助翻译，也没有留会议记录，会后也没有召开联合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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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贝克对日本和美国经济前景表达了担忧。他指出，日本应该显示出刺激国内需求的决心。他同时强调税收改革的重要性，并就美国国会刚刚起草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收改革立法做了说明。关于日本的税收改革努力，贝克对日本计划施行新消费税的问题表示关注，询问这是否意味着给日本的出口部门提供激励。在意识到日本新税收体系对财政收入是中性的时，他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启动减税，以更有力度地刺激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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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贝克没有涉及更具体的财政政策，但以7月后美联储已两次降低利率为由明确希望日本降低贴现率。宫泽回复说，在他计划实施的补充预算刺激下，预期日本1986财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将略高于3%，他个人对这项预算做出了坚定的承诺。另外，他保证新的消费税并不是为了促进出口，税率也不会太高，日本对绝大部分的大宗商品和产品都已经征收了一种消费税。不需要再就采取财政刺激措施的必要性说服宫泽，因为他本人已经在推动这些措施。他毫不犹豫地对贝克说，作为大藏相，他会更努力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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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政府在日本7月大选前给予中曾根的“帮助”，贝克坚持要争取一个迟来的对等补偿。据说贝克当时是这样讲的：“鉴于我们上一次帮助了你们，现在轮到你们帮助我们的大选了。我们马上要进行中期选举，希望你们现在帮助我们。”[10]贝克所指的“帮助”是他本人于5月13日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上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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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则坚持需要稳定日元/美元汇率。在奔赴旧金山之前，他同中曾根当面就此进行了讨论。除了要求宫泽要告诉贝克真正削减美国财政赤字以外，中曾根指示宫泽要把日元/美元汇率稳定在170左右——一个中曾根本人也无力完成的任务。[11]宫泽承担着很大的压力。他提出，日元的进一步升值将抑制日本国内消费，而美元贬值将限制资本从日本流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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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谈接近尾声时，宫泽提出，双方应该制定出下一步的工作步骤，在财政、货币和汇率等方面加强政策协调。宫泽和贝克于是指派行天丰雄和马尔福德就相关目标起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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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9月的五国集团和七国集团会议期间（适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当贝克的策略——财政政策和“口头打压”——面临攻击时，他的挫败感就表现了出来。某国财政部部长这样评论激动的贝克：“我不清楚贝克为什么变得那么易怒，一次又一次地提及同样的事情。我们都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是习惯于被批评的。但他是律师，习惯于抗辩。这可能是他看上去无法忍受的原因。”另一位感到不解的与会者说：“天哪！正在波动的不是汇率市场，是贝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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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因1985年广场协议带来并被来年5月的东京峰会推高的欢乐气氛，正在华盛顿散去。一年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随着美元贬值而缩小，而五国集团在5月东京峰会上信誓旦旦的政策协调，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在峰会期间，美国贸易代表克莱顿·尤特（Clayton Yeutter）给贝克递交了一份贸易代表办公室经济学家准备的备忘录，其中提醒政府不要“过早地”期望“贸易逆差数据迅速改变，因为其他的大多数指数并没有恰当地反映贸易权重，而且没有考虑其他一些很重要的贸易伙伴国”[13]。在9月28日参加“本周大卫·布林克利”节目时，贝克被萨姆·唐纳森（Sam Donaldson）问及为什么他们没能成功说服日本和联邦德国降低贴现率。他回答说：“你可以说 ‘你失败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事实的确是这样，他们近期没有降低利率，但那并不说明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就不说、不谈、不见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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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28日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的一份声明里，贝克提醒其他国家要更积极地回应政策协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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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方案的成功，将取决于各国在制定国内经济政策时是否愿意更多地考虑外部因素……如果我们不能或不愿意共同有效地利用这些安排来支持和指导我们的努力，以便实现更快的增长、更小的失衡和更稳定的汇率，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他灵活性不高的安排。越来越多的压力也要求我们这样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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