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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藏相还必须向中曾根证明他的可信度。部分是因为将宫泽作为可能的继任者进行考验，中曾根在前一年夏天就让宫泽接任了大藏相的职务。宫泽的政治和心理压力都前所未有的沉重，因为他曾是那些批评中曾根政府日元外交不利的成员之一。出发之前，宫泽打电话给中曾根问他对此行的意见。中曾根回答说，“你必须去”。他接着训斥说：“你想要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必须同华盛顿对话，你必须考虑国内政治和国会。因此在同华盛顿对话时，你必须得让人看到。你必须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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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21日在美国财政部会议室会晤之后，贝克和宫泽发表公告称，他们继续支持他们在1986年10月31日联合声明中的共识和约定。换句话说，就是重申了1986年10月的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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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宫泽突访华盛顿时，日元已经升值并脱离了10月公报时的水平。但在这份最新的声明中，他们重复了“日元/美元汇率大体上符合现在的基本面”，仅仅是增加了“最近的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临时不稳定的情况”。没有坚守新汇率或范围的任何暗示。美国承认存在一些临时不稳定的情况，并不当然地意味着政府认为市场混乱，而市场混乱原本会迫使美国财政部干预市场。事实上，如果（同以往的公报、声明）有区别的话，就是汇率“大体上符合基本面”的共识让美国的不干预政策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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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本次访问的新汇率底线是150，他给出了各种理由支持这个点位：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日本的海外投资以及日本商界建立信心的需要。尽管贝克向宫泽保证，他同宫泽一样，也希望维持更加稳定的汇率关系，并将尽一切努力稳定汇率，但他再次拒绝对自动维护某个具体价位做出承诺。贝克的承诺同其去年10月的说法本质上是一样的。一位美国官员说：“都是同一个态度。两份双边协议中，没有一份承诺了具体的干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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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的1987年1月28日，“美国货币当局按照（1月21日公布的）联合声明的约定对日元进行了干预”[29]。在同日本货币当局的协同行动中，外汇交易室卖出日元买进5000万美元。尽管干预规模不大，但这是美国自广场会议上确定美元顶点以来的第一次“反向”干预——美国货币当局支撑美元低点的行动。财政部一位官员回忆说：“（因为这个）承诺，我们没有约定（要干预的）具体时间。我们认为，即便你什么都不说，但给市场一个小的信号很重要。他们知道谁在交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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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临时修补贝克和宫泽两人关系的背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信誉问题。美国一位政府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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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在会晤时做的另外一件事，是我们让他（宫泽）知道了市场为什么这样运行。实际上，这是市场对日本失信的反应。一个原本就没有太多内容的补充（预算），刚做完没多久，他们就要从1987财年预算已经提出的措施中收回去更多……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一定是大藏省里那些压制宫泽的官员。他们一定是瞒过了宫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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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贝克和达曼从一开始就对宫泽有着不错的印象，但美国财政部里对他的执行能力有不少质疑。财政部一位官员回忆说：“宫泽在旧金山给出的底线是，他控制着补充预算。他影响不了1987财年的预算……在我们发现补充预算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刺激作用时，他的解释是我们要等待1987财年的预算，因为他到时有机会影响预算。”财政部另一位官员也表示，在听到宫泽在补充预算案上能有所作为但对1987财年预算无能为力时，也被搞糊涂了：“他为什么能提前做某事却不能推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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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在1987年4月的五国集团华盛顿会议后不久说：“就他同贝克的政治关系而言，他的可信度正面临危机。因为现在是他全面负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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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另一边同样存在着信任的鸿沟。就在美国财政部怀疑宫泽的信誉时，日本大藏省对贝克信誉的质疑也逐渐加大。大藏省一位官员抱怨说：“他没有兑现在10月许下的诺言。我们怀疑他的可靠性。”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对美国政府的口头打压做法不满。1987年年初，在美国媒体报道未具名官员明显的口头打压政策时，日本人感觉他们完全被忽视了。贝克否认自己是“信息来源”，并努力将言论的影响最小化，但这些都没有什么帮助。不过在日元–美元外交方面也有一些积极影响。如果没有1986年10月的联合公报，日本银行在1987年年初的大规模干预可能就会遭到美国货币当局的抵制，而如今是美国选择一起协调干预。在美国一边，贝克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日本这张牌，尽最大努力向联邦德国施压，并将各国带向了卢浮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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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德国人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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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打日本牌？这一战略背后的动机和预期是什么？两国集团是战略操作还是战术操作？作为应对，日本如何出牌？联邦德国会怎么反应？两国集团最终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影响政策协调？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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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的视角和政策考虑，华盛顿和东京对于两国集团有着各自不同的设想。正如在第一章里看到的，通过与贝克的两国集团对话提高其个人国际知名度，这是竹下登的目的。大藏省希望有一个两国集团会议，把欧洲排除在外。大藏省一位官员后来说：“只要这些欧洲人参加了这个会，他们就会马上指责我们，并要求我们做这个或做那个，他们很容易忘记他们不能对我们指手画脚。”不过，评论背后隐含着担心，即在同美元的汇率调整中，欧洲会要求日元对欧洲货币不恰当地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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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美国人的角度，两国集团策略有很多的合理性。美国的决策者分析认为，如果先行应对欧洲，眼下的欧洲货币体系以及独立的联邦银行，会让他们的努力过程变得曲折。他们感觉日本一方会更容易应对。再者，两国财政部部长临时接触，可以绕过警惕的、小集团式的央行行长们，同时加速协调的步伐。日本银行一位官员就认为，它怀疑贝克的财政部的两国集团政策协调战略，尤其是夏天的“积极的双边主义”，意在绕过日本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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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贝克的财政部的两国集团策略，目的在于通过美、日两国联合施压，吸引联邦德国对政策协调动议更多的合作响应。美国财政部的战略目标，是要在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之间达成三方共识。财政部一位官员讲述了他们在1986年秋所实施战略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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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不是很合作。当你分析汇率情况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元已经升破了其前期高点，且已经进入了新的区域。但分析马克却发现情况不同。马克当时汇率仍在2以上，联邦德国对2∶1的汇率水平有着巨大的心理障碍。此前的高点是1.69。日元以前的高点是175，现在是152。因此，这是表明姿态的实实在在的调整……同德国人相比，日本人在谈判的态度上明显更具建设性。我们因此考虑应该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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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黑字的协议（10月的联合公报）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脱离协调轨道、拖延协调的后果。美国将同参与各方合作，同时扩展双边接触。对其他各国来说，有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教训，这个教训把大家聚到一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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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贝克和竹下登间的直接对话促成了广场协议，而美日间的两国集团倡议要早于欧洲包括联邦德国的倡议。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双边沟通特别是副部长级会谈随后大幅增加。联邦德国财政部副部长汉斯·蒂特迈尔在广场会议和卢浮宫会议的准备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对蒂特迈尔来说不走运的是，贝克更喜欢同东京的同行（广场会议准备期间的竹下登和卢浮宫会议前的宫泽喜一）接触，而不是那些在波恩的同行。不过，就此猜测更侧重对日关系并以此构建稳固的两国集团战略是美国的预谋，可能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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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更早的考虑是促成三国集团（G3）战略，作为东京峰会共识后更有力的后续行动，从而在三方基础上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说：“你要知道，起初并不只是美日双边协议。我们是要努力争取美国－日本－联邦德国三方共识，不过联邦德国当局不愿意参与谈判。在9月至12月，对需要以刺激经济增长换取汇率稳定的任何对话，他们都不愿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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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于1986年8月中在珀尔法兰克福的家中同其秘密会面，就是美国在美德之间直接双边接触的例子。副部长级别的其他接触也有过尝试，但都没有达成协议。贝克和斯托尔滕贝格在五国集团和七国集团9月峰会上的交锋，导致双方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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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德国人看来，美国人仍然太幼稚，无法理解联邦德国的特殊处境。与美国发布的预测相反，波恩和法兰克福对“联邦德国乐观的经济展望”（引自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官员）充满信心，因此并不理会美国对联邦德国没有努力刺激经济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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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反对日本式的“合作”，这在某些方面便被不客气地贴上了“德国人的固执”的标签。霍巴特·罗文（Hobart Rowen）在其《华盛顿邮报》专栏里将德国人描述为“极度自满”[34]。但将德国人缺少合作精神仅仅归因于固执就有些牵强了。联邦德国有充足的理由抵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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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在贸易结构上的差异，这一点联邦德国官员们自己已经多次指出。联邦德国仅仅约10%的出口品销到了美国，而日本出口商品中的37%左右以美国市场为目的地。欧共体是联邦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其中法国是联邦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35]马克对美元的升值，虽然幅度很大，但对联邦德国出口商竞争力的影响没有对日本的相应影响那么大。在对抗美国施加的以某些刺激政策换取马克汇率稳定的压力方面，波恩表现出了一定的弹性，尽管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压力也很复杂。出口商支持采取经济刺激措施，而其他领域，比如银行业，则反对美国要求再通胀的压力。这与强大的利益集团对日本政府施加的停止日元进一步升值这种传统单向压力相反（日本的这种情况在近几年也有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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