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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宫泽1986年10月31日的公报，给欧洲平添了新困难，法国和联邦德国还就此讨论过。与考虑暂时稳定汇率的联邦德国正相反，法国在格伦伊格尔斯时提出汇率长期稳定，敦促德国人刺激经济，从而换取美国承诺的汇率稳定。“站在法国的角度，我们考虑的是我们将会被领上一条危险的道路。”一位法国官员后来说。但联邦德国起码在这个当口并不为所动。联邦银行的官员不接受法国的预设前提——中央银行应当利用货币政策稳定汇率，而且也这样理解格伦伊格尔斯协议。德国人进一步指出，美国人还没有最终决定美元策略：“我感觉贝克和沃尔克在这个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沃尔克认为跌得已经够多的了，但贝克呢，他不这样想。”一位联邦德国官员将此作为当时迟疑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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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联邦德国看来，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幅度与马克对美元的升值应该是不同的。这一点是欧洲各国的共识。它们都认为非美元货币对美元对等的升值是“不公平的”，它们给出的理由是，日本的贸易顺差和占领欧洲市场首先导致了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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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恩表达了对美日贸易争端产生的溢出效应影响汇率的不满，联邦德国认为这些争端造成了日元的升值和马克随后的升值。这一点与第三个原因有着密切联系。斯托尔滕贝格评论说，失衡问题本质上是美、日之间的问题，他有些轻蔑地提醒说，著名的两国集团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恰当场合。[38]那么核心问题就是：鉴于真正的问题在太平洋之间而不在大西洋之间，那我们为什么必须承担不合理的责任和成本去解决美国的贸易失衡？这个观点更坚定了联邦德国的不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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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联邦德国的领导人中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担忧，即美国建立三国集团的初始策略，可能动摇或缩小联邦德国目前享有的操作空间或影响力优势。离开了欧洲这个大的依托背景，联邦德国经济的规模和活力同美国和日本相比将大打折扣，那自然会限制联邦德国经济实力发挥作用。联邦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大国，这一现实将波恩置于两难境地：联邦德国发现，在欧洲框架内提高的影响力使其在全球舞台上表现为一支欧洲力量；但与此同时，如果拘泥于欧洲，那么联邦德国不断提升的实力的潜在影响力就会受到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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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着美国积极的双边主义（联邦德国与日本也因此暗斗），但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确尝试寻找一个针对美国的共同防御立场，尽管这些努力只是偶尔有之。就在东京峰会之前的1986年4月间，适逢美元快速下跌，联邦银行和日本银行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可能意在稳定汇率，同时向美国传递信号，即贝克的指标建议不受欢迎”[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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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反映德、日对话的插曲发生在1986年9月28日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会议之后。根据一位日本官员的说法，斯托尔滕贝格同宫泽在华盛顿会晤并建议，如果第二天（即9月29日星期一）市场仍然混乱并引发投机者买进马克，那么双方应该视每天具体情况“按天”入场干预。次日市场交易意外的波澜不惊排除了两国干预的必要。卢浮宫会议之后，两国在联合干预上的合作也是有目共睹，当时是联邦银行卖出日元买进美元，日本银行卖出马克买进美元。第八章对此有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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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而言，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双边关系从来就没有非常密切，任何一方都没有去尝试加强的可能。公平地讲，珀尔和澄田之间联系不断，只要他们在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会议上遇到，就会充分利用见面时间交流观点。不过两国财政部部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两国之间也没有重大的联合举动对美国施压，要求后者降低预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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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缺乏紧密沟通，使得波恩要应对来自华盛顿的双边呼吁，以及最终类似贝克和宫泽间形成的双边安排。1986年12月14日，在斯托尔滕贝格的家乡联邦德国北部的基尔举行的贝克–斯托尔滕贝格会晤，正是华盛顿不断施压的结果。他们讨论的议题广泛，其中包括两国国内微妙的政治局势。贝克强调了联邦德国稳定增长的重要性及大幅度减税的意义。斯托尔滕贝格没有对任何具体措施做出承诺，他就联邦德国税收改革和减税的政治影响做了分析。针对贝克的关切，斯托尔滕贝格给予了积极反应，这让他的美国客人们备受鼓舞。双方对“参考范围”问题坦率交换了看法，用一位联邦德国官员的话说就是，表示“对我们双方都有可能”。他们还讨论了政策协调的未来方向，同意总体框架：作为美国承诺稳定汇率的回报，联邦德国承诺刺激国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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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基尔会晤的即时影响不大，但却可视为美德和解的转折点，尤其是在参考范围的问题上，为后面的卢浮宫协议奠定了基础。一位美国官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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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那次会晤之前，马尔福德一直在就目标范围体系问题同蒂特迈尔沟通，我们希望在副部长层面能取得进展。蒂特迈尔非常抵制。我们在午餐期间简要地讨论了一下实质内容……蒂特迈尔能够看到，斯托尔滕贝格当着我们的面要比蒂特迈尔灵活得多，我想这对于它的讨论而言就足够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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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会晤的一个副产品，是蒂特迈尔于次月赴华盛顿同达曼秘密见面。他们继续了参考范围建议、税收计划以及货币政策等议题的探讨。所有这些议题上的分歧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不过，会晤让他们双方更有效地交流。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后来回忆说：“如果我们没有对话……那么对于我们没有必要承诺严格目标区这个问题，他们就不会有信心。”[41]德国人的确感受到美国人变得更随和了。基尔会晤及蒂特迈尔随后访问华盛顿，是“让美方展示出更多的理解和灵活性的决定性因素”[42]。贝克的财政部的积极双边主义最终使三国集团政策协调形成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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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走向三方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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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记录的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这个时段里，法国和英国被迫扮演着次要角色。意大利不断努力要成为核心五国的一员，这对英法两国构成了挑战。它们的货币政策举措被视为联邦银行欧洲货币体系政策的冷饭，两国的干预也仅仅是大海中的涟漪。诚然，劳森展现了令人敬畏的学识和老练，贝格伯和巴拉迪尔成熟政治家的气质也是有目共睹。但是，两国在国际货币外交领域叱咤风云的岁月（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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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说法国和英国是被降格到边缘参与者的位置，那会引起误导。两国做出的承诺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经济政策协调的性质产生影响。毫无疑问，限于它们手头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其影响美国战略或美日安排的能力有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两国在某些场合影响着欧洲内部的约定安排，进而有助于决定政策协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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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尤其会利用各种机会同联邦德国讨价还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卢浮宫协议。法国人从一开始便认为“广场行动”是“过去十年在建立更加稳定和有秩序的国际货币体系方面以非常务实的方式取得进展的第一个机会”[43]。他们坚持这一看法。法国是目标区唯一的倡导者，认为目标区是一个理想模式，这让美国的“范围”想法显得更温和，这是下一章的内容。法国就建立目标区体系所需要的政治承诺而进行的各种分析，促使美国尝试采取更具雄心的措施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这在达曼设计的目标区战略中尤其明显。第五章里提到，法国在“广场行动”中的另一个目标，是针对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在五国集团政策协调之外建立一个压力设计。法国坚持认为需要对联邦德国实施经济刺激措施，是美法两国利益趋同的另一个例子，这促使两国在1986年底给予联邦德国的压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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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贝克–宫泽协议后不到三周，巴拉迪尔宣布法国愿意接受“参与”安排的邀请，刺激经济增长以换取汇率稳定，同时敦促欧洲货币体系内的其他伙伴也这样做。[44]法国的姿态无疑让美国感到高兴，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在卢浮宫会议后说：“我们现在唯一的同盟就是法国了，”接着半咧着嘴笑道，“奇怪的盟友（bedfellows），是吧？”这样一来，法国这张牌也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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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的明确策略不同，英国的行动是模棱两可的。信奉自由市场的劳森主导着英国货币政策。他从一开始就对管理经济政策的提法感到别扭，而且，就干预行动而言，他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全心全意地给予承诺。欧洲一位官员说，对于“美国在广场会议上陡然反转立场”，劳森表现出了一些不满。而且，他要尽力在货币政策的国际安排同国内货币主义政策之间进行协调，撒切尔政府在思想上支持货币主义。最终，英国的产油国身份让其决策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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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不确定性，给劳森的策略进一步蒙上了阴影。作为忠诚的保守党成员，他注意到“光荣孤立”的政治言论，而他越来越发现，只要英镑外交脱离了欧洲货币体系，他的选择空间就变窄了。正如一位英国高级官员指出的那样，英镑与美元脱钩了，同马克的联系正逐渐加强。[45]劳森“管理浮动”的主张被视为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热身。英国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一位法国与会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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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从学术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劳森先生可能是集团中最不愿意选择这个（参考范围）方案的。他更倾向于持怀疑态度。不过英国态度有了变化，支持对汇率波动进行更加协调一致的管理，这符合卢浮宫协议的精神。实际上，英镑和欧洲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问题让他们感到紧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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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英国一定是意识到，美国的战略本质上是基于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三国之间的三边协调。事实上，在广场会议之前，马尔福德就已经考虑了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三个核心国家”作为新策略中排他的参与者。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勉强接受，把英国和法国排除在外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在华盛顿同东京和波恩积极的双边主义外交之后，同巴黎和伦敦之间的沟通就只是走形式了。广场会议时，就法国承担同联邦德国同样力度的干预责任问题存在争论。德国人提出，欧洲的干预应该通过欧洲货币机制集中对待，这一看法是主流，法国担负了不少的干预责任。而英国是在卢浮宫会议后三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英国的干预规模仅次于日本，意大利排第三。一位英国官员宣称：“我们是在扫货式地买进美元。”[47]对于法国和英国在（广场协议后）压低美元或是在后来卢浮宫会议提振美元的干预行动中的贡献，不论是贝克、竹下登还是后来的宫泽喜一，都不十分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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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期间，世界经济实力的均衡明显发生了变化，逐渐向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这三个主要参与者集中。就货币政策倡议和参考范围理念而言，这并不意味着法国和英国被降格为边缘成员，因为它们对“广场行动”的贡献的确很重要。另外，走向三方货币体制的努力，因为美国对两国战略的过度操控、日本无法有效利用其刚刚获得的金融实力以及联邦德国不愿意在欧洲货币体系内实施更彻底的货币一体化而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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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ne on One”, with John Mclaughlin, 9 May 1986. transcript available from Federal Information Systems, 620 National Press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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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Quarterly Review 11 (Summer 19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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