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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元在整个4月都在不断下跌，而今的贝克准备要“口头支持”（talk it up）美元。在4月15日给日本协会的演讲中，他对美元下跌的风险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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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明确一点：对我们希望其他国家高增长的目标来说，美元对其他非美元主要货币的进一步下跌肯定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因此，我们正准备继续紧密合作，全力以赴地维持汇率稳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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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因为日本似乎无法通过一份扩张性预算且美日贸易谈判止步不前，美元再次面临强大的卖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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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元跌破140日元，在4月27日触及40年来的低点137.25日元/美元。相对欧洲货币，美元兑马克跌破1.80，曾一度达到1.771马克/美元的水平。自2月到4月底，在贸易加权的基础上，美元对所有十国集团货币下跌了3.875%。[26]美国此间总的干预情况是，买进了40.636亿美元，卖出了3000万美元。根据纽约联储的数据，为支持2月在巴黎和4月七国集团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日本银行、联邦银行和其他欧洲国家中央银行期间买进的美元规模“惊人”[27]。广场会议之后的干预规模比商定的规模少一半，而卢浮宫会议后的干预规模则超过了广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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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如此大规模真金白银的操作，但在日本人看来美国货币当局并没有全力以赴地支持美元，这让他们感到困扰。4月底，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华盛顿向里根和贝克暗示，他对美国稳定汇率的努力不够感到不满。贝克当即回击称，自1月以来，美国的干预规模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按美国的标准，这个额度之大已经是非同寻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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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省一些官员对联邦德国的干预规模甚至低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感到不快——卢浮宫会议之后的三个月里，只有区区的7.5亿美元[28]。联邦银行干预规模不大，是因为其担心推高美元的大规模干预将增加联邦德国的外汇储备从而导致流动性过剩。与日元不同，马克在4月底的水平与卢浮宫会议期间的水平几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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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德国真的决定进行干预时，却发现其外汇储备中没有足够的日元可以在外汇市场上卖出。联邦德国以往的干预通常是买卖其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联邦银行因此同意向日本银行卖出特别提款权（SDRs）买进日元，再把日元在市场上卖出。日本银行同联邦银行之间的交易属于货币互换协议的一部分，于4月13日布鲁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会议上达成，由日本银行向欧洲各中央银行提供日元作为“战争基金”[29]。德国人的解释表明是德国人发起了这项交易。“我们干预是因为我们（在日本银行）的日本朋友认为我们参与市场是有作用的，”一位联邦银行的官员后来说，“我们向他们提出了这个方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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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人来说，干预表达了联邦德国人的善意，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除了美国和日本，其他国家也可以对汇率稳定做出贡献。作为回报，在联邦德国货币于4月底面临升值压力时，日本银行和美联储来在东京市场上接连卖出马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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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到，并不是所有中央银行的干预都意在捍卫卢浮宫协议。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利用本国货币相对马克或美元强势，或对这两种货币同时强势的时机，通过买进美元来补充官方外汇储备。[32]一位联邦银行的官员后来在1987年6月对这种美元“抢购风”发表评论说：“它们想买美元来增加储备。那是主动自愿的行为。英国买进的金额超过100亿美元，日本150亿美元，甚至连瑞典都买进了30亿美元，法国和意大利也买了，它们喜欢美元。”[33]有报道称各国中央银行在1987年买进了大约1400亿美元的美元资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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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实施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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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会议上的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强烈地意识到，美元继续下跌将带来不利后果。为了稳定汇率，也为了纠正外部失衡，他们最终宣布迫切需要财政政策协调。波恩政府同意减税并没有对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明显效果，而美国政府也没能大幅削减预算赤字。不过，卢浮宫协议最终促使日本调整财政政策以刺激其国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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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于1987年年初仍不见明显改善时，报纸上开始出现批评财政部部长贝克的文章。人们原本期望急剧下跌的美元能够扭转美国贸易数字走势，但结果并不如意。股市和债市快速下跌。国内外对贝克那种曾一度压倒性的信任，开始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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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汇率调整应对贸易逆差一年半之后，如今的贝克开始给贸易公式的需求方施加更大的压力。联邦德国和日本需要内部扩张以消化更多的世界出口商品，两国的贸易顺差不可持续。在1月末的国会听证中，贝克看上去是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失去了耐心。他说：“我们现在唯一的要求，是世界其他工业大国根据全球反通胀的成果，尽其所能，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让其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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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日本和联邦德国财政政策的失望情绪在1987年初加剧了。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在1986年12月底说，日本和联邦德国在刺激其国内需求方面缺少作为，特别是日本预算中“缺少增长要素”，美国政府对此感到失望。[36]同其他官员一样，这位官员暗示，除非这两个国家刺激其经济，否则美元还得下跌，这让本已波动的市场更加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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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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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部长对日本1987财年的财政预算尤其感到不满，该预算中的政府开支仅仅提高了7700万美元，达到3381亿美元（1美元＝160日元），按名义价值计算只比1986财年增长了0.02%，是32年里增长幅度最小的一次。宫泽很清楚，预算案可能会招致美国的激烈批评，但因为方案是在他被委任为大藏相之前的1986年夏天起草完成的，因此他也只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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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随即试图通过国会推动一份补充预算，这当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首先，他必须非常慎重，以免不经意间引得反对党借机要求彻底修改1987财年预算初稿。反对党可能提出，鉴于补充预算在预算季这么早的时间里就提出来了，那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制定一份全新的预算案。其次，他在大藏省里面临强烈的反对，这些反对意见坚定地支持削减预算赤字。反对意见也来自中曾根本人，他主要的经济纲领就是基于巩固财政——一份纠正预算赤字失控的应急计划。日本主要的商业游说组织经团联，宫泽也指望不上太多，因为中曾根–大藏省联盟已经拉拢了该组织中大部分的重量级成员。1986年秋，宫泽努力推动国会通过一项总额3.6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这一次遭遇的抵制更不好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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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不仅对日本“可怜的”预算不满——首期的补充预算对经济几乎没有拉动作用，对中曾根内阁减税计划的侧重点同样不满。作为日本税收领域16年来的大动作，税收改革计划在1986年10月获得了自民党税收体制委员会的同意。计划包括针对个人和公司减税。两年内，应税收入级距数目由目前的15个减少到6个，所有级距的边际税率将调低两档。为弥补因为减税带来的收入下降，税收体制委员会同意征收5%的消费税（包括服务业在内），1988年1月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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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强调，税收改革计划将给经济增添活力，但美国政府则持怀疑态度。美国政府对消费税特别不满，认为其将阻碍国内经济增长、制约消费。在“强日元”已经降低出口部门增长的情况下，日本需要去提振消费。对于美国政府的大部分官员来说，消费税看上去是抵消了降低所得税带来的刺激效应，税收改革计划的效果因此打了折扣。根据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说法，财政部内部预估，税收计划给日本带来的增长占GNP的比重不足0.1%，该官员称之为“可怜的”数字。[37]他提醒说，根据日本当下的情况，日元可能还得继续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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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在卢浮宫会议上解释说，反对党和一些自民党成员都强烈反对消费税，他认为消费税条款甚至可能无法在春天获得国会通过。一位与会者说，他也希望不能通过，同时问宫泽，如果不能通过会出现什么情况。宫泽回应说，这种情况下，政府将被迫发行政府债券以弥补收入的减少。另一位与会者评论说，这种做法更好一些，同时敦促宫泽批评那些发表了“不像财长言论”的外国同行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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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他通常并不掩饰自己对日本紧缩预算和中曾根–大藏省联盟财政政策的批评。宫泽事实上是将国外的压力同国内的扩张主义者结合，来推动他的刺激计划。在协议后一个月，日元开始快速升值，宫泽面对着强烈的批评，但他仍努力在4月五国集团华盛顿会议上承诺了一项5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尽管这个计划直到春季快结束时才获得通过，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缘于卢浮宫协议中的日方承诺：“在国会通过1987财年预算后，将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推出一份综合性的经济方案，以便刺激国内需求。”这一计划后来在威尼斯峰会上提高到6万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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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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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的税收问题牵涉到基民盟–基社盟和自由民主党的联盟政治。1985年6月，科尔政府已经颁布了税收法案，在1986年降低个人所得税109亿马克、1988年降低85亿马克，同时制定了一个在1990年减税440亿马克的计划。因为科尔政府希望将政府减少的收入从440亿的降低到250亿马克，其计划通过堵住税收漏洞、提高部分消费税并减少州补贴的方式增加190亿马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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