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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实施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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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会议上的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强烈地意识到，美元继续下跌将带来不利后果。为了稳定汇率，也为了纠正外部失衡，他们最终宣布迫切需要财政政策协调。波恩政府同意减税并没有对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明显效果，而美国政府也没能大幅削减预算赤字。不过，卢浮宫协议最终促使日本调整财政政策以刺激其国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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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于1987年年初仍不见明显改善时，报纸上开始出现批评财政部部长贝克的文章。人们原本期望急剧下跌的美元能够扭转美国贸易数字走势，但结果并不如意。股市和债市快速下跌。国内外对贝克那种曾一度压倒性的信任，开始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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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汇率调整应对贸易逆差一年半之后，如今的贝克开始给贸易公式的需求方施加更大的压力。联邦德国和日本需要内部扩张以消化更多的世界出口商品，两国的贸易顺差不可持续。在1月末的国会听证中，贝克看上去是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失去了耐心。他说：“我们现在唯一的要求，是世界其他工业大国根据全球反通胀的成果，尽其所能，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让其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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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日本和联邦德国财政政策的失望情绪在1987年初加剧了。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在1986年12月底说，日本和联邦德国在刺激其国内需求方面缺少作为，特别是日本预算中“缺少增长要素”，美国政府对此感到失望。[36]同其他官员一样，这位官员暗示，除非这两个国家刺激其经济，否则美元还得下跌，这让本已波动的市场更加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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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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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部长对日本1987财年的财政预算尤其感到不满，该预算中的政府开支仅仅提高了7700万美元，达到3381亿美元（1美元＝160日元），按名义价值计算只比1986财年增长了0.02%，是32年里增长幅度最小的一次。宫泽很清楚，预算案可能会招致美国的激烈批评，但因为方案是在他被委任为大藏相之前的1986年夏天起草完成的，因此他也只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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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随即试图通过国会推动一份补充预算，这当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首先，他必须非常慎重，以免不经意间引得反对党借机要求彻底修改1987财年预算初稿。反对党可能提出，鉴于补充预算在预算季这么早的时间里就提出来了，那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制定一份全新的预算案。其次，他在大藏省里面临强烈的反对，这些反对意见坚定地支持削减预算赤字。反对意见也来自中曾根本人，他主要的经济纲领就是基于巩固财政——一份纠正预算赤字失控的应急计划。日本主要的商业游说组织经团联，宫泽也指望不上太多，因为中曾根–大藏省联盟已经拉拢了该组织中大部分的重量级成员。1986年秋，宫泽努力推动国会通过一项总额3.6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这一次遭遇的抵制更不好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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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不仅对日本“可怜的”预算不满——首期的补充预算对经济几乎没有拉动作用，对中曾根内阁减税计划的侧重点同样不满。作为日本税收领域16年来的大动作，税收改革计划在1986年10月获得了自民党税收体制委员会的同意。计划包括针对个人和公司减税。两年内，应税收入级距数目由目前的15个减少到6个，所有级距的边际税率将调低两档。为弥补因为减税带来的收入下降，税收体制委员会同意征收5%的消费税（包括服务业在内），1988年1月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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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强调，税收改革计划将给经济增添活力，但美国政府则持怀疑态度。美国政府对消费税特别不满，认为其将阻碍国内经济增长、制约消费。在“强日元”已经降低出口部门增长的情况下，日本需要去提振消费。对于美国政府的大部分官员来说，消费税看上去是抵消了降低所得税带来的刺激效应，税收改革计划的效果因此打了折扣。根据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说法，财政部内部预估，税收计划给日本带来的增长占GNP的比重不足0.1%，该官员称之为“可怜的”数字。[37]他提醒说，根据日本当下的情况，日元可能还得继续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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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在卢浮宫会议上解释说，反对党和一些自民党成员都强烈反对消费税，他认为消费税条款甚至可能无法在春天获得国会通过。一位与会者说，他也希望不能通过，同时问宫泽，如果不能通过会出现什么情况。宫泽回应说，这种情况下，政府将被迫发行政府债券以弥补收入的减少。另一位与会者评论说，这种做法更好一些，同时敦促宫泽批评那些发表了“不像财长言论”的外国同行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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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他通常并不掩饰自己对日本紧缩预算和中曾根–大藏省联盟财政政策的批评。宫泽事实上是将国外的压力同国内的扩张主义者结合，来推动他的刺激计划。在协议后一个月，日元开始快速升值，宫泽面对着强烈的批评，但他仍努力在4月五国集团华盛顿会议上承诺了一项5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尽管这个计划直到春季快结束时才获得通过，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缘于卢浮宫协议中的日方承诺：“在国会通过1987财年预算后，将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推出一份综合性的经济方案，以便刺激国内需求。”这一计划后来在威尼斯峰会上提高到6万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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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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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的税收问题牵涉到基民盟–基社盟和自由民主党的联盟政治。1985年6月，科尔政府已经颁布了税收法案，在1986年降低个人所得税109亿马克、1988年降低85亿马克，同时制定了一个在1990年减税440亿马克的计划。因为科尔政府希望将政府减少的收入从440亿的降低到250亿马克，其计划通过堵住税收漏洞、提高部分消费税并减少州补贴的方式增加190亿马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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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87年1月25日大选的临近，税收问题严重影响了执政联盟内部的沟通。到他们达成共识时，德国已经拿不出能够刺激需求的有力措施了。正如一位德国官员后来说的那样：“在我们对其他国家承诺之前，我们需要一个多数票。我们不希望像中曾根或宫泽那样先承诺却又无法兑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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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美国要求更大力度减税的压力，自由民主党为进一步的改革加紧游说，特别是对高收入者（当时的税率是56%）和自由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小业主减税。前经济部部长、自由民主党经济发言人奥托·兰布斯多夫（Otto Lambsdorff）呼吁在1987年实施大规模减税。而且，自由民主党同时质疑科尔政府对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的预测，敦促更多的经济刺激政策［一位波恩官员后来就自由民主党对预测的批评表达了不满：“我要说的是，在联邦德国政府内部，是自由民主党主席马丁·班格曼（Martin Bangemann）领导的经济部负责经济预测。”］，为弥补建议中的减税导致的收入缺口，自由民主党列出了可以取消的价值210亿马克的补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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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谁应该受益于减税的问题上，基督教民主联盟内存在分歧。该党的“社会翼”反对对高收入阶层减税，而是呼吁更多的免税。因担心支持降低最高税率会削弱工薪阶层选民对他们的支持（1月25日的选举中已经显示在下降），基民盟劳动部部长诺伯特·布鲁姆（Norbert Blum）和总书记海纳·盖斯勒（Heiner Geissler）公开反对降低高税率。基民盟内更保守的派别则反对减税，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增加政府赤字，导致更高的通胀水平。长期以来，财政部部长斯托尔滕贝格一直将支持税收改革同平衡预算结合。基民盟在巴伐利亚的姐妹党基社盟，则对威胁要取消农业补贴的税收改革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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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税收改革，政府不仅需要在联邦议院（议会下院）获得多数支持，还要在联邦参议院（议会上院）获得多数支持。联邦参议院不会顾忌党派控制问题，可能阻碍减税，因为减税标志着州收入的减少。反对对高收入者减税的社会民主党在五个州拥有多数当选议席。[39]基民盟控制的南方环斯图加特和巴登–符腾堡的高科技带区域，强烈反对税改中的降低补贴条款。因为这个问题的敏感性，科尔政府考虑，推迟到1987年夏五个州选举之后再决定如何提高收入弥补减税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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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25日的下院选举加强了自由民主党推动实施减税和税改的力量。虽然基民盟–基社盟仍然维持控制地位，但其投票权从1983年的48.8%降低到44.3%，而自由民主党的投票权则从7.0%提高到9.1%。结果是，自由民主党和其他支持提前减税和税改的派别发现，它们在选举后的政府内部博弈中有了新的影响力。这是1987年联邦德国税收政治的背景。在选举结束四周之后的卢浮宫会议上，斯托尔滕贝格同意将1990年52亿马克的减税计划“提前”到1988年。几天之后，执政联盟同意了一项于1990年生效的综合性税收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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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措施后来被证明太过温和。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1987年联邦德国经济增长率是让人失望的1.7%。1987年10月的股市暴跌推动了刺激经济的政策，但预算赤字增加也加剧了政治压力。联邦德国制定财政政策过程的缓慢及渐进特点，持续困扰着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卢浮宫会议上，当斯托尔滕贝格试图向各国保证联邦德国经济将在4月开始发力时——“在因寒冷天气造成冬季缓慢增长之后”——他便马上遭到贝克和劳森一系列尖锐问题的攻击。对经济增长乏力的担心，造成了卢浮宫会议之后整个政策协调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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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卢浮宫协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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