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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强制性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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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庞大外汇储备且倾向于非冲销干预的日本人，希望干预的承诺更有约束力，而德国人则极度反感将其手脚同强制性的机制捆绑在一起。德国人的警惕基于联邦银行担忧要在货币政策的控制上做出妥协，同时也基于其反对欧洲货币体系内部的界内干预。珀尔一再强调，干预不应该是强制性的，在沃尔克的支持下，他的提议成了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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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机制或“磋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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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机制”所有的内在不足中，最致命的是没有能够在汇率调整同国内财政、货币政策调整之间建立互动机制。卢浮宫会议的与会者责成副部长们在威尼斯峰会前进一步具体化指标机制。不过，多亏了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反对，指标体系没有将汇率调整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相结合。因为其他国家仍然认为美国还有口头打压美元的动机，这制约了其他国家对宏观政策调整做出更坚定的承诺。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解释称，他们之所以在1987年春重设日元/美元汇率区间，是因为“市场认为日本不会实现其基本面的调整，日本已经丧失了信誉”[52]。1987年4月的华盛顿会议后不久，日本大藏省一位高级官员无奈地评论说，他不能理解的是，对日本改善基本面的预期为什么在仅仅一个月内的时间里就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日本的财政刺激计划很可能有效果的情况下。“当得知华盛顿重新调整了日元/美元汇率的基准时，我相当震惊，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宫泽一定比在卢浮宫时还震惊。”[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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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年晚些时候有报道说，贝克1987年10月19日同联邦德国货币官员在法兰克福会晤时要求重设马克/美元基准汇率，但当时并没有进行。到1987年12月七国财政部部长联合宣布美元进一步贬值将产生负面效果，才实现真正重设。（一位联邦德国官员当时强调说，12月的“重设”应被视为“接受当前汇率”，而不是重设。“总而言之，那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但并不意味着那是一份协议。”[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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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临时性特点，使得美国单方面重设基准汇率的行为成为可能，同时也破坏了这个机制。卢浮宫会议上，各国同意在汇率达到5%的波动区间时将就政策调整进行磋商，但并没有就如何磋商明确可操作的措施。巴拉迪尔后来说：“卢浮宫协议是一个好协议，但从没有被完整执行。谁执行什么、如何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都没有深入地探讨，也没有决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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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诸多的技术困难，还有一项重要的政治问题：谁赢了以及以谁为代价？尽管法国人想保持低调，但不可否认的是，卢浮宫会议是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得力干将巴拉迪尔的一次成功的政治秀。当然，虽然没有人说他们的提议看上去像是目标区，但法国人没有浪费任何一次这样描述它的机会。其他的与会者，尤其是联邦德国和英国，对这一想法非常敏感，同时拒绝接受这一协议作为新体系。另外，一位欧洲与会者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宣称那是一场外交胜利。”[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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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问及卢浮宫协议失败的原因时，一位美联储官员的回答是，“贝克手里没有足够的筹码”。他指的是财政政策协调的失败，以及贝克无法就总统和国会未来的行动做任何承诺。无法协调财政政策从一开始就给“广场行动”投下了阴影。对卢浮宫协议同样如此。尽管日本最终实施了财政政策调整，但美国和联邦德国并没有跟进。贝克削减美国预算赤字的承诺也没有带来任何新的财政政策。债券市场的不安导致价格在卢浮宫会议两个月后开始下跌。到1987年秋，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恐慌出逃，他们购买美国国债的意愿下降，股市暴跌。对美国预算赤字不断增加的担忧，又制约了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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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卢浮宫协议中没有相应的货币政策维护“范围机制”。在公报中，只有日本表示其央行将降低贴现率。联邦德国只是保证“货币政策在维持价格稳定的同时，旨在改善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美国货币政策将“符合经济可持续、无通胀的扩张要求”——一个熟悉的不作为和无方向的同义词。“看看卢浮宫公报，你永远也找不到‘货币政策协调’，永远！”欧洲的一位中央银行官员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打算协调货币政策，以获得他们称之为目标的相对稳定的汇率。”[57]美联储一位官员认同这一分析：“我们在卢浮宫会议上没有就改变货币政策做任何承诺。我们在4—5月的危机时期开始认真考虑捍卫美元的问题，但不是在卢浮宫会议上。”[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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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浮宫会议上，珀尔甚至比在广场会议时更坚定地坚持，货币政策操作，尤其是就干预的战术范围进行的日间磋商，应该交由中央银行负责。德拉罗西埃甚至是劳森都支持珀尔。贝克的态度是，美国贸易伙伴的利率应该低于美国的利率，各中央银行应该通过货币政策合作和联合干预来维系议定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克在交流过程中保持沉默。沃尔克“明显是不想动摇美国的立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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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以往的五国集团会议，卢浮宫会议上，央行官员们没有讨论他们将如何利用货币政策支持已做出的承诺。相应地，他们也没有明确在需要时如何执行货币政策，以便在约定的范围内维系汇率。这被留给4月底美国和日本货币当局临时的短期利率操作来解决，部分是为便于向日本投资者拍卖美国国债。但那是一次短命的操作。日本银行在美联储于1987年9月提高其贴现率之后也提高了利率，从而抵消了前述操作。卢浮宫会议之后一直担心干预操作将可能引爆通胀的联邦银行，早已经转向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协调在实施“范围机制”时的缺位，使得卢浮宫协议在市场攻击（最终的动荡极点是10月的股市暴跌）面前显得脆弱不堪。里根政府一位官员后来这样批评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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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有一段时间利用它（货币政策维护汇率稳定），接着他们开始提高利率，这对维系汇率范围来说是起反作用的，除非美国提高利率并保持住利差。美国和日本在卢浮宫会议之后非常成功地协调了货币政策。但联邦银行因为国内因素决定开始提高利率。我们需要让它们知道，这是有悖于卢浮宫会议精神的，美国不准备跟随它们的行动，因为那样做将可能给美国带来衰退风险。[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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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12月的七国集团公告之前，巴拉迪尔一直坚持汇率稳定有赖于更坚定的货币政策协调，但七国集团找不到一个可接受的协调方案。卢浮宫会议的“范围协议”就成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不作为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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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ew York Times，23 Februar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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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ew York Times，23 Februar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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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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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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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接受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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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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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位法国参会者接受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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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eter T. Kilborn,“Can the Big Seven Learn to Waltz?”，New York Times，31 Ma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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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作者采访一位法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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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本代表团将近期（current）翻译成“tomenno”，暗指一个稍宽的时间跨度，而不是“genzaino”——通常的意思就是目前（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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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作者采访一位法国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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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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