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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费尔德斯坦这样的一些批评者，喜欢在事后预测市场方向。但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就提出疑问，这些批评家能否在1985年夏天就预测到美元的走势。正如第一章里记录的那样，美元在仲夏时有一次反弹，甚至在广场会议之后，美元的上行压力常常是消解了共同干预的效果且并没有轻易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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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公平地讲，对于“广场行动”的所有批评涉及一些零碎的事实，但都无伤大雅。尽管其尝试利用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所称的“金融市场和媒体市场”将公告效应最大化，但“广场行动”不是简单的整容术。它也不只是一次争取时间的努力，即便应对国会里的保护主义势力需要时间，避免因五国集团各国增长和国内需求乏力导致的世界衰退可能也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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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广场行动”是美国政府避免尴尬地宣布“里根经济学”失败的方式。但贝克–达曼团队承认预算赤字的严重性，同时公开承诺削减赤字。而且，美国在其全球经济体系主导地位下降的情况下，要求其贸易伙伴承担调整责任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必须寻找新的能促进更广泛协调的政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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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策协调要取得成功，必须有政治和市场两方面的结合。无论市场力量有多么强大，市场自身是无法决定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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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政策协调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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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策协调的所有重要评估，都必须考虑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加过程中，宏大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经历浮动汇率后对新国际货币体制的探索以及美国霸权衰落导致的世界经济结构变化。而且，考虑到主要经济大国需要继续进行政策协调，“政策协调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就成了突出的问题。但在探究细节之前，有必要明确政策协调的概念。什么构成了政策协调？政策协调同政策合作、政策磋商以及政策趋同又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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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联储前理事亨利·沃利奇（Henry Wallich）的说法，“合作”包括一系列的安排，在这些安排中，协调在一端，磋商在另一端。磋商涉及的承诺程度比较低，通常仅以信息交流为标志，而协调要求在政府层面更多的承诺，通常发生在政策制定者对国际压力及他们政策的影响更敏感的情况下。趋同描述了各国政策和经济表现越来越接近的过程。应该注意到，有效的政策协调可能导致趋同，也可能导致不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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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协调的主旨和过程两个方面，得出评价“广场行动”的标准。政策协调的主旨应该根据三个标准来评估：一、是否促进了非通胀状态下的增长及可持续的经常账户平衡；二、是否开放并实行自由贸易；三、是否加强了联合管理。关于政策协调的主旨，可以说“广场行动”没有解决三个拖延问题：削减美国预算赤字上的拖延、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的拖延，以及联邦德国和日本在刺激国内需求方面的拖延。但自1987年中开始，这三项拖延已经被部分纠正。美国预算赤字在1987年降低了700亿美元；日本的国内经济开始扩张，制成品进口开始加速增加，外部失衡因此明显改善。不过，要判断美国的外部失衡是否已经改善到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还为时尚早。关于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化问题，应该指出，“广场行动”成功地遏制了美国的保护主义力量。现在人们寄予希望的是，日本“内生增长”的新方向及作为“超级进口大国”对振兴世界贸易体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联邦德国国内需求扩张缓慢且缺少推动更开放贸易体系的有力举措，仍然是个不利因素。不过，尽管在经济政策调整中有一些制约，但美国同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联合管理仍得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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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的过程可以依据四个标准来分析：一、在分析型议题上是否取得了广泛共识，或者处理这些议题是否有更实用的手段（思想）；二、政策协调是否对市场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带来了更有效的管理（市场）；三、是否在所涉及或对国际协调过程感兴趣的国内合法团体间加强了共识，或是在机构和利益群体中提高了促进跨国合作的认可度（政治）；四、协调过程发展成为可信赖体制的程度（体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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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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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性议题上取得共识的重要性，因为经济环境和合作意愿而不同。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对理论的各种新解释可谓百花齐放，坚持供给侧和货币主义政策的保守政府的出现就是证明，这部分是为了应对如滞涨和利率大起大落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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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的衰落以及对挑战性理论缺乏普遍认同，使得政策制定者在一个理论基础上进行对话更加困难。最激烈的争论缘于对汇率决定因素理解上的理论分歧。争论波及范围之广让理查德·库珀这样的国际经济学者相信，“在确定决定汇率的分析或理论框架并重建新理论共识之前，不可能决定各货币之间的汇率水平，也无法决定这些汇率如何实现”。库珀甚至指出：“经济学家们目前的建设性建议模糊、混乱，这是政策有效协调最重要实际上也是决定性的障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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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汇率政策协议并不是经济政策或运行趋同的充分条件。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将产生跨国效应，而国内经济政策制定也免不了争论。比如，“需求管理”要求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而货币主义者提出，在中长期内，需求管理对如失业率和收入这些真实变量并不会产生明显影响。有些人甚至认为，即便是在短期内，对这些指标变量的影响也不大。因此，政府应该放弃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只盯住价格稳定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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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主义有限的手段并没有达到其支持者的预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错之后，中央银行家们发现，仅仅严格拘泥于固定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并不能降低通胀预期，也抑制不了通货膨胀。他们还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汇率的稳定，货币供应量目标无法实现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基本目标，特别是在目前这种对货币需求变化更加不确定且更不易预测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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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货币政策上出现的共识（或者更准确地说，针对货币政策不能做什么的共识）相反，对财政政策的看法则存在分歧。在我们研究的三个国家中，关于财政政策的政治争论目前有三个思想流派，可以划分为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和反凯恩斯财政政策。毫无疑问，关于财政政策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分歧非常大，这使得即便是计划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也难以实现。[22]但不应夸大分析或思想框架上的差异对合作的阻碍程度。经济信条间的分歧经常掩盖了利益冲突，而在利益冲突解决之后，那些分歧往往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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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条间的分歧也有可能在掩盖了利益冲突的同时促成合作。比如，对美国以外的大多数五国集团政策制定者来说，不同的理论立场并没有妨碍他们得出美国预算赤字是问题根源的结论。国际共识既不是国际协调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美国需要降低预算赤字的共识，是协调的一个非充分条件。抛开共识问题，思想观念会是政策协调过程中的关键决定因素，这在美国的汇率和财政政策制定过程中即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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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系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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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协调涉及的变量因素中，汇率可能最清晰地反映了国际市场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政策协调以管理市场力量为假设前提。这样，政策协调是自由浮动汇率机制对立面的判断，首先就在市场上面临着汇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检验。保罗·沃尔克点出了市场和政策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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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开始相信汇率稳定本身并不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那么出现汇率滚雪球般地加大波动幅度且同近期的国际收支前景和国内物价走势远远不符的情况，我们就不该感到惊讶。这个时候，自由浮动的汇率，而不是货币当局对国内货币或其他政策的承诺，将使得国内经济管理变得极为复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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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在市场上取得理想的效果，同时也为了管理市场趋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必须相互配合并有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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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国际政策协调的范围和程度在现实中是有限的，因为其受制于国内政策制定过程。通常认为，就单个国家而言，其政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其他国家经济的潜在影响。因此，在考虑国际经济的需要之前，政策制定者会先行考虑对本国经济有利的方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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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存度逐渐提高，可能放大了政策在国家间的交叉影响，以及对本国经济的反作用。比如，日本大藏省理论家黑田春彦（Haruhiko Kuroda）就因为强调政策的交叉影响认同政策协调的价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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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总体上实现正和结果，就要认识到一国政策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比如，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径，可能是在美国引发一次衰退；类似地，任由高通胀发展可能带来预算赤字的降低。显然，这些举措长远而言对美国是否有益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为这类政策一定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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