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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的衰落以及对挑战性理论缺乏普遍认同，使得政策制定者在一个理论基础上进行对话更加困难。最激烈的争论缘于对汇率决定因素理解上的理论分歧。争论波及范围之广让理查德·库珀这样的国际经济学者相信，“在确定决定汇率的分析或理论框架并重建新理论共识之前，不可能决定各货币之间的汇率水平，也无法决定这些汇率如何实现”。库珀甚至指出：“经济学家们目前的建设性建议模糊、混乱，这是政策有效协调最重要实际上也是决定性的障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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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汇率政策协议并不是经济政策或运行趋同的充分条件。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将产生跨国效应，而国内经济政策制定也免不了争论。比如，“需求管理”要求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而货币主义者提出，在中长期内，需求管理对如失业率和收入这些真实变量并不会产生明显影响。有些人甚至认为，即便是在短期内，对这些指标变量的影响也不大。因此，政府应该放弃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只盯住价格稳定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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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主义有限的手段并没有达到其支持者的预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错之后，中央银行家们发现，仅仅严格拘泥于固定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并不能降低通胀预期，也抑制不了通货膨胀。他们还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汇率的稳定，货币供应量目标无法实现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基本目标，特别是在目前这种对货币需求变化更加不确定且更不易预测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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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货币政策上出现的共识（或者更准确地说，针对货币政策不能做什么的共识）相反，对财政政策的看法则存在分歧。在我们研究的三个国家中，关于财政政策的政治争论目前有三个思想流派，可以划分为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和反凯恩斯财政政策。毫无疑问，关于财政政策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分歧非常大，这使得即便是计划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也难以实现。[22]但不应夸大分析或思想框架上的差异对合作的阻碍程度。经济信条间的分歧经常掩盖了利益冲突，而在利益冲突解决之后，那些分歧往往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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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条间的分歧也有可能在掩盖了利益冲突的同时促成合作。比如，对美国以外的大多数五国集团政策制定者来说，不同的理论立场并没有妨碍他们得出美国预算赤字是问题根源的结论。国际共识既不是国际协调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美国需要降低预算赤字的共识，是协调的一个非充分条件。抛开共识问题，思想观念会是政策协调过程中的关键决定因素，这在美国的汇率和财政政策制定过程中即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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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系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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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协调涉及的变量因素中，汇率可能最清晰地反映了国际市场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政策协调以管理市场力量为假设前提。这样，政策协调是自由浮动汇率机制对立面的判断，首先就在市场上面临着汇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检验。保罗·沃尔克点出了市场和政策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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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开始相信汇率稳定本身并不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那么出现汇率滚雪球般地加大波动幅度且同近期的国际收支前景和国内物价走势远远不符的情况，我们就不该感到惊讶。这个时候，自由浮动的汇率，而不是货币当局对国内货币或其他政策的承诺，将使得国内经济管理变得极为复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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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在市场上取得理想的效果，同时也为了管理市场趋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必须相互配合并有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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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国际政策协调的范围和程度在现实中是有限的，因为其受制于国内政策制定过程。通常认为，就单个国家而言，其政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其他国家经济的潜在影响。因此，在考虑国际经济的需要之前，政策制定者会先行考虑对本国经济有利的方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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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存度逐渐提高，可能放大了政策在国家间的交叉影响，以及对本国经济的反作用。比如，日本大藏省理论家黑田春彦（Haruhiko Kuroda）就因为强调政策的交叉影响认同政策协调的价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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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总体上实现正和结果，就要认识到一国政策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比如，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径，可能是在美国引发一次衰退；类似地，任由高通胀发展可能带来预算赤字的降低。显然，这些举措长远而言对美国是否有益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为这类政策一定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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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那些描述军事平衡的类似措辞被拿来表述国家之间经济力量的变化，但同本质上是零和博弈的军事战略决策相比，制定国际经济政策还是有更多腾挪空间的。密切交织的经济利益和条条通往罗马的途径，让各国共同造就了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这增加了正和结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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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或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对各国经济走向应该有可预期的效果，而且必须在政策间协调一致，以便产生总体的正和效果。这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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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联系、压力和创建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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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成员国“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强化国内的合理利益，与此同时，在国内政治过程中强调国际视野”[26]。这类微妙的外交关系要求操作者高超的管理技巧，必须充分利用所有能够推动这一目标的政治诱因。协调经济政策的所有尝试，都要求触发因素要足够强大，压制住一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诱因。制约因素同样需要足够强大，使得违约成本看上去要高于从协调上获得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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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国内力量支持国际合作、对政策调整适时制造可控的压力以及为政策协调创建国际联盟，是三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广场行动”的筹划者就提前注意到建立联系、制造压力的必要性。贝克强调：“如果体系发挥作用，参与者在制定其国内经济政策时将主动考虑外部因素。”[27]任何单一国家能够将其经济政策同其他国家政策进行协调的程度，无疑依赖于该国评估其国内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影响的能力或意愿。指标机制实际上意在让这个（评估）过程便利化，并将其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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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政策协调的一个选择是借助于国家间创建的联盟。如果一国的国内计划是一项更宏大的国际协调努力的一部分，该国政府会让这个计划更有利于国内政治利益，有些时候的确如此。而且，各国政府历史上还利用国际因素转移大众对国内政治的注意力。这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虑。比如，1936年9月26日的三国协议（Tripartite Monetary Agreement）就被法国人民阵线用来转移对法郎贬值的注意力。通过强调国际货币稳定，人民阵线政府“掩盖了在实现经济复苏和维持法郎稳定上的失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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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信心、机制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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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协调必须基于制度化且被其参与者认为可信赖的工作程序。另外，应该支持将最初的临时安排逐步发展成为国际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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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这样定义经济政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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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调整各国政策从而减少一国或多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福利带来负面影响（或加强正面影响）、各国政策因此不同于那些原本仅仅立足本国或自给自足式决策的政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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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合作同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基本信条矛盾，该学派将国际舞台视为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舞台上的各国寻求提升本国的权力和威望：公共品供应不足，公害却供应过剩，充斥着大量的搭便车者。[30]基于这样的假设，政策制定者迫于持续的压力而食言或违背承诺。理论上，主动背离承诺可以区别于非主动的做法，尽管在现实中有时难以区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两种背信弃义的差异，“取决于承诺的公开性和严肃性、可证实性、缔约方之间的交往频率、它们在其他交易上的价值以及其他参与者的数量”[31]。互信是所有可信赖过程的关键。首先，背信的可能性及性质取决于成员特点及各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其次，依赖于组织结构对有效执行机制产生的制约；再次，取决于责任分担；最后，依赖于各成员国对协议严肃性和约束力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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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背信，必须设计某种机制解决“谈判成本……还有监督所有达成协议的费用”问题。[32]谈判过程会产生费用，这些费用通常会根据不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国内机构间关系不成比例地分摊。经济决策导致的外部性，造成每个国家都有强烈的“搭其他国家便车”并在谈判立场上做手脚的动机。免费搭便车者或占便宜的搭便车者，会在不承担相应行动责任的情况下受益于其他国家政策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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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当原始的规范方式是通过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利用各国希望维持一定声望的事实实施相应的监督。在参与者人数不多且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同伴压力效果最好。通常，一个小集团的参与者间更容易达成共识，还因为“多数”可以更有效地对“少数”施压——少数可能只是一个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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