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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信心、机制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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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协调必须基于制度化且被其参与者认为可信赖的工作程序。另外，应该支持将最初的临时安排逐步发展成为国际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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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这样定义经济政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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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调整各国政策从而减少一国或多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福利带来负面影响（或加强正面影响）、各国政策因此不同于那些原本仅仅立足本国或自给自足式决策的政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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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合作同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基本信条矛盾，该学派将国际舞台视为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舞台上的各国寻求提升本国的权力和威望：公共品供应不足，公害却供应过剩，充斥着大量的搭便车者。[30]基于这样的假设，政策制定者迫于持续的压力而食言或违背承诺。理论上，主动背离承诺可以区别于非主动的做法，尽管在现实中有时难以区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两种背信弃义的差异，“取决于承诺的公开性和严肃性、可证实性、缔约方之间的交往频率、它们在其他交易上的价值以及其他参与者的数量”[31]。互信是所有可信赖过程的关键。首先，背信的可能性及性质取决于成员特点及各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其次，依赖于组织结构对有效执行机制产生的制约；再次，取决于责任分担；最后，依赖于各成员国对协议严肃性和约束力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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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背信，必须设计某种机制解决“谈判成本……还有监督所有达成协议的费用”问题。[32]谈判过程会产生费用，这些费用通常会根据不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国内机构间关系不成比例地分摊。经济决策导致的外部性，造成每个国家都有强烈的“搭其他国家便车”并在谈判立场上做手脚的动机。免费搭便车者或占便宜的搭便车者，会在不承担相应行动责任的情况下受益于其他国家政策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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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当原始的规范方式是通过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利用各国希望维持一定声望的事实实施相应的监督。在参与者人数不多且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同伴压力效果最好。通常，一个小集团的参与者间更容易达成共识，还因为“多数”可以更有效地对“少数”施压——少数可能只是一个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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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已经发展成为同伴压力发挥重要作用的论坛。在五国集团内，有限的参与者数量使得没有人能够免于其他与会者针对个人的直接批评，这给每个成员国都增加了压力。而另一方面，每个国家的机构设置又通过增加背信的可能性而可能制约协调努力。因此，任何可信的机制都必须将均衡的责任分担同各成员的真诚承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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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要持久有效，就必须积累临时协调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效果并转化成为持久结构。与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这种正常的体系相比，在浮动汇率协议造成的这种“无体系”中，协调协议的规范形式是不同的。“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下充斥着争吵和特例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很明显）让背信的诱因成倍地增加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肮脏浮动”和80年代的“自愿”约束协议就是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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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和七国集团运行的过程代替了正式的规则约束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参与者必须持续管理政策协调程序，那么成本通常要比由一个打击背信的永久监督体系明确并执行规则时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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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努力成功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体制，才能使得政策协调长期有效。协调要想成功，过程中必须要有愿景，且要将为该国际经济体制搭建结构作为目标方向。当然，要保持稳定，任何新的体制都应该反映经济和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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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从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一个批判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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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的标准，我来分析“广场行动”作为一个政策协调模式的可能性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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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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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和汇率政策的观点千差万别。广场会议标志着里根政府改变了此前对市场的不干预立场，但在打破财政政策僵局方面却几乎没有任何作为。对于财政政策影响的不同判断贯穿于整个“广场行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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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吉富胜（Masaru Yoshitomi）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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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财政政策而言，只有美国的行动才可以有效影响本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即便是日本和联邦德国联合扩张财政政策，对美国外部账户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这种不对称源于美国经济庞大的体量、美国进口的高收入弹性以及美国和日本（及联邦德国）之间的进口在商品和区域结构上的差异。[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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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富胜的分析，显然很大程度上同大藏省的分析相同，与美国财政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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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以及各国不同机构间分析财政政策的理论框架——凯恩斯主义、中性和反凯恩斯主义——存在冲突，这严重制约了调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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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召开得很仓促，这使得与会者没有足够的时间从理论角度深入分析他们所倡导的那些举措。干预计划的很多内容是在会议前几周内由副部长们讨论的，但并没有充分分析同汇率有关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比如，他们没有时间讨论干预应该是冲销的还是非冲销的。另外，他们也没有分析美元贬值对流入美国资本的潜在影响，甚至也没有涉及降低失衡的量化目标。贝克只是认为，美元的下跌将很快减小美国的贸易逆差，尽管时间上会因为J形曲线效应而有一些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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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的差异问题同各国的观念立场紧密相连。不应该低估意识形态在经济政策协调过程中的影响。美国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才从里根经济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至少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在斯普林克尔离开之后，贝克之所以没有选一位经济学家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反感理念方面的争论，尽管他的确也是为了避免这一人选同他的副手理查德·达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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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广场会议时有意掩饰了其政策的变化。广场公告中没有提及干预的事情，因为干预可能被理解为彻底脱离此前的政策。公报写道，“在主要的非美元货币进一步有序升值是有帮助的时，我们准备更密切地合作支持这一趋势”，此处的关键字眼是“更密切地合作”，它变成了联合干预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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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卢浮宫会议真实构想的困难在于公报语言的不精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很好地处理。通过避免使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与会者能够找到共同点。比如，卢浮宫会议上的五国集团与会者，就不使用目标区（target zone）的表述，甚至参考区（reference zone）这个词也不用，因为他们都清楚，同特殊意识形态框架的任何联系，都将威胁到共识的前景。正如前面章节里提到的，即便是法国目标区的铁杆支持者也是小心翼翼，在卢浮宫会议的对话中没有使用意识形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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