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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以及各国不同机构间分析财政政策的理论框架——凯恩斯主义、中性和反凯恩斯主义——存在冲突，这严重制约了调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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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召开得很仓促，这使得与会者没有足够的时间从理论角度深入分析他们所倡导的那些举措。干预计划的很多内容是在会议前几周内由副部长们讨论的，但并没有充分分析同汇率有关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比如，他们没有时间讨论干预应该是冲销的还是非冲销的。另外，他们也没有分析美元贬值对流入美国资本的潜在影响，甚至也没有涉及降低失衡的量化目标。贝克只是认为，美元的下跌将很快减小美国的贸易逆差，尽管时间上会因为J形曲线效应而有一些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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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的差异问题同各国的观念立场紧密相连。不应该低估意识形态在经济政策协调过程中的影响。美国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才从里根经济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至少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在斯普林克尔离开之后，贝克之所以没有选一位经济学家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反感理念方面的争论，尽管他的确也是为了避免这一人选同他的副手理查德·达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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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广场会议时有意掩饰了其政策的变化。广场公告中没有提及干预的事情，因为干预可能被理解为彻底脱离此前的政策。公报写道，“在主要的非美元货币进一步有序升值是有帮助的时，我们准备更密切地合作支持这一趋势”，此处的关键字眼是“更密切地合作”，它变成了联合干预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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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卢浮宫会议真实构想的困难在于公报语言的不精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很好地处理。通过避免使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与会者能够找到共同点。比如，卢浮宫会议上的五国集团与会者，就不使用目标区（target zone）的表述，甚至参考区（reference zone）这个词也不用，因为他们都清楚，同特殊意识形态框架的任何联系，都将威胁到共识的前景。正如前面章节里提到的，即便是法国目标区的铁杆支持者也是小心翼翼，在卢浮宫会议的对话中没有使用意识形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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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尽管代表着启动，但卢浮宫协议还是被视为有名无实。大卫·马尔福德在国会做证说，尽管政府没有直接说反对建立目标区，但却“避免了建立一个目标区体系”[34]。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解释说：“我以为我们能在卢浮宫会议时搭建一个体系——非常希望我们可以。但我们没有，我很失望……我们原本可以就体系达成共识，不只是行为变化，还有言辞表述上的变化，人们不再耻于说：看，这就是新体系，我们以它为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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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也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题。在整个过程中，对美国提出的两国对财政刺激做出具体承诺的要求，日本和联邦德国一直反对。日本和联邦德国巧妙地暗示了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火车头战略”上噩梦般的经历，从而使得它们反对改变财政政策的做法显得合理。两国还利用里根政府反对民主党“大规模政府刺激投资”（pump-priming）财政政策的言论来应对美国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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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合组织1987年4月的会议上，日本通产省一位官员的发言，表明了消除意识形态所面临的挑战。在被问及日本政府宣布刺激国内需求的同时又承诺继续财政紧缩这两者之间的明显矛盾时，田村元回答说：“我们不会挥动财政紧缩的旗帜，也不会放下旗帜。不会。我们也不会下半旗，因为那意味着死亡。我们要做的只是让旗帜绕着旗杆支点晃动一阵子。”[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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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的成果之一是在存在意识形态障碍的情况下达成共识。通过用更中立化的语言表述特定意识形态，与会者能够进行务实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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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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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一位官员在1987年10月市场暴跌两个月之后承认，他已经认识到“市场每时每刻都在评估政策协调的表现，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市场的测试。市场如今要求得太多了”。政策协调是政策制定者通过汇率、利率或是失业率这些指标措施管理市场的一项努力。尽管大多数的与会者视美元自广场会议开始的下跌为“基本平稳有序”（起码到卢浮宫会议时还这样认为），但认为市场比三年前被管理得更好则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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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市场认为政策协调陷于停滞或没有协调，汇率市场就会出现最激烈的反应。以下几个时段就是这种情况：1986年1月和2月，因为贝克和沃尔克之间的分歧导致了货币和汇率政策的不协调；1986年5月和6月，因为不协调的货币政策；1987年1月和2月，因为联邦德国反对刺激本国经济及美国单方面“口头打压（美元）”政策；1987年的11月和12月，因为市场崩溃且市场预期卢浮宫协议将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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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政策协调的脆弱性几乎在“广场行动”之初就显露无遗。一方面，是联合干预的闪电行动掩盖了财政政策的不作为。这一行动成了阻碍财政政策调整的借口，尤其是在日本。大藏省的官员预期，干预行动使得汇率更为外国人所接受，财政刺激政策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便转移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其他政策的不作为或不协调来降低汇率调整的影响。在美国，降低预算赤字的紧迫感一定程度上也因为汇率调整而降低。实际上，财政政策的不作为破坏了广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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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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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场行动”期间，为将国际因素纳入国内政治程序，同时为国际合作建立国内民意基础，各国有意识地做出了多种努力。最重要的联动是成员国共同努力对抗保护主义压力，尤其是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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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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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将其对国会里的保护主义的担忧传递给了五国集团的其他国家。事实上，贝克和达曼最初考虑在美国劳动节前召开广场会议，那也正是国会召开的时间。他们想让政策协调的影响最大化，从而阻止美国的保护主义势力。这样确定召开广场会议的时间，就是为了给国会传递明确的信号，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成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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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的整个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制定者被迫对政治因素极度敏感。作为协调过程的一部分，政治家们从央行行长们那里基本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低利率。当条件允许时，政治家们就政策进行国际协调时很少拖后腿。在这方面，考虑到其他与会国的政治动机，那将“广场行动”作为“里根经济学”失败借口的分析就更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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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可以说“广场行动”给里根政府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挡箭牌。政府没有承认美国错误的政策导致了强美元，反而通过率先提出纠正经济失衡的动议而展现出一个积极、强大的形象。广场公报里没有直接提及美元贬值，因为那非常显眼，会暗示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走弱。相反，政策协调是要实现“主要的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进一步有序升值”，这意味着是非美元货币需要进行调整。正如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后来证实的那样：“从没有国家愿意说本国的货币将要贬值，那是一种直接的口头打压。一国政府不会做出暗示弱势的声明，它总是把目光投向那些需要升值的国家。”[37]在日本，大藏省的官僚寻求通过干预调整日元/美元汇率。首先，这是出于对失衡的汇率关系最终将导致美国保护主义势力报复的担心；其次，这是出于对汇率调整将转移美国要求日本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希望。联邦德国官员想要实现美元“软着陆”，从而维系欧洲货币体系内部的平价关系。法国人将政策协调视为推动其目标区概念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国际压力提高德国的增长前景。这样，“掩盖”战术惠及所有参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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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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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美国贸易伙伴国的角度，第一任期时的里根政府在经济政策制定时是“争吵不合作”。当美国最终主动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时，宣称放弃其单边主义倾向，已经不足以吸引贸易伙伴国回到谈判桌上。鉴于过往的交往记录，美国政府必须向那些国家提供一些政治担保，确保协调将带来互惠性和对称性的收益，或至少有一些好处。事实上，贸易伙伴国有理由相信，“协调”是通过扭转局势并给美国产生单边收益而重申美国实力的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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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虑因素是指标体系争论时的核心，因为这看上去将有助于处于贸易逆差的国家，即美国，同时将调整责任给了贸易顺差国家，即联邦德国和日本。不过，考虑到可以通过该机制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共同施压从而阻止其未来单边主义的可能性，联邦德国的决策者至少是重新考虑了指标建议。波恩财政部的一位官员透露，“自主权”是波恩支持指标体系想法的底线。因此，指标机制的潜在价值在于能够在逆差和顺差国家间更公正地分配调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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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问题是，国际协调的潜在价值实现过吗？再直白一些，外国压力在多大程度上让美国的政策制定向着考虑国际影响的方向倾斜？特别是在财政政策制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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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外国压力的影响不大，正如其中一位官员所言：“（外国压力）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尽管我们认为这种压力也不是一件坏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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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幅削减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贝克没能在国内政策程序中强调国际因素。尽管参议员帕克伍德总体上称赞了贝克的努力，但他回忆不起贝克曾出于外部考虑对削减预算赤字直接施压。[39]相反，贝克是急不可耐地在国际论坛上利用指标机制强调美国国内利益，比如，要求日本和联邦德国更快增长来帮助美国摆脱困境。美国最终接受了其贸易伙伴财政政策变化极其缓慢的现实。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因此得出了一个有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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