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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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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部长助理大卫·马尔福德这样评价政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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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5年广场协议达成以来，主要工业国家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一股不断增长的力量。去年的东京峰会给出了正式的框架，经过随后一年的讨论和谈判，于6月的威尼斯峰会上被重申作为一项工作程序。七个峰会国家都同意经济政策协调的新安排，其中包括使用经济指标及就我们各自的经济政策和汇率进行常规磋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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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财政部看来，指标机制和卢浮宫协议是经济政策协调“工作程序”的两个组成部分。“广场行动”隐含了一些设计者们（首先是美国）的一个假设，即这次行动是将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过程制度化的努力。然而这个所谓的“程序”却充斥着沟通不畅、误解、猜疑以及主动或非主动的背信。要评估这个过程的效力，需从信心、机制和体制三个角度分析体系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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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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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或不愿意维护承诺的汇率范围、“口头打压”和“口头支持”战术以及干预政策的临时性，常常制约着建立信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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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里根政府的口头打压战术，给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贝克在1986年希望美元进一步下跌的公开表态，以及一位高级官员在1987年暗示美元将进一步贬值，都是这一手段的典型代表。贝克后来承认，至少在1986年春季以前，他曾故意“口头打压”（美元）。[43]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后来在谈及1987年10月的股市崩盘时批评了贝克的口头打压操纵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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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惹麻烦之处就是公开使用那个（美元贬值）工具。因为它助长了市场的失控，市场说：“等一等。如果他用它（美元贬值）作为工具而我们认为它不会发挥作用，那美元就会跌个没完。如果他不用它作为工具但实际上只是希望美元走低，市场也不会稳定。如果他不清楚如何在前两项中做出选择，他就是不理解他自己的体系和自己的职责，那么我们就面临信心问题，这还会推动美元下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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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打压政治学的单边主义本质，招致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反对。美国没有就非正式地支持美元贬值同这两个国家事先沟通。宫泽和斯托尔滕贝格曾就公开表态的巨大影响提醒过贝克。但贝克厉声回击了宫泽，这似乎与宫泽对日本公众做的所有保证（即他同贝克在1986年10月同意将汇率稳定在当时水平）相矛盾。不仅日本质疑美国政府稳定汇率这个“道义”承诺的严肃性，整个欧洲同样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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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像在第七章里提到的，美国货币当局也有充分的理由质疑日本的承诺。1986年10月的公报前，日元兑美元突然跌到162~163，这加深了美国财政部对日本大藏省在操纵汇率的怀疑，同时勾起了对大藏省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施“肮脏浮动”抑制日元升值的记忆。美国财政部同时对日本尝试将公报协议描绘成“美国明确承诺要把日元/美元汇率维持在160水平”感到不满，再者就是反对日本口头支持美元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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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仔细考察可以发现，日本1986年的补充预算案和1987财年增加的政府开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措施。马尔福德因此提醒日本：“不幸的结果是日本在外界的信誉下降以及‘抨击日本’行为的上升，这些抨击甚至来自那些持同情意见的观察者们，他们推断，（对日本）持续的威胁和施压是获得必要结果的唯一途径。”[45]1986年10月联合公报及1987年1月的重申所代表的双边交易，缺少维持稳定日元和美元关系所需要的规则约束。这个缺点连同积极双边主义中的操纵性目标一旦被察觉，就打破了两国集团可能经济共治的所有设想，并促使宫泽在五国集团层面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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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即使卢浮宫协议已经通过明确工作规则消除了国家之间的部分猜疑和误解，但五国集团在六个星期之后改变规则的决定，还是让日本官员怀疑协议对抗市场力量的能力。在1987年4月的五国集团会议上，虽然宫泽一再争辩坚持维护卢浮宫会议上商定的参考范围，但仍然重新设置了日元/美元中心汇率。事实上，重置只是确认了市场早已出现的结果。宫泽于是被迫为重置“支付”更多的财政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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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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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将机制建设元素纳入了协调过程。广场会议上，财政部部长将央行行长们拉进协调过程的努力，为共同磋商创造了一个通路。1986年5月的东京峰会设立了七国财政部部长论坛，以便将最高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愿、权威同政策协调相结合。卢浮宫会议上的参考范围概念，被用于“围绕近期水平”稳定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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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因素降低了建立机制的进度。首先，俱乐部的成员身份问题。这涉及国际政治问题。其次，对于建立新机制，国内政治和机构反对力量很大。再次，机制中调整责任的分派及统合带来了棘手的问题。最后，各国对于所采用机制的承诺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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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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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五国集团的“广场行动”就是由俱乐部兼容并包的政治动力所推动。两国集团（美国和日本）、三国集团（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甚至是一国集团（美国自身）的一系列操作，在政策协调过程中影响着参与国的行为。在这些关系紧密的俱乐部中，没有哪个国家希望被冷落。尽管“广场行动”之后，美国的行事风格仍像是其一国就能决定游戏规则，比如，在1986年夏独自降低贴现率并单方面贬值美元，但单边的手段已经难以发挥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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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的财政部实施两国集团策略，目的是诱使联邦德国跟随配合。日本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满足了其在国际舞台上更重要存在感的强烈渴望。最终，作为两国集团对联邦德国非直接压力的结果，最初由两国集团达成的交易——刺激政策换取汇率稳定——成为卢浮宫协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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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政治上的重新组合同样有负面效应。两国集团作为日本牌的时间很短，实际上完全由美国人控制并用来向日本人提要求，而这些要求明显有悖于1986年10月贝克稳定汇率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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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积极的双边主义压力下，日本和联邦德国之间出现了角力甚至是怀疑。对美日合谋的印象阻碍了联邦德国实施政策协调（斯托尔滕贝格说，高调的两国集团是纠正失衡的恰当选择，第七章里有记录）。这使得欧洲要求日元升值幅度要不同于欧洲货币的呼声越发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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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不愿意挑战两国集团也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联邦德国因为其在欧洲共同体内部的领导身份而提升了地位，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其谈判地位就低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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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6年年中以来，五国集团就开始关注亚洲新兴工业国家（NICs）的问题。在卢浮宫协议及随后的公告里，新兴工业国家被视为抵制外部失衡调整的元凶。由于不满于调整步伐的缓慢，五国集团成员国需要找到外部替罪羊，尽管新兴工业国家确实对这个俱乐部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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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似乎是促进政策调整的合适论坛。但它有两个在货币政策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各国汇率问题上）形成竞争的机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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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政治和机构设置上的差异，让政策协调变得复杂（见第三、四、五章）。日本和联邦德国没有掩饰它们对美国政府兑现承诺（特别是其减少预算赤字的承诺）的怀疑，因为大家都清楚，预算立法是国会而不是行政部门的权限。正是这个原因，《葛兰姆法案修正案》获得了其他国家的积极回应，因为美国的预算问题看上去要取得进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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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联储同行政部门（白宫和财政部部长）之间的关系角度，“广场行动”可以看作是行政部门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同政策协调动议更紧密联系的一次努力，这在广场会议时的“无纸面记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见第一章）。但矛盾的是，共识的出现阻止了政府部门利用美国那个传统的政治做法——将美联储作为替罪羊。[46]里根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抨击美联储”几乎成为常态，但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就消失了。在被问及新一届政府同美联储的关系时，贝克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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