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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出的是，私人银行所推崇的保密性，现在已经开始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在欧洲，瑞士的一些私人银行迫于欧盟的压力，对德、法、英等国有某种程度的让步。他们不会泄露客户的资料，但会把客户在他们银行盈利的20％作为政府征税直接退还给德、法、英等客户原籍国的政府。除UBS、Credit Suisse以外，其他许多家族性的小型私人银行仍拒绝与政府合作。新加坡看到了这个机会，近年开始涉猎私人银行保密业务。本来新加坡一直以国际贸易立国，金融业不十分发达。这两年，他们的私人银行也基本上会严格遵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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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大大小小、或新或老的众多私人银行中，挑剔的客户如何选择属于自己的银行呢？我们知道，客户对私人银行的首要要求是私密性和安全性。如何保证这一点，在当今时局也是大有学问。我的经验是，地缘因素很重要。由于瑞士身处欧洲中部，周围受到大国压力，客观上造成他们的私人银行与欧洲各国政府合作的必要性。加上历史上欧洲各国之间千丝万缕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使保密性愈来愈受到制约。如果是对于来自欧洲的客户，也许选择在亚洲的私人银行更有优势。道理很简单，天高皇帝远而已。反之，对于来自亚洲的客户，如果是在新加坡的私人银行开户，在某些情况下也许会受到来自亚洲大国的政府压力，钱放在瑞士的私人银行自然更安全。因此，对欧盟以外的公民来讲，瑞士的私人银行无疑仍为首选，是打理私人和家族财富最理想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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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华人首富家族：500年财富王朝的秘密 第九回 世界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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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到十年，人口老化等因素会使美国、中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成长减慢。全球化会使财富分配不均更严重，社会仇富心态也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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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华人首富家族：500年财富王朝的秘密 过去的十多年，包括了新世纪开端第一个十年。无论对中国、美国还是欧洲，都是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可以说，世界政治经济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一方面，面临着新危机，潜藏的风险正逐渐积聚；另一方面，新的机遇悄无声息地降临，有准备的人正在静听其音、静观其变。认清大的趋势，才能掌握先机。在这十年中，金手指的年纪已是夕阳无限，对人生、对世事的观念愈加客观理性、日臻圆融完满之境。我珍惜每一次与他共处的机会，无论是共进午餐，还是漫步海滩，我们都会畅谈时事。我希望从这个鹤发童心的老人那里，了解到所有最珍贵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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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全球经济有颇为相似的看法。我们的探讨中，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有三个大趋势是不容忽略的。它们都是从美欧等经济发达国家开始，会逐渐蔓延并影响到中国和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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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华人首富家族：500年财富王朝的秘密 一、收入分化和全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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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东西两岸的大都市里，还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样子。虽然很多人讲美国现在早已今非昔比，辉煌不再，但这只是假象。美国的真相是，政府没有钱，但美国是“藏富于民间”。也许普通百姓不算有钱，不过一般收入的美国家庭大多都有房有车；而有钱人是真正有钱的。过去的十几年，财富的增长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行业：投资银行、对冲基金、IT等。在这些行业，美国绝对是全球的领头羊。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人年薪和分红动辄以亿计，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这在美国也为人诟病。但不管怎么说，是华尔街的这些社会精英类人才创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金融体系并以此引领美国在全球占尽发展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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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华尔街精英的收入对比来看这种财富和人才流动的趋势。大约三四十年前的美国，一流大学毕业生通常选择做医生、当律师或进华尔街，这些行业收入大致相当，当时这类资深专业人士年薪达10万—20万美元，日子可以过得不错。而现在，一个即使名校医学院毕业的、且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医生差不多也只可以拿20万—30万美元的年薪；但华尔街上，一个同样年纪做大型投资咨询生意的律师平均赚50万—60万美元，投行的交易员或企业并购专家红包可以拿到百万以上，更不用说对冲基金经理了。成功的基金经理，只要帮客户赚钱，一年可以分红数百到数千万美元以上。这些人跟普通行业的人员、跟蓝领阶层，收入差别就更大了。所以，美国许多一流人才都想去投行和基金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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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底在美国各大城市闹得很凶的“占领华尔街”行动就是对这种收入严重不平衡的抗议。的确，现在美国的最富阶层——号称“1％”的人——与一般社会大众有些脱节，想法跟普通社会大众无法达成一致。据《华尔街时报》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很多被骚扰的金融大亨觉得不理解这种行为，他们搞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为何会惹得这些“无所事事”的人群大冷天的在大街上安营扎寨、安之若素地去找别人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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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也是属于这“1％”的人，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何美国一般民众会愤怒。许多投资银行做事越来越短视和不负责任。比如高盛，这家世界第一的投资银行，当年教我把客户放在第一位，但现在的高盛已经变了，1999年上市后唯利是图的企业文化和以前完全不一样。这种变化也使社会大众对银行家有反感。而这种反金融业运动兴起的结果就是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了选票，以后将不会再挽救出了事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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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出了事差点倒掉的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和友联保险，都是业内最大的。所以，大不代表安全。因为资产大，负债有可能更大。一家银行的财务健全比规模大要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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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西方国家高收入人士和一般社会大众的脱节与全球化的进程有关。美国最好、最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基本上都不再是美国公司了，而是跨国公司。以美国市值最高的公司“苹果”为例，我预计不出5年，它从中国市场赚到的钱会超过在美国市场赚到的钱。其他的企业也是如此，全球化不断深入，像通用公司，一直在美国缩减它的生产基地，而在中国、在亚洲却一直扩张，设立新的基地。他们也只能这样做，也是被逼无奈，不然早就倒闭了，其实从技术上说已经倒闭过一回了，不然重整也无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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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以科技立国，创新能力很强，这是美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比如，被誉为“改变世界的第三只苹果”、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产品iPhone和iPad，就诞生在硅谷。其实，iPhone产品大部分是在中国组装的，也有少部分零件是在韩国做的。在中国组装的部分由富士康集团承接，他们有成片整洁的厂房、成排先进的生产线、几十万工人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但这一部分赚到的钱却只有20美元，在美国完工的最后部分却价值600美元之多。一返回中国，这一部小小的手机就可以卖到4000—6000元人民币，买的人还要大排长龙，甚至要找黄牛出手。绝大部分份额的钱都让美国人赚走了，苹果的高级主管也因手上股票分红增值而加入了美国最有钱的“1％”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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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产品创新和产品设计方面还是一流的，他们能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因为是他们积聚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美国不仅千方百计吸引人才，更重要的是他自身的教育体制鼓励年轻人的创新和独立思考能力。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还是全世界最好的。各大学的研究所不计其数，用于科研的投资和经费令人咋舌、蔚为可观，这些都是别的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斯蒂夫·乔布斯去世的时候，中国网民在大肆讨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这样的人才。其实，不仅是科技怪才，其他像金手指这样的国际投资奇才，恐怕在中国的体制中也不容易产生。这里面的原因太复杂，不是本书要探讨的。我听说中国有个中等城市决定设立基金要在若干年内培养50个乔布斯式的人才。愿望是美好的，但这不是单靠几句口号和一点钱就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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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中国内地现在面临的问题，我认为是经济成长模式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基本上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卖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依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这种经济模式到2007年已经遇到瓶颈，到富士康的“十三跳”事件敲响警钟，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到此该结束了。中国各大城市纷纷开始遭遇“用工荒”。中国现在要靠发展内需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遗憾的是，2008年奥运热潮之后，虽然政府始终致力于扩大内需，但这些年内需的提高主要是由政府埋单的一些大型工程和投资来带动的，比如高铁之类。这样的结果，内需是有被刺激到，但也造成资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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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形刚好与美国相反，是政府有钱、大型国企有钱，而中产阶级缺失，老百姓没钱，许多民营企业也缺钱，特别是本来就数量不足的中产阶级相对收入跟不上通货膨胀，越来越萎缩。这些现象与人民币购买力对内贬值有直接关系。在过去的三年中，大家都有切身体会，就是一方面是人民币兑美元等外汇在升值；另一方面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又下降得厉害。因为国家对外汇的管制，造成一种假象，就是人民币强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在看到，很多了解局势的人的资金正在从中国流出。这是必然的，因为人民币在国外换成美金或欧元后购买力比在国内要强得多。很多中国人一到美国，忽然觉得外面的东西很便宜，其实原因在此，而并不是美国的物价在无端下降。其实，多年来，美国的物价指数是很稳定的。自从2009年开始，中国人民币货币大量增加，所以物价指数的上升比之美国要多出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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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要走出这种经济瓶颈，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低层次生产链逃离，必须设法在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方面找到突破口。不过，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不在生产线本身，而是要在人才培养的观念上、体制上、环境上有所改变，鼓励和提倡思想的独立与创新，尊重知识产权，培养出大批有创意的高级人才，为人的思想提供更宽松、更自由的空间，引领世界产品潮流和思想潮流，而不是为山寨版的世界工厂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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