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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某一时点来看正确的决策，从整个经济周期来看却可能是错误的。大概从2012年或是更早的时候，市场形势开始发生快速变化。企业开始感到东西越来越难卖出去，钱越来越难收回来，产品价格快速下跌，且三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经济高涨时期形成的大量产能开始闲置，而企业债务依然高企，高额债务对应无效的产能。银行此前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或贸易融资可能已经铺底化，固定资产贷款也已用于项目建设，钱已变成了物，变成了原材料、库存商品、机器设备和厂房，而此时，物再变成钱并不容易，前期放出去的贷款很难按期收回来，企业违约事件不断蔓延。同时，担保人的财务状况恶化，抵质押物贬值，且难以找到交易对手，担保和抵质押物缓释风险的作用也是顺周期的。这时银行发现，当它们以为控制住了债项风险的时候，客户出问题了；当它们以为控制住了客户风险的时候，行业出问题了；当它们以为控制住了行业风险的时候，周期出问题了。债项风险、客户风险、行业风险在周期性风险面前都微不足道。前些年越激进的银行，现在就越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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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微信朋友圈里流传一个段子，很好地说明了经济周期中商品价格变化的情况：“有一种石头叫铁矿石，2013年10月时，它的价格是每吨1000多元，现在的价格是每吨300元，已经是打3折甩卖；有一种炭叫焦炭，2012年年底，它的价格是每吨2200元，现在是每吨600元，已经是打2.7折甩卖；还有一种生产汽车轮胎用的东西叫橡胶，2011年最高峰时，它的价格是每吨4.2万元，现在的价格是每吨9000多元，已经是2.1折甩卖；更离奇的是，有一种金属叫镍，在2007年最高峰时的价格是每吨48万元，现在是每吨6万多元，已经是1.25折甩卖。”价格大幅下跌的商品远不只这些，近年部分商品价格变化的情况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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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部分商品近年价格变化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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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煤炭按环渤海动力煤5500大卡现货价格，铜、铝按上海期货交易所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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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知道证券市场股票的价格波动非常激烈，但没有想到实体经济中商品的价格波动也可以是如此激烈。当股票价格“腰斩”时，股民往往难以承受亏损之痛；而当产品价格“腰斩”时，对财务杠杆普遍较重的企业而言，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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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产品价格的短期快速下跌，对企业的伤害是巨大的，而且更严重的是，即使价格大幅下跌，东西还是卖不出去。企业产品销售量、销售价格的断崖式下跌和货款回笼不畅，直接造成了企业成本收益倒挂和财务崩溃，并通过供销、借贷和担保链条等，迅速将风险传染给上下游客户、银行、担保方和其他交易对手，企业违约事件不断蔓延，从而可能形成行业性或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在这个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批发零售企业、商贸企业和小微企业，然后是采矿业、房地产业和加工制造企业，与此对应的是，银行贸易融资、大宗商品融资、中小微企业融资、房地产贷款和加工制造业贷款等，都是特别顺周期的融资品种，在周期转换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坏账。以银行对商贸企业的贸易融资和商品融资为例，此类融资主要依托商品交易链条中形成的债项信用、商品信用或交易对手信用，由于商品价格快速下跌，企业“钱变物”和持有存货都变得非常危险，买入卖出的时间差经常导致购销价格的倒挂，再加上下游客户的货款拖欠或坏账，往往使商贸企业陷入越做越亏以及周转失灵的境地，而且由于商品价格下跌，企业通常需要提供数量更多的商品才能满足同样额度融资的质押率要求，此前已经提供的押品也很容易触及警戒线和处置线。总之，商品价格快速下跌，东西卖不出去，钱收不回来，以及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商贸企业违约和倒闭。如果在此过程中，商贸企业又涉及过度使用杠杆、大规模囤货、赊销，或资金挪用、借短用长、投资房地产、放高利贷或进行其他类金融化操作，则周期转换引起的商品价格快速下跌，就会引爆此前潜伏的所有危险。2012年开始的大面积钢贸企业违约和2015年中钢集团的破产重组，莫不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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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对大量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中长期贷款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大量2011年、2012年新开工建设的项目，现在正处于建设末期或投产初期，项目建成后的市场情况与原立项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很多产品的价格只有原可研报告预测价格的1/3或1/2，而当时最谨慎的敏感性分析，也不过是按销售收入下降20%或成本费用上升20%进行测算的。按目前的产品价格水平，很多项目投产就面临亏损，而且产品销售出去还面临巨大的困难，大量投资可能变成无效产能和沉没成本，对应的银行贷款可能形成大量的坏账。然而，当初无论是政府职能部门（如发改委）、企业还是银行，每一个项目的论证似乎都是非常严谨的，谁会关注系统性风险呢？谁会想到市场变化这么快、调整幅度这么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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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我们看到无锡尚德、江西赛维、广西有色等一个又一个曾经辉煌的企业倒下了，见证了武钢、鞍钢、中铝、同煤等一大批企业在经济繁荣时的风光，也目睹了这些企业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艰难处境，“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在兴勃亡忽之中，银行实际上成了风险的最后承担者，成了真正的“弱势群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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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经济上行期加杠杆容易，但在下行期去杠杆太难了。然而，银行总是在重复上行期放贷，下行期收贷的事情。信贷往往是短视的，当银行纠结于某一时点的数据，执着于控制单笔业务、单个客户，甚至单个行业的风险时，往往就忽略了周期性的因素，甚至做反了周期，错误地把风险当成机会。“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信贷决策中常常忽略的周期性因素，看似无用，实则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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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设银行（简称建行）行长张建国在发言中提到“银行也是弱势群体”时，引起现场哄堂大笑，包括参加讨论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建行行长张建国称银行是弱势群体，李克强笑了》，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150304/163921644033.shtml,2015–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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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的逻辑与常识 [:170365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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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的逻辑与常识 第3章 风险控制要避免“火鸡的错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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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Taleb）是美国著名的风险管理专家，因“黑天鹅”理论而被人们称为“黑天鹅之父”。其在畅销书《黑天鹅》[2]（The Black Swan:the impactof thehighly improbable）中讲了一个著名的火鸡的故事：一只火鸡被一户人家买回去，一开始因担心被宰杀而惶恐不安，但主人态度和蔼，还天天给它喂食，火鸡便慢慢由警惕、释然变成了习以为常。时间越长，火鸡就越确定主人态度友善并会继续喂食自己。直到感恩节，这次主人带来的是刀子，而不是食物，当火鸡还像往常一样伸长脖子准备就食时，迎接它的却是灭顶之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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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鸡根据过去的经验得出结论，误以为过去的时间越久，原来的情形在未来就越可能会持续地重复下去，误以为未来风险是可以预测的。这种“火鸡的错觉”，是一种确认性错觉，是一种风险认知错觉。这种火鸡对风险的评估模型，被法国分析学家拉普拉斯总结为“平滑定理”，即：如果同一件事之前发生过d天，那么这件事再次发生的概率为（d+1）/（d+2）。也就是说，火鸡被喂食的概率，第1天为2/3，第2天为3/4……第98天为99/100。事实则恰恰相反，安全的时间越长，距离死亡的风险就会越高。火鸡每天都对风险进行一次分析和判断，其中99次是正确的，只有最后一次是错误的，但这一次错误却是灾难性的、致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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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鸡对风险的认知方法是“历史经验法”，即根据过去预测未来，未来会重复过去。近年来，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以及金融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发展出越来越多精致的风险计量模型，银行越来越重视通过数理模型预测和控制风险，监管部门也鼓励银行开发内部评级模型预测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以评估风险和计提资本。这些分析方法的技术性较强，在某些领域用来辅助判断风险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尤为专业人士所推崇。但过度模型化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从近几年银行的实践效果来看，风险计量结果往往与现实情况反差较大，不少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和经济增加值（EVA）很高的业务或产品，后面反而出现了很多风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反映了开发人员对风险认知不足、模型本身也存在局限等方面的误区，特别是不少模型仍仅是火鸡对风险认知模式的精致化而已。事实上，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往往缺乏自然现象那样精确的规律，因此，模型在解释确定性越高的事物时，其解释能力越好，反之则相反。此外，数据来源的渠道、数据的质量、数据的口径及含义、数据的观察时间、样本的大小、数据的变量个数等等，都会对模型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还有，在模型的应用方面，必须处在大趋势没有改变的时间框架之内。即便满足上述条件，塔勒布认为，黑天鹅事件也是无法预测的，为此，塔勒布就经常对阿罗、萨缪尔森、德布鲁等数量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调侃、嘲弄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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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企业对风险的认知都存在“火鸡的错觉”。过去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轨道，企业每次加杠杆都能带来更多的利润，于是，很多企业家越来越相信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甚至把趋势归结为自己的能力。负债扩张、迅速做大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很多国企和民企的共同偏好和目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在政府4万亿投资的刺激下，很多企业进一步加快了规模扩张的步伐。在非理性繁荣的盛宴里，很多企业完全没有意识到此时越扩张可能越接近死亡，在风险来临之前，大众的信心指数反而达到历史的最高点。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在《人人皆知》（Everyone Knows）一书中这样写道：“投资者们明确达成的广泛共识差不多都是错的。在随后几年，随着经济增长拐点的来临，不少企业在产能过剩、债务高企、东西卖不出去、产品价格大跌、收入急剧萎缩等多重困境中轰然倒下，为自己此前的过度扩张付出了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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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贷人员对风险的认知往往也存在“火鸡的错觉”。多年来，商业银行的风险审查重点，主要放在单笔贷款、单个项目、单个企业的微观风险审查上，往往缺乏对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所处阶段的深入分析及准确把握。在风险识别方法上，着重看企业过去几年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数据，根据过去或现在的业绩表现推测企业未来的偿债能力，类似于火鸡对风险的认知模式。如果说，上述方法在经济平稳时期对企业短期借款的风险判断尚有一定可取之处的话，那么在经济趋势、行业趋势、企业发展趋势将要出现变化的拐点区域时，如果仍然凭借由过去的经验、数据及固化的数学模型所推断出来的结论，往往就是不切实际的、错误的，其结果就是：在市场进入由繁荣至衰退的转折区域左侧时，把损失的风险当成发财的机会而贪婪冒进；反之，在久衰转盛的右侧阶段，把发财的机会当成风险而避之不及。因此，这种对风险的错误认知，最终既难以避免大面积的风险损失，也容易丢失战略性的发展机遇。这是经验数据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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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债券市场风险的判断也屡屡存在“火鸡的错觉”。长期以来，债券市场鲜有违约的现象，交易人员普遍忽略了债券市场风险背后的信用风险，再加上各种外部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审计、承销人等将发行主体及债券包装得亮丽而光鲜，谁还会花时间去深入研究和仔细鉴别呢？就像时间越长，火鸡越确定主人态度友善，且会天天给自己喂食一样，即使危险逐步降临，不少金融机构仍相信大而不倒，相信刚性兑付。自2014年3月超日债开启国内债券实质性违约的序幕以来，截至2016年4月末，国内提示债券违约风险的发债主体就已接近40家，且债券违约风险呈加速爆发趋势，仅2016年前4个月就发生了14起债务违约事件，其中包括东北特钢、中煤华昱能源、中铁物资、国裕物流等央企或地方国有龙头企业，宣告了央企、地方国企“信仰神话”的破灭。在这个过程中，不少金融机构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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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信用风险控制面对的是宏观经济、中观行业、微观企业，是未来的不确定世界，以及背后复杂的人性。银行要尽可能避免“火鸡的错觉”，就必须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银行对信用风险控制的总体要求是“先求控大，后才控小”。即先要从整体上去理解经济、行业、市场周期的规律及当前的趋势，再深入研究企业的生命周期、商业模式及经营业绩，在此基础上再把控单个客户、单个项目和单笔业务的信用风险；二是宏观层面的风险控制主要依靠银行的顶层设计。当前，银行迫切需要加强对经济趋势、行业趋势、市场趋势等“大趋势”的分析，在“大趋势”拐点形成之时，改变长期以来习惯的顺周期行为，尽力降低因市场风险引发的系统性信用风险；三是追求“模糊的正确”，防止“精确的错误”。塔勒布指出，人类在预测未来时经常犯的谬误之一，是太看重预测结果，而不关心它的准确性。实际上，我们的决策更多依赖于结果的可能范围，而不是预测的最终数字。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拥有越多的信息，利用越繁杂的计算工具，使用越复杂的决策方法，反而容易产生确定性错觉，面对复杂的问题，面对变幻莫测的未来，有时回归常规、常情、常理、常识，以简单应对复杂，可能是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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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主要观点源于肖舟博士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控制》一文，见《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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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天鹅》一书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发行。——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