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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共同基金投资者会不厌其烦地阅读基金的委托声明。这些声明极少强调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增加顾问费的提议，也从不宣传它们。媒体经常收到的是对业绩的吹嘘，或者明星经理，或者创纪录现金流的消息，而不会讨论那些基金经理不希望让份额持有人知道的事情。基金经理们知道，如果投资者们更充分地享有了知情权，他们便很可能“就说不”，或者“用脚投票”赎回他们的份额。让你自己拥有这一机会的唯一方法，就是注意基金的代理权，即使其中充满了含糊的行文。你作为一个份额持有人，只要你为自己的利益投票，那么共同基金业无节制的增加顾问费和发行费的倾向就将会受到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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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份额持有人对此漠不关心，或者相信基金董事将保护他们的利益，就可能发生权力滥用。比如说，通过在公众所不知的幕后运作，一个主要的基金集团就能在一年内将它的费率提高100%。1991年12月，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到要求同意将投资顾问费提高50%的新合约委托书。基本费用将增加25个基点，从资产的0.50%升至0.75%。原因是成本的增加，投资管理和研究活动的复杂性，还有基金费用低于平均水平的事实。而没有披露（在我看来是严重缺乏披露的）是费用增加对顾问机构税前利润的影响：大约提高了100%。份额持有人按时批准了该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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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盈利如此飙升之后，仅仅7个月（这可能不会让你觉得惊奇），这家顾问机构将自己以10亿美元出售给了它的一个竞争者。然后它就要求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只批准控制权的变更，而且批准费用再次增加0.25%，这一回，是12b-1发行费。顾问机构（及其新的所有者）获得又一次的盈利飙升肯定是毫无疑问了，大概又能给销售价格增加可观的价值。新费用使得费率增至1.19%，或者说比它一年之前收取的0.75%的水平高出了60%。（随着资产增长，付给顾问的年费从大约4 500万美元增至1亿美元，提高了125%。）尽管如此，基金董事们还是按照法律规定审查了这项提议，裁定新增费用作为并购交易的一部分，对基金“没有造成不公平的负担”。份额持有人大概是被该基金表面上独立的董事们的拥护行为所打动，对顾问机构利润的剧增浑然不知，再次忠实地同意增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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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简短的轶事展示了基金业中并不罕见的两阶段过程缩影：增加投资者为管理而支付的费用，对其中有多少（如果有的话）用于额外的投资组合管理和研究支出，又有多少用于市场营销支出和成为顾问的利润，不做任何特别披露；然后增加更多的发行费（因为交易商的报酬变得更具吸引力，基金份额销售可能会增长），而不披露更高的销售量对份额持有人并无好处的事实。就管理和发行之间的文化冲突而言，我很难找到比这更好的例子了。基金顾问应被要求披露他们的收入、支出（分别说明管理、营销和行政成本），以及他们从其管理的每只基金和作为一组的几只基金中获得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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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三大汽车制造商之一，将其新车均价提高了60%，比如，从16 000美元提高至26 000美元，消费者会作何反应。这绝不会在竞争性的汽车市场中出现，因为那里有着真实的价格竞争，但这却不时地在共同基金市场中发生。基金支付的顾问费并非由市场来决定，通常是经过由同一人担任的基金董事长和投资顾问机构董事长同意，然后被提交至基金董事会。（现在要想保持距离进行协商可有困难了。）份额持有人应该像关心他们买车的价格一样，关心他们为自己基金所付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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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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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权投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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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多少基金经理披露他们的收入来源和支出的分配，比如投资组合管理与市场营销，更不用提他们自己的盈利了。但最近出现了一个给人以希望的信号，自由竞争（即降低费用）可能会最终降临于共同基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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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同意（定于2009年11月2日）听取关于基金业费用的设置惯例存在缺陷的抗辩。这些惯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将一只基金的费率（而不是金额），与另一只相比（一个类似的也同样有缺陷的惯例是以同行薪酬而非公司业绩所定的标准，它要为我们看到的在公司首席执行官报酬上的超额花费负责）。如果最高法院裁定这些惯例违反了《1940年投资公司法》中规定的关于费用的信托责任，自由竞争最终将为基金投资者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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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另类投资策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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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业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立于迷信之上的。投资者们被大牛市和“专业人士”，特别是“当红经理”能比普通人做得更好的传统（且虚幻）的说法所迷惑，忽略了经验的规律：基金的净回报迟早都会回复至市场平均水平，并最终低于平均水平。投资者们应该意识到，以传统方式管理的共同基金不是投资的唯一途径。长期持有个股也许不仅是明智的，还能更有效避税。市场指数基金虽然违反直觉，但同样是一个有价值的选择。历史记录很清楚地表明，低成本指数基金已经为长期投资者提供了更高的回报率。之前提到的赌场老板，甚至还说它的回报率将超过85%的股票型基金（“你为什么要搞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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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指数基金让人乏味。它们并不吸引人；它们不制造新闻；其基金经理即使不是低能，也远非天才；它们不会“击败市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在近些年，已有超过20年运营经验的指数基金才开始获得关注。很悲哀，这种认可更多地是基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在过去三年相当轰动性的成果（在基金中排名前6%，这肯定不可能在未来的任何三年期中再重复了），而不是它卓越的长期表现。指数基金现在很热门，但这是个愚蠢的投资理由。现在是关注它们的原则，而不是短期业绩的时候。现在应该不只关注指数基金，还要关注低成本指数基金。实际上，低成本、广泛的分散化和税收有效性，是这一消极投资策略最核心的优点。大约40只指数基金有销售费，其中25只的费率为1%或更多。就像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说的，“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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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指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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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同意与否，我对基金业绩回复均值的长期影响和成本对业绩的作用的看法，你最终都希望得到应该投资哪只基金的建议。对太多的投资者来说，这一选择取决于他们相信哪只基金的预期回报率最高。投资者们一般都不会考虑成本的作用或均值回复法则，往往只看历史记录。他们被出版物误导，这些出版物总是乐衷于吹捧最新的超级明星经理，或公布下一个10年（或明年，或一段未具体说明的时间）最佳共同基金的名单。不过如果这些出版物承担了以下义务：像评判基金业绩一样去回顾评判它们自己的表现，那么投资者们会受益良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披露推荐名单上的基金后来的业绩，肯定会让投资者们对这些名单的预见结果的可信度有所怀疑。无论从媒体还是从基金获得信息，聪明的投资者都应该要求其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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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全国性的双周刊每年都会刊出一份基金荣誉榜，而且已经做了差不多有25年了。荣誉榜上的基金，自1973年起，平均每年会产生+12.5%的回报率，而威尔逊5 000指数的回报率是+14.7%，在15年中的14年里，该指数都跑赢了上榜基金的平均水平。更要命的是，上榜基金似乎还比威尔逊5 000指数的风险更大，它们在24年期中的4个熊市年份里，比指数下跌得还多。这家杂志既然每年都会更新数据，从榜上删去一些基金，那它为什么不向读者们报告这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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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全国性月刊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公布了它“过去选择”的结果，但没有将它们的收益与市场指数相比较，也没有介绍它挑选的10只基金的累计平均回报率。它告知读者们：“我们有理由对我们的选择感到满意。”而对为什么他们应该满意，读者只能想象了。他们提供了入选基金为期两年14.7%的回报率，仅仅是同期指数每年20.1%收益的2/3。有哪个投资者对这样的业绩会“有理由感到满意”？为什么？投资者们理应从那些声称向他们提供投资指导的人那里得到全面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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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型的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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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的中心主题：如果你同意我的论点，你就能通过寻求以下事项信息的完全披露而进行自我帮助，这些事项包括：基金成本、费用增加、业绩与风险、另类投资策略，以及基金指导、帮助你切实评估共同基金的重要信息。去做这些，你就能纠正由于日益倾向于基金发行而偏离了基金管理的失衡状态。我坚信，回归我们最初的原则将会给共同基金投资者带来丰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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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用政治和共同基金的对比来展开这个主题。我借助世界语这一“具有最高普适性的语言”来阐述。根据《纽约客》杂志的政治记者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的说法，世界语的提倡者是一个“统一场论者，相信存在着一个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伟大理念，一个能将任何事物统一于其环境中的总体概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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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先生举出1996年副总统候选人杰克·开普（Jack Kemp）和阿尔·戈尔（Al Gore）作为“世界语型的怪人，即那种即便没有过人智慧，也有成为拥有过人智慧者之雄心的人”的例子。凯利写道，杰克·开普是“资本主义者的光荣，相信如果赚钱机器被正确打造并且上了油，它就会在幸福的嗡嗡声中运转并永远驱动世界”。戈尔被描绘成“一个相信系统学的人，即相信每个事物都与所有其他事物整体地相联系着，而要解决所有问题，就是要让所有系统正确运作，从自己的部分开始向外起作用”。凯利总结说：“驱使着每个世界语型怪人的梦想就是，如果他能足够详尽、彻底、深思熟虑地向足够多的人进行解释，最终每个人都会理解，然后每个问题都会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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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思考的不是政治，而是共同基金，凯利先生会很容易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我坚定而简单的信念。请不要把我仅仅当作另一个世界语型怪人。仔细想想那驱使着我的梦想，即如果回归我们最初的原则：关注管理而非发行；关注专业竞争力和自律而非在赌场中投机；关注信托责任和以低成本增加价值，而非资产聚集和以过高的成本损耗价值，这个行业大部分的缺陷都将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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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同基金治理和控制系统，那么就会产生这一转变，而且这就是那一个“伟大的理念”。今天，焦点总被集中于共同基金管理公司的执行官和所有者身上。没错，他们寻求良好的基金业绩，但他们也寻求巨大的个人收益，似乎还不能成功地平衡两者明显而直接的冲突。这一冲突亟待解决。共同基金必须在董事们开明的治理下运营。董事们仅仅向共同基金的份额持有人们负责，对后者来说，基金业绩是利润的唯一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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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包括信托责任、专业竞争力与纪律，以及着眼于长期的管理原则，已经被凌驾于其上的对发行和资产聚集的需求牺牲掉了。它们要回归卓越，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明天还能改变，既然我已经解释给你听了，我希望我已解释得“足够详尽、彻底和完备了，最终每个人都会理解，然后每个问题都将被解决”，这正如迈克尔·凯利所写的。就像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雄辩地陈述的，“适度好的总是没有它原本应是的那么好。中庸之道是美德；但原则上的妥协是罪恶。”关于共同基金原则最诚恳的话就是，他们已成为“适度的”了。现在是要求共同基金业重要而传统的原则不可动摇的时候了。只有投资者们要求改变，他们的利益才会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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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型的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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