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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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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查尔斯·凯罗米里斯 [美]史蒂芬·哈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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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岷 杨东宁 周叶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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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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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比较译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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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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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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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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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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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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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非偶得。本书写于2010年至2013年间,此前的三十年是全球银行业最糟糕的三十年,同时,美国也刚刚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银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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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术生涯主要致力于研究银行业及其背后的政治与历史,并就银行体系的缺陷向政府和监管部门建言。在过去数年中,公众和媒体经历并讨论银行业危机,我们和同事们作为学者思考银行业危机,但公众与媒体的讨论方式和我们的思考方式存在令人震惊的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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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对银行业问题的通俗描述关注非常短期的考量(例如季度信贷增长、利润或丑闻),以及银行家和监管者职业生涯中的个人细节,包括个人的道德瑕疵。尽管公众意识到银行业问题已成为激烈的政治争论中的重要话题,将对经济形势和经济稳定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媒体却很少讨论政治在决定银行体系运行中的系统性作用。上述欠缺使公众不得不处于一种奇怪状态:公众知道应高度关注银行业监管;知道政治和银行业之间相互关联;但并不确定关联性何在,更不清楚应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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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希望弥合这一割裂,同时在学术上有所贡献。我们将从政治根源的角度出发,解释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银行体系运行的差异。为此,我们将综合使用来自三个独立学科的证据和分析工具: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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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银行业的优势和劣势都是基于政治交易的可预期后果,而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则决定了各类政治交易的形态。公众可能满足于将本国银行体系的缺陷归因为银行家或监管者的道德沦丧,或是与贪婪和恐惧相关的“市场失灵”,但若仅限于此,则错失了探寻银行业实质的机会,不论实质是好或坏:银行业是政治体系的制度化表现——某种镜像,而政治体系则是一个社会漫长历史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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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计划发端于笔者参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约翰和基恩德诺产权工作组(John and Jean De Nault Task Force on Property Rights)之时。两位作者相识已二十余载,学术生涯在多次会议和研讨中有过交集。正是在德诺工作组中,两位作者首次坐下来探讨关于银行业的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也是本书的出发点:为什么一些社会能形成无危机的银行体系,而其他社会则不具有这种能力?什么原因导致一些社会宁愿限制普罗大众获得信贷的机会,也只向受青睐的少数机构发放银行牌照?为什么限制银行融资或放贷能力有时并不能保护借款人、储户和银行股东的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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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四年,通过多次谈话和其后横跨东西海岸的多次互访,我们完成了全书写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欠下了永难偿还的学术恩惠。我们受教于全球众多学术机构同人对部分章节或全书初稿的宝贵意见,其中包括Daron Acemoglu、Terry Anderson、Michael Bordo、Michael Boskin、Florian Buck、Forrest Capie、Gerard Caprio、Matthew Carnes、Latika Chaudhary、Isaias Chávez、Gustavo del Angel-Mobarak、Darrell Duffie、Roy Elis、Richard Epstein、Nick Eubank、Adriane Fresh、Alex Galetovic、Richard Grossman、James Huffman、Scott Kieff、Dorothy Kronick、Sandra Kuntz Ficker、Ross Levine、Gary Libecap、Jonathan Macey、Noel Maurer、Allan Meltzer、Victor Menaldo、Joel Mokyr、Ian Morris、Aldo Musacchio、Larry Neal、Raquel Oliveira、Agustina Paglayan、Edward Pinto、Alex Pollock、Lucas Puente、Russ Roberts、James Robinson、Jared Rubin、Thomas Sargent、Henry Smith、Paul Sniderman、William Summerhill、John Taylor、Larry Wall、Peter Wallison以及三位匿名评审人。我们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选修我们课程的学生,我们在多个课程中教授本书的部分内容,学生们的互动让我们在搭建框架和组织内容上获益匪浅。我们的研究助理,Ishan Bhadkamkar、Ianni Drivas和Patrick Kennedy,帮助我们寻找数据,查找参考文献,并对各章节初稿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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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幸能在多个研讨和大会上提交章节初稿,并获得宝贵的反馈意见。我们感谢组织这些研讨和大会的机构,包括墨西哥银行、慕尼黑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墨西哥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ocencia Económicas)、美国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全芝加哥经济史晚餐会、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哈佛商学院、胡佛研究所经济政策工作小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伦敦经济学院,以及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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