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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主要关注墨西哥案例，其中包括对民主和威权体制下的银行体系差异的分析。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从几个世纪之前开始，选举便成为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选举权得到进一步扩大。与这些国家不同，墨西哥人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并不享有有效的选举权。在其大部分历史中，墨西哥均实行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其中政府多次对银行体系进行了全部或部分的掠夺。因此，墨西哥案例不仅说明了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如何与银行内部人以及银行少数股东结成联盟来塑造本国银行体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何种情况下威权统治者会打破联盟关系，转而从这些内部人和少数股东手中攫取财富。墨西哥案例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政府如何在多次剥夺银行家财富后，仍能诱导银行家结成新的联盟，塑造新的银行体系。答案是，在墨西哥历史中，政府一直对银行准入施加严格限制，以提高回报率来补偿银行内部人和股东可能面临的财富被剥夺的风险。在墨西哥，正如其他地方一样，银行业和政治密切相关。墨西哥政治一直在混乱（如内战，期间银行体系完全崩塌）和相对平静之间摇摆，在这一过程中，裙带银行体系仅由若干家银行构成，仅在有政治影响力的内部人之中分配稀缺的信贷资源。直到1997年，墨西哥开始民主化进程，政府向外资开放银行业，这一模式才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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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基本政治制度发生改变，“银行交易博弈”也会随之改变。要证明这一推论，大概没有比巴西更好的案例了，第十二章和十三章主要讲述巴西案例。在巴西独立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巴西一直处于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中。事实上，直到1989年，巴西才第一次举行了所有成人均有选举权的总统直选。此后，巴西进入了稳定的民主时期，但巴西一直受强烈的民粹主义思潮控制。事实上，巴西政治制度表现出很强的民粹主义特征：强权总统和弱化的立法机构；税收的集中化和政府支出的非集中化；政党集中化；16岁以上成人均有选举权；以及在宪法中规定了一系列“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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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能否发现银行在威权或民主制度下的运行和监管差异？事实上，差异不仅可辨，而且显而易见。在巴西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威权统治者都能够将本国银行体系作为征收通胀税的工具。这一做法在当时也没有任何含蓄之处：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做法达到了顶峰，通胀率接近2500%，银行和政府通过通胀税收入几乎瓜分了GDP增长的8%。在整个巴西历史中有两个例外时期：第一个例外时期是1831—1889年，当时地方性寡头政府甚至可以牵制巴西国王，几乎没有任何银行体系；第二个例外时期是从1989年巴西民主化以来，巴西的民选政府很快废止了通胀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胀水平降为与美国基本持平，这一变迁迫使银行开始真正放贷，而非仅仅从支票账户的资金使用中获取收益（支票账户不向储户支付利息，因而银行通过资金运用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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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粹主义有着对银行体系的一整套要求。虽然巴西的银行不再是政府获取通胀税的机器，但部分银行成了创造就业的机器。巴西两家最大的银行由政府运营（尽管其中一家有私营股东）。这些银行不依据市场原则放贷，而是通过信贷确保候选人在其选区的商业盟友维持或提高就业率，从而帮助候选人赢得竞选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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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结了之前章节的主要研究发现，并将本书五个案例研究中的五国历史与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相联系，证明本书的研究路径在更大范围内的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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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主要讨论本书的研究发现对于政治和银行业的意义，其中包括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可行性、监管改革的局限性、不同的银行危机理论模型的可靠性以及政治制度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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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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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涉及的研究领域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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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读者可能好奇：为何本书重点研究银行，而不同时分析金融市场？诚然，金融市场及其专门机构（如股票交易所）的历史也是反映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方面，同时，金融市场也经常成为金融不稳定（如主权债务危机和股市崩溃）的策源地，因此，本书在叙述银行发展历史时，也关注了金融市场与金融发展和金融不稳定之间一些重要的关联性。然而，我们之所以重点研究银行体系，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金融市场总是由银行创造并维持的。没有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可以在银行体系发展之前就形成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经纪商和交易商或本身就是银行，或依赖于银行信贷以管理其承销和交易活动，此外，金融市场的其他参与者之所以参与市场，也是因为与银行有长期业务往来后，积累了丰富经验，最有可能成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从概念上说，有时很难区分银行中介活动和金融市场工具。例如，汇票是银行对外的借据，但它们也是可交易的金融工具。一些早期银行，例如英格兰银行，最初基本上只是主权债务重组的工具，持有这些银行股票类似于投资主权债务。无论在哪个时期哪个国家，银行业都是各类金融发展的生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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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金融市场能提供银行信贷之外的其他融资渠道，但这些融资渠道也同样受制约信贷供给的因素影响。在许多国家，政府没收资产的风险限制了公司通过股权市场筹集资本的能力。为降低这一风险，公司经理人参与到政府成员的寻租活动中，这一做法事实上降低了市场中能够流通的资本数量。11简言之，证券市场也是在政治背景下运行的，一些严格的政治约束会束缚银行的运营和绩效，这些约束也同样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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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读者会疑惑，为何本书重点研究特许银行（即通常所称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吸收储蓄，发放贷款，在任何能够租到的6平方英尺的地方放置自动取款机）而非私人银行（也称为商人银行或投资银行，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摩根大通银行）。私人银行自古代货币发明伊始便成立至今。然而，它们所能动用的资本总是受到限制（详见第二章和第三章）。随着特许银行的出现，私人银行利用其专业技能和良好声誉成为金融网络中的协调者：它们组织银团贷款、为国际金融交易充当经纪、承销和分销证券、协助管理大型非金融机构。然而，现代经济中最核心的信贷供给方一直都是特许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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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常有同事、评审人或学生询问我们：为什么本书仅包括如此少量的案例研究。为何只选取5个国家，而非8个、10个或者20个国家？在实际研究中，研究一国制度的时代变迁，并不像办企业，收益随规模递增；相反，在案例数量和研究深度之间存在明显的权衡关系。更重要的是，本书的目的并非详细介绍各国银行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历史，而是试图建立并阐述一个我们认为有强大解释力的通用框架。我们邀请其他研究者用其他国家的案例以及大型多国数据集来检验这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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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其他同事和学生询问，为何要研究数百年的历史，而不是仅仅研究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换言之，为何不简化本书研究，重点研究某一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事实上，许多学者在尝试解释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时，都采用了这一研究策略，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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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的回答原则上是简单的，但在实际研究中所需的研究方法却并不简单：如果要理解影响复杂系统的各个因素，以及导致系统从一个均衡过渡到下一个均衡的因素，人们需要采取多维度分析方法，其中备受关注的一个维度便是时间。这类似于内科医师的诊断过程，例如当医生面对难以诊断的病情时，首先，她会从与时间无关的基本因素着手，例如从家庭病史推断病人是否拥有易患某类疾病的基因。然后，她开始了解病人的自身病史：过去得过什么疾病，接触过何种病原体，以及病人的健康习惯是怎样的？接下来，她开始询问短期内是否存在影响健康的因素：节食、锻炼或压力。同时，医生也从直接观察中获得信息：代谢功能检查、对器官的触诊，以及对症状的描述。最后，医师将病人信息和以往诊疗过的病人信息放在同一个逻辑框架内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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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法，医生得以排除一些假设，排除的原因包括事件时间顺序不符（例如，如果A在B之后发生，那么A不可能是B的原因），比较证据不符（例如，在其他情况下A不会导致B，那么在本病例中即使A先于B发生，A也不会导致B），以及病人与时间无关的基本特性导致某些假设不成立（例如，病人家庭无X病史，且X有很强的基因依赖性，则X可能不是病人症状的原因）。医学中的有效诊断方法同样适用于依赖观察法且倚重准确因果陈述的自然科学（如流行病学、天文学和生物进化学）。同样，这一方法也适用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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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医学诊断的比方尤其适用于对全球银行体系的研究，在全球银行体系中，健康良好的银行业是一种意外，更多情况下出现的是银行业不稳定和信贷稀缺这一近乎病态的组合。正如医学经常发现，健康源于一些根本性的原因；同样，广泛分配信贷资源的稳定银行体系也是良好政治制度的产物，此类政治制度的特征包括广泛的选举权，以及限制银行家与民粹主义者结盟动机的制度。理解这一点需要对这些政治制度的起源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历史探究。下文将开始这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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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二章银行交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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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由演说与多数人决议决定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由铁和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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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186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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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本书的每位读者无疑都至少有一个银行账户。但大多数人几乎完全忽视账户安全问题及该银行的偿债能力。这种信任和自我满足，源于过去四个世纪不断推敲、设计并完善的一整套极其复杂的制度化安排。如果没有这些政府强制性的安排，我们很可能彻夜难眠，担心自己的财产不翼而飞，因为银行在设计之初就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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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的根源在于：银行的日常运营依赖于仅可由政府提供的三套财产权保障。1银行需要强大的政府。但除非银行家能够说服当权者和他们合作，否则政府权力的行使并不一定能够使银行家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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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银行家的伙伴关系无法回避。认为可以回避的想法无异于一个乌托邦之梦——这不禁让人想起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著名歌曲《想象》（Imagine）,在这首歌里，列侬想象了一个可以在无国家情况下运行的人类文明。尽管列侬唱出了自己的心声，但那些想象自己可以在无国家情况下生存的银行家会发现这难以实现。银行家依赖于国家的行政监管权。而这一权力并不在银行家的控制之下：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伙伴关系，该权力可能并不会站到银行家一边。正如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似乎曾经说过，无论是好是坏，成功的银行家希望解决财产权这一根本问题，为此，他们必须同拥有武器并可以发动战争的政府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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