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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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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财产权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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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了无可避免的后果：财产权体系作为银行业的基础，并没有随着金融机构匿名“市场”的效率标准而同步演进。相反，财产权体系是交易的产物，而这种交易取决于现行政治制度，并在制度中得到实施，交易的发起方是市场参与者和当权者联盟。交易旨在提高联盟成员及当权集团的福利，而非社会大多数人的福利。因为银行内部人、少数股东、储户、借款人和纳税人的经济动机在本质上并不是一致的，当权者有充足理由利用不同行为者的动机差异去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易参与者知道达成交易不需要协调一致，政府只需简单拼凑一个成功的联盟。这一情形意味着很多人会被排除在有利的交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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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的分配决定了联盟的构成及其交易的形态。相应地，交易又决定着通过哪些法律，任命哪些法官，哪些群体可以获得哪些许可，从而以怎样的条款与谁订立什么目的的合约。交易也决定了税负的分配，公共支出的分配，准入监管，对银行的许可，上市公司的监管，信贷投放及其条件。这些交易异常复杂，涉及显性交易和隐性联盟，但从根本上看，都是为了创造和分配经济租金，并维护政治权力。简而言之，这些交易是策略性互动的结果，是一场博弈，即“银行交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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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对银行未来现金流有分配权或享有银行控制权的代理人数量、银行借款人的多样性以及政治体系的多元化，潜在的联盟和交易数量极为庞大。然而，“银行交易博弈”的特点呈现以下几个清晰的逻辑，后文各章也将有力地论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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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尽管银行内部人、少数股东、纳税人兼储户、非储户纳税人、借款人和当权政党可能的组合数相当大，但不是每个组合都能形成联盟。所谓联盟，即同意经济租金的某种分配安排，且可以监控分配过程的一部分特殊群体，其中的经济租金取决于经济体系的主导规则。这一事实使得许多可能的多方组合并不能形成有效联盟：与某个群体组成联盟会要求当权者同时对其他群体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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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相比于民主政治体制，威权政治体制会产生一系列不同的联盟。在威权国家，政府不可能向银行内部人、少数股东及储户可信地（前后一致）承诺不会掠夺他们的财富。此外，在威权体制中，借款人（以及潜在借款人）不可能通过投票来影响当权集团。对于希望获得信贷但无法获得信贷的潜在借款人和借款公司而言，他们很难推动政府放松发放银行许可的规则，以增加银行间竞争，提高信贷的自由可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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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正是因为创造一个广泛分配信贷的稳定银行体系需要解决三大财产权问题，所以，虽然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变最终能缓解信贷的稀缺，但是，并不会因为债务人拥有了选举权，就会自动且迅速导致银行体系的重构。有一点至关重要：银行体系所特有的财产权问题都因相关制度的建立而有所缓和，但政治制度作为之前一轮又一轮政治交易所创造的法规和自由裁量权的总和，变化非常缓慢。例如，当借款人以违约来侵蚀银行资产时，银行如何实施处罚，这方面的制度建立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仅仅靠大笔一挥无法创造出高效的法庭、诚实的警察、准确的房地产和商业登记，这些制度安排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正如我们下文要讨论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威权政治体制下，这些制度安排一般无法建立起来。政体更迭或许会带来银行体系重构，但需要较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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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民主和威权制度中可能存在同样的一系列联盟，但这些联盟对银行业组织结构的影响不是中性的。也就是说，民主国家也可能产生破坏银行体系稳定和放贷能力的联盟。设想一下，当权集团和银行债务人结成联盟，政治支持可以换取暂缓债务偿还。威权国家也可以产生稳定的银行体系：设想一下，威权统治者、银行内部人和少数股东结成联盟，通过给政府发放贷款以换取对新银行许可的限制，从而提高现有银行的回报率，补偿银行内部人和少数股东资金可能被掠夺的风险。因此，在民主与威权制度之间，银行业结构并不是双峰分布。相反，每一种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联盟，但总体而言，民主制度更有可能产生稳定的银行体系，其特征为相对开放的准入和对银行业的更少限制。而威权制度则更容易产生不稳定的银行体系，其特征为相对受限的准入和对银行业的更多限制。此外，不是所有威权制度都用同样的方式行事，民主国家当然也是如此。人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某种类型的政府总是存在。在混乱状况下，银行不能存在：如果日常去银行取款也可能遭遇枪支袭击，可以想象银行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盈利。图2.1列出了政体与银行体系的各个类别，以及“银行交易博弈”在其中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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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政体和银行体系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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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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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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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一种政体名为“威权”，指公民无法通过高效且具有显著政治意义的选举来影响政策结果的政治体系，如军事执政团、独裁、绝对君主制、寡头政体等。14在威权政权下，银行通常比在民主政权下更容易被没收资产；威权统治者相比民选官员有更多的行为自由，而民选官员可能受到惩罚，在下次选举中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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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绝对权力的威权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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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绝对权力的威权统治者统治下，银行业的结果最为简单。绝对权力创造了一个棘手的威权统治者问题：可能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威权统治者掠夺任何他选中的东西，这样也就无法组织起一个银行体系。几乎所有在明处的企业都有被掠夺的危险，其中银行尤其脆弱。首先，政府有大量政策可用于对银行的没收、征税或掠夺（如完全国有化、指定贷款的规定、准备金要求、交易税、对于高价值特权的许可或撤销）。其次，银行资产往往具有高度流动性。这一点显著区别于其他掠夺目标，例如农场、工厂或矿厂。如果威权统治者没收上述某一企业，其价值仅仅为未来收入流，而这还需要威权统治者的高效运营。当然，威权统治者可将没收来的资产变现，但出售时将不得不大幅打折，因为买家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止威权统治者再次没收它。因此威权统治者就像是小偷把赃物卖给邻居一样：只会得到赃物价值的一小部分，因为买家承受着巨大的被没收风险。然而，当被没收的资产是现金或其他流动性财富时，这一问题便不成为问题，因为这些资产可以毫无延迟地以百分之百的价值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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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统治者不可能靠承诺不掠夺银行来解决承诺问题：威权统治者的绝对权力和自由裁量权意味着他做出的任何承诺都是不可靠的，因此私人不会去成立银行、持有银行股票，或把自己的钱存于银行。由政府拥有和运营的银行可能存在，政府用以维持财政平衡，公众则在需要接入支付体系时使用银行服务，例如在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府的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没有人疯狂到会认为可以通过它们来储蓄或者贷款。15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贫困陷阱。人们明白政府贪得无厌；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体系；对公司和家庭的信贷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缓慢；政府缺乏私人部门的信贷来源。因此，当政府的财政需要超过税收收入时，就有很强的动机没收私有财产。这个循环可以无限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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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的威权统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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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权统治者缺乏绝对权力，却足够强大并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威权统治者需要构建一个盟友网络以继续当权。银行家在这个网络中是重要节点。事实上，没有银行家，威权统治者没有能力为超出税收收入的支出融资，而对于加强与其他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团体的联盟而言，此类支出可能是必需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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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威权统治者不得不诱惑银行家将资本投入银行，但银行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威权统治者会在某些情况下掠夺他们的财产。威权统治者巨大的权威使他的每个承诺都不可信。这意味着威权统治者需要补偿银行家财产被掠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需要提高资本回报率，超过在无掠夺的充分竞争市场中获得的回报率，这就需要向银行家提供经济学家所谓的租金，即来自稀缺特权的收入流。典型做法是，威权统治者限制特许银行数量，使银行间竞争最小化，允许银行把贷款利率提高至完全竞争利率之上。威权统治者也可通过给予银行附加特权（例如代理政府收税的权力）来提高回报率。银行家向威权政府提供贷款，从而与威权统治者分享由此获得的租金；也可通过给威权统治者的家庭成员运营的企业发放贷款，来强化联盟关系。简言之，威权统治者和银行家形成了伙伴关系网络，旨在创造并分享租金，这一体系有时也被称为权贵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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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利用银行特许，银行内部人必须动员足够多的股权资本，以作为扩大资产和存款规模的基础。银行内部人如何使少数股东购买银行股份？当然，内部人有强烈的动机出售股份，通过出售股份，在威权统治者掠夺或收回特权导致租金降低时，内部人承受的风险敞口得以下降。问题是，具有前瞻性的少数股东也知道这点！不仅如此，少数股东还知道银行内部人在一些非金融企业有切身利益，因此更愿意放贷给这些公司（通常以优惠的条件），而不是借给这些公司的竞争者。此外，少数股东还知道，在经济危机时，银行不会严格执行对内部人的借款合同，因此内部人有很强的贷款违约动机，后文很快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简言之，少数股东不仅面临着被威权统治者掠夺的风险，还面临着被银行内部人掠夺的问题，体现为优惠的内部贷款和对关联贷款违约的执行弱化。更糟的是，少数股东知道由于内部人和威权统治者是盟友，威权统治者可能允许内部人掠夺少数股东的财富而不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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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是可预测的，根据游戏规则，少数股东会要求额外的“预期回报”，以补偿其遭受双重掠夺的风险。补偿的形式必然是更高的投资回报率。银行要能够向股东支付高回报，则威权统治者给予银行的特权必须非常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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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不会出现竞争性的银行业，因为从威权统治者或银行家角度出发，这并不是最佳选择。由于存在较高的财富被掠夺风险，股东所要求的高回报限制了市场进入和银行体系的增长。在此情况下，通常会形成这样一个银行体系：统治者选择向银行内部人颁发特许和特权，并对银行业准入进行限制，以此作为银行内部人和威权统治者的更大交易中的一个部分。这种交易向政府提供稳定的部分租金流，使威权统治者成为这些受优待银行中的既得利益者，从而减少银行资产被掠夺的危险。这一风险的下降使银行体系规模变大，风险降低（如果威权统治者没有既得利益在其中，银行体系风险会更大），盈利增加，其中部分盈利就成为银行内部人和威权统治者分享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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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制约构成了中央集权式威权政体下的银行体系的特征，这些特征导致了威权统治者、少数股东和银行内部人三方利益的结盟。威权统治者获得稳定的公共财政来源（指定信贷、存款准备金、贿赂和税收）以及偶发紧急状况下的资金来源（在财政紧张时不同形式的掠夺）。银行内部人赚取租金：一是在无竞争市场中作为银行经理获得高工资，二是通过拥有非金融企业获得超常回报，因为这些企业受益于银行低息贷款和特殊的信贷获得渠道（这些优势也是对其他企业的竞争壁垒）。少数股东获得的回报高于正常的股市回报，从而补偿其面对的双重被掠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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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国家作为银行体系运营的监管者发挥着什么职能呢？如果联盟中仅有三方，受扶持的银行也只有几家，那威权统治者为什么还要在银行监管上费周折呢？答案是，银行业相关的法规框架避免了同盟各方在租金分配上的纠葛不清。同时，法规也在向潜在银行竞争者发出信号，告诉它们是无法与被支持的内部人竞争的，因为根据法律条文，获得银行许可几乎不可能，即使获得了许可，监管者也有办法让他们对此感到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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