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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利用银行特许，银行内部人必须动员足够多的股权资本，以作为扩大资产和存款规模的基础。银行内部人如何使少数股东购买银行股份？当然，内部人有强烈的动机出售股份，通过出售股份，在威权统治者掠夺或收回特权导致租金降低时，内部人承受的风险敞口得以下降。问题是，具有前瞻性的少数股东也知道这点！不仅如此，少数股东还知道银行内部人在一些非金融企业有切身利益，因此更愿意放贷给这些公司（通常以优惠的条件），而不是借给这些公司的竞争者。此外，少数股东还知道，在经济危机时，银行不会严格执行对内部人的借款合同，因此内部人有很强的贷款违约动机，后文很快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简言之，少数股东不仅面临着被威权统治者掠夺的风险，还面临着被银行内部人掠夺的问题，体现为优惠的内部贷款和对关联贷款违约的执行弱化。更糟的是，少数股东知道由于内部人和威权统治者是盟友，威权统治者可能允许内部人掠夺少数股东的财富而不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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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是可预测的，根据游戏规则，少数股东会要求额外的“预期回报”，以补偿其遭受双重掠夺的风险。补偿的形式必然是更高的投资回报率。银行要能够向股东支付高回报，则威权统治者给予银行的特权必须非常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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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不会出现竞争性的银行业，因为从威权统治者或银行家角度出发，这并不是最佳选择。由于存在较高的财富被掠夺风险，股东所要求的高回报限制了市场进入和银行体系的增长。在此情况下，通常会形成这样一个银行体系：统治者选择向银行内部人颁发特许和特权，并对银行业准入进行限制，以此作为银行内部人和威权统治者的更大交易中的一个部分。这种交易向政府提供稳定的部分租金流，使威权统治者成为这些受优待银行中的既得利益者，从而减少银行资产被掠夺的危险。这一风险的下降使银行体系规模变大，风险降低（如果威权统治者没有既得利益在其中，银行体系风险会更大），盈利增加，其中部分盈利就成为银行内部人和威权统治者分享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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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制约构成了中央集权式威权政体下的银行体系的特征，这些特征导致了威权统治者、少数股东和银行内部人三方利益的结盟。威权统治者获得稳定的公共财政来源（指定信贷、存款准备金、贿赂和税收）以及偶发紧急状况下的资金来源（在财政紧张时不同形式的掠夺）。银行内部人赚取租金：一是在无竞争市场中作为银行经理获得高工资，二是通过拥有非金融企业获得超常回报，因为这些企业受益于银行低息贷款和特殊的信贷获得渠道（这些优势也是对其他企业的竞争壁垒）。少数股东获得的回报高于正常的股市回报，从而补偿其面对的双重被掠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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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国家作为银行体系运营的监管者发挥着什么职能呢？如果联盟中仅有三方，受扶持的银行也只有几家，那威权统治者为什么还要在银行监管上费周折呢？答案是，银行业相关的法规框架避免了同盟各方在租金分配上的纠葛不清。同时，法规也在向潜在银行竞争者发出信号，告诉它们是无法与被支持的内部人竞争的，因为根据法律条文，获得银行许可几乎不可能，即使获得了许可，监管者也有办法让他们对此感到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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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集权的威权政体下，规模小风险大的银行体系需要储户这个第三方的参与。银行储户寻求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储蓄方式。在成熟银行体系中，储户变得非常挑剔，要求存款的实际正回报，且风险容忍度极低。在民主制度下，充分竞争往往能带来银行存款的正回报和低损失的风险，尽管各国各时的风险和回报各不相同。然而，在中央集权的威权政体下，银行体系中股权持有者的回报必然很高，内部人的公司的贷款得到补贴，政府和银行内部人从中榨取可观的租金，阶段性财政危机导致对银行财富的掠夺——在上述情况下，银行想要为储户的低风险存款提供实际正回报，将极富挑战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吸引储户将现金存放在银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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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方案之一，就是政府尝试通过纳税人资助的存款保险制度来保护储户。但保护的规模从根本上受制于威权统治者的财政资源：依赖银行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政府不能同时对储户征税，又补贴储户！因此，在中央集权的威权政体下，存款保险制度不可能创造出有深度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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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集权式威权政体下的银行无法吸引储户。储户通常只能获得负收益，且承受较大的损失风险。于是很多储户选择远离正规金融体系，转而持有外币、商品或其他替代银行存款的财富形式。但有些存款资金仍存于银行。无论如何，公司需要维持银行账户以支付工资并管理应收账款，家庭也需保持最小的银行账户余额以完成一些支付。然而，对于不在本地银行支付的操作，政府故意设计了很高的交易费用和法律限制。例如，在实际操作中，津巴布韦制造商不能用加拿大安大略省某银行签发的支票来支付工人工资，而工人也不能用纽约某银行的支票来支付电话费账单。简言之，有些储户只能身陷储蓄的陷阱中（即经济学家描述的高度非弹性的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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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户陷于陷阱之中，这又强化了银行将信贷发放给威权统治者和内部人的趋向。正是由于存款收入低于储户其他可选择的投资收益，储户便把尽量少的流动资产存于银行体系中。和经济体规模相比，存款基础较小。其结果是，银行在将信贷发放给威权统治者和内部人之外，几乎没有需求去寻求新的放贷。内部人作为一个小群体，却控制了社会上所有的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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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糟糕的一点是：欠发达的银行和稀缺的信贷正在自我强化。公司有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但缺乏信贷，因为信贷供给并没有改善。在这个受抑制的金融体系中，一些非正式的非银行放贷人的运营也十分困难，因为非关联的普通贷款业务要顺利开展，必须依赖一整套基础性法律，而中央集权式威权政体下通常无法形成此类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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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会出现能确保执行非关联信贷的制度，取决于掌控银行体系的政治联盟的偏好。银行和放债人建立代价高昂的内部信用分析系统，仅在不得不向非关联人放贷时使用。信用报告服务只有在银行愿意支付其成本时才得以发展，即当借款人违约可能危及银行声誉，银行需要惩罚借款人的时候。可靠的贷款抵押意味着债权人能在借款人违约时取得抵押，其中的重要条件就是高效率的财产和商业登记，而这一制度安排必须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才能建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和诚实的警察及法官相关的制度安排。简言之，建立和维护保证合同权利实施的制度代价昂贵。如果银行不需要发放非关联贷款，则不需要这些制度，那这些制度便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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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式威权政体下的银行不仅不愿支付费用以促进非关联贷款业务的开展，还可能积极反对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和信息制度，因为此类制度有助于他人的非关联信贷。原因不难推断：任何促进非关联方融资的制度改进，都会侵蚀银行家自身的非金融公司因信贷特权而享有的租金。例如，1995年，本书一位作者参与了墨西哥的一个项目，改善仓单质押和应收账款的抵押登记（这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的登记流程中是一种常规操作）。该项目得到世界银行和其他顾问机构的支持，但并没有得到墨西哥那些主要从事内部人放贷的银行的支持。直至这些银行垮台并被外国银行收购，抵押登记的重要改革才得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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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体下的权贵银行体系导致信贷分配范围狭窄，供给不稳定。原因之一便是缺乏对威权统治者的绝对权力和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和限制。在正常情况下，威权统治者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对银行征税，从银行体系中获得租金，包括强制向政府放贷以及在中央银行的无息存款准备金。然而，如果威权统治者需要的资金超过其税收总额，则会产生掠夺银行的行为动机。这是绝望的一步，因为威权统治者将今后的贷款变为一次性的现金。然而，也正是靠此，威权统治者有可能继续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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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二是银行内部人倾向于给自己的非金融企业放贷。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内部人可能有动机掠夺自己的银行以拯救自己的其他企业。原因很简单，对这一现象也有广泛的研究：内部人对银行有完全控制权（因其是银行的实际运营者），但只有部分的现金流权（因为大多数收益分给少数股东和储户）。如果银行内部人在其他非金融企业的现金流权大于其在银行的现金流权（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银行在架构设计上就已经将内部人的投资敞口最小化），则他们倾向于在世道艰难时用银行来拯救他们的非金融企业。也就是说，他们会给自己的其他企业发放贷款，然后违约。16不难理解，在法治不彰（即政府被威权统治者控制）、内部人借贷和信贷缓慢增长之间可以观察到很强的相关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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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复杂性，在中央集权式威权政体下，政治交易影响银行的冒险决策和银行损失分配安排，这种政治交易可被视为一种租金分配体系。租金分配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当威权统治者政权不稳，甚至生存都有危险的时候，财政需求将非常巨大，只能通过高赋税、给政府的指定贷款、高央行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实施国有化等手段来掠夺银行。在此情况下，银行所有股东、债权人，甚至是有政治影响力的内部人，都成了政府攫取租金的潜在对象。因此，少数股东和内部人一定要得到补偿。他们要在正常时期获得非常高的正回报，以弥补因可能被掠夺而承受的极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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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无法获得信贷的潜在借款人也一直是政府攫取租金的来源。由于准入壁垒（正常时期向银行股东提供高回报的必要条件），潜在借款人被排除在信贷体系之外，承受失去投资机会和处于竞争劣势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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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集权式威权政体下，储户也是银行业博弈中其他玩家攫取租金的来源。无论存款保险制度存在与否，储户都处于陷阱之中，仅得到很低的收益甚至负收益。即使建立了法定存款保险制度，财政紧张的政府也常常掠夺储户财富。掠夺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扩大货币供应造成通胀从而降低存款价值，或对存款“重定币值”（见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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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款保险制度或政府救助银行的情况下，纳税人也是政府攫取租金的来源。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纳税人承受巨大损失，财富转移至储户和威权统治者，其中的精确比例取决于威权统治者侵占储户权益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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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威权国家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毫无分配效率的银行信贷市场。其中信贷市场竞争有限，银行内部人的关联公司有融资渠道和融资补贴。市场无法广泛配置信贷，因为银行在其中无利可图。天才的企业家和认真工作的家庭非常缺乏信贷，但银行内部人中的一些权贵则获得大量资金。此类银行体系规模较小，且天然容易出现危机：周期性、内部人剥削少数股东和储户，威权统治者有时掠夺所有人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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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者是通过本书首次注意到威权权贵银行体系的现实，则可能对权贵政治交易以及其中脆弱、微小、低效的银行业感到愤怒。这些安排很可能与读者的公平意识格格不入，并刺激读者去谴责其内在的低效性，以及对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性的灾难性影响。但这些特征并非银行体系的失败。相反，它们是威权政治体制的内在必然。受压抑的银行体系远非最佳形式，但它可能是这种政治环境下能形成的最佳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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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集权的威权政府和通胀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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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掌控全国性的租金分享伙伴关系。这样的伙伴关系也意味着，只要他想这么做，威权统治者可以没收所有银行。然而威权统治者经常不具备这种权力。事实上，很多威权统治者需要社会中的富人，就像富人需要威权统治者一样，甚至威权统治者的需求更加强烈。如果没有法律制度来确保合同执行，就不会有银行体系，当然，威权统治者可以轻易改变法律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在弱集权的情况下，威权统治者可以运用他对这些制度，特别是货币体系的垄断权，通过实施通胀税来维持威权政府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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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税通过控制支付方式（现金或存款）来对普通公民征税。通胀税是独特的，因为它并不直接对收入或财产征税，而是使政府能够对那些财产少、收入少的人征税。本书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将详细讨论通胀税，在此只简述它如何为政府和银行带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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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政府只是印刷它所需要的钞票数量而不向任何人征税，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的纸币数量逐渐超过对应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自动使现金资产贬值。从本质上看，政府是在向公众征税，但以悄无声息的方式自动征税，使公众口袋里（或床垫下）的现金逐日贬值。昨天口袋里的钱能买一个面包，今天却只能买半个。通胀税更吸引威权统治者的一个原因是，纳税人意识不到他们正在缴税。事实上，政府以通胀税作为资金来源，实施政府福利项目并大加宣传，借此伪装成一直在帮助穷人的样子，其实却在无声无息地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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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与威权统治者分享权力的寡头看来，通胀税是一个相当巧妙的把戏。富人更愿意将财产变为资产而非现金，因为资产可以在通胀中保值。资产包括不动产、游艇、艺术品收藏、金币、外币、公司证券等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穷人少得可怜的资产中，很大部分以现金形式持有。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税的负担不恰当地落在了穷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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