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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的名言，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生而相同。基于自由主义选举观念的民主政治，与基于民粹主义选举观念的民主政治，在理念和实践上都有重要区别。在我们看来，这些区别对“银行交易博弈”的策略和结果都有重大影响。图2.1下方说明了这些区别，但在探讨这些区别前，我们必须简单介绍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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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其精神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启蒙运动，而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詹姆士·麦迪逊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自由主义者认为选举职能仅在于控制官员，并无其他功能。选举使选民能够替换贪腐枉法的官员从而限制暴政。投票做出的选择本质上并不意味着好、明智或是公正的选择。它们只是一种选择，没有特殊的道德含义。正是因为大众投票做出的决定不是神奇的选择，甚至未必是足够明智的选择，所以自由主义者认为必须建立辅助性制度，民主制度才会取得最佳运行效果。辅助性制度包括多重立法机关，法官不由选举产生且不受任期限制，分散化的政党等。辅助性制度对暴政构成补充约束，其中包括“制约民主制下可能产生的多数人暴政”。这些辅助性制度要求立法必须通过“否决门”（在该决策点上，立法可被小群体阻止，如议会委员会或上议院），“否决门”的安排使少数派可能获得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巨大权力。上述安排使得多数人侵害少数人的权利变得更加困难，不管这些少数人是上次选举中反对多数派的人们，还是一个种族、民族、老年人、持有特殊宗教信仰之人或银行股东。19在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中，除非存在少数人得以否决多数人的制度，否则大规模选举会自相矛盾地违背民主的终极目标——创造一个自由和公平的社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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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者的哲学起源可以追溯到让·雅克·卢梭。民粹主义者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选举的功能是允许社会获悉民意，满足民意是一种道德义务：民意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应当受到政府尊重并体现在社会政策中。按照这一逻辑，选民选出官员以代表民意。进一步扩展此逻辑，民选官员和集体概念中的选民都不可能是压迫者：自由主义关于多数人暴政的成见其实是精英主义编撰的虚构故事，以恐吓人民给予精英超出其少数地位本该对应的权力。在民粹主义观念里，民主国家不仅不需要否决门，相反，还应当尽可能减少对政府官员的限制，因为这些限制将阻碍政府官员在法律和政策中体现民意。因此，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对自由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自由主义认为，个人享有自由，自由不应有暴政；而民粹主义则认为，自由意味着能够通过政府来行使人民的集体意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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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民主政治体制中都同时含有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要素。例如，美国宪法中包含了一些条款，作为抵御当政者暴政的壁垒（例如弹劾和定期选举）或抵御多数人暴政的壁垒（例如总统非直选、1913年开始的参议员非直选、法官非民选、两院制的立法机构等）。绝对自由主义的宪法常常与强大的民粹主义逆流斗争。事实上，《联邦条例》废止，以及以宪法取代《联邦条例》的动因都源于1786年丹尼尔·谢斯的民粹主义反抗。宪法的部分作者，包括其中最著名的托马斯·杰斐逊就对一些民粹主义观点有同感。19世纪20年代，随着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民粹主义更为显著（杰克逊甚至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因为裁决与试图没收印第安人土地的民意相违背）。许多政治运动和政治家自此踏入了波澜壮阔的民粹主义潮流，以实现各种个人目标或意识形态目标。著名的例子有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平民党，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理查德·尼克松的“沉默的大多数”，前国会发言人（失败的总统候选人）纽特·金里奇逮捕“激进主义法官”的呼吁，以及奥巴马发表讲话谴责“华尔街肥猫”。这些政治家和政治运动的政治目标迥异，却有着相同的民粹主义核心：他们提出民众被精英置于弱势地位，民意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而他们自己则可帮助推开精英设置的障碍，推动民意成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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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体系因其政治制度偏向自由主义或民粹主义民主概念的程度而有所差异。建立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较古老的民主政权中，自由主义要素占有相当重的分量，因为这些民主政权的建立取代了几乎等同于暴君统治的君主政体。在更晚建立的民主国家中，民粹主义要素占有更重的分量，因为这些民主国家往往取代了原先在人力资本、收入和财富等方面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对于生活中的各种机会受体制严重束缚的公民而言，有强烈的动机反对新制度给予精英超越其少数地位本该对应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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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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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国家中，如果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强于民粹主义潮流，则执政党难以掠夺任何形式的财产。创造权贵银行体系的动机会变弱，不必向银行家和股东补偿其被政府掠夺的风险。此外，投票权允许选民剔除贪腐枉法的官员，因而裙带交易很难维持下去。22事实上，动机在向相反方向发展：如果竞选人承诺开放银行体系，提升竞争，从而增加信贷数量，降低信贷成本，则公民会投票给该竞选人。这最终将使银行体系趋于高效和稳定。如图2.1下方所示，该体系的积极影响是很显著的：充裕且稳定的信贷往往有利于维持经济增长和国力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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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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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如果民粹主义压倒了自由制度，则将引发完全不同的博弈。如果某众议员承诺大幅增加信贷，改善信贷条款，并在还款困难时赦免债务，那还有什么因素可以阻止债务人根据自身利益投票给众议员呢？在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若民粹主义压倒了自由主义，执政党不太可能直接去掠夺银行，但他们可能有强烈的动机帮助债务人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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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难消除民粹主义的威胁。即使民选官员承诺将确保银行执行其对债务人财产的处置权，这种承诺也是不可信的：因为政客如不让银行免除债务就会落选的情形必然存在。更简单地说，政府官员可以运用一切有利于己的委婉语，如“抵押贷款纾困法案”、“债务人保护法案”，这些委婉语表意模糊但貌似积极正面。无论怎么称呼，结果都是一样的：在短期内，救济债务人会损害债权人的财产权，从而破坏银行体系稳定。从长远来看，银行会减少放贷，因为银行知道很容易受到债务人和政客联盟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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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在第五章到第八章以及第十三章继续讨论历史上民粹主义对银行体系的影响。在此仅简要提及一个常被援用的解决方案，即执政党建立一个全面福利国家，实行国有住房、国有工业以及工人的终身就业保障。在此情况下，就不会出现要求执政党帮助债务人掠夺银行的需求。当然，这个解决方案也伴有一定成本，可能导致整体生产率水平下降，但从银行家的角度出发，该方案优于其他解决方案。至少银行家不再处于火线之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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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福利国家方案解决民粹主义问题变得不可行时（例如在税收能力弱，或存在较强的联邦政治制度制约时，都难以出台福利国家政策），银行家会做出貌似相反的选择：他们可以与民粹主义者形成有利于救助债务人的联盟！采取这一做法，银行家必须在短期内寻求政府救助，长期则要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两种措施都把与债务豁免相关的损失从银行家转移到纳税人身上。从更长远的角度出发，银行业和民粹主义者可以达成一笔精巧的交易，以创造并分配租金。在这一伙伴关系中，银行家与政治家分享关于以什么条款向谁放贷的决策权，政治家以此确保其选民得到想要的信贷。作为回报，政治家通过制定规则来提高银行资本回报率以补偿银行家。例如，通过法规限制竞争，允许银行以高杠杆运营（用政府管理的存款保险安全网代替股东出资的资本缓冲），向关键政治选区的高风险贷款提供纳税人资助的贷款补贴或担保。当然，这一伙伴关系将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遭受损失，每个人都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贷款利率，获得更低的存款利率，并且更难获得贷款机会。如果你认为所有这些只是抽象理论概念，那建议你跳至本书关于美国案例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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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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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及其银行：从静态比较到动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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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银行为什么需要国家这一核心问题，本章基于银行业财产权和政治联盟形成的逻辑做出了解释，解释了第一章提及的关于银行功能失衡的一些关键疑惑。持续的信贷稀缺和银行不稳定可以理解为“银行交易博弈”产生的均衡结果，源于特殊的政治制度及从中发展出的银行体系。威权制度往往导致银行信贷供给的稀缺和银行的不稳定性。民主制度往往产生信贷充裕的银行体系，但该体系并不一定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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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体之间的静态比较并不能解释威权主义的现代国家为何以及如何建立，这些国家如何随着时间迁移转变为民主国家，以及银行如何推进这一历史进程。政治演化首先催生了威权主义的现代国家，而后又发展出民主版本的现代国家，然而重要的一点是，政治演化本身极度依赖于银行作为国家建设工具的存在：当权者过去和现在都在主动利用银行，以协助本国在与他国的竞争中胜出。银行业与现代国家结构的共同演化将是第三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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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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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三章征服和生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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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皮特以偿还保罗的政府总能倚赖保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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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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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政府特许银行。共产主义国家有，民主和威权国家有，甚至最低劣的盗贼统治也有。有个例外恰巧证明了这一规则：索马里在1990—2011年间没有特许银行，然而当时索马里已不是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在该国政治崩坏前，它也有特许银行。1甚至在没有军队的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在不征收所得税、财产税和消费税的国家，例如科威特，都有特许银行的存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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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银行对国家如此重要，甚至比军队和税收的存在更加普遍呢？特许银行和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大约在1600年后的同一时期出现。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相反，这两类组织是共同演进的，因为三个群体的行为动机通过银行实现了良好结合，这三个群体分别为统治者、商人和金融家，他们对于一个独立国家的建立至关重要。商人需要一个强大的实体（国家）来捍卫其日益扩大的贸易航线，执行日益复杂的合同。统治者们需要商人建立商业网络，以使各国建立紧密联系，并维持统治者的海外帝国。商人和统治者都需要金融家。商人需要金融家创造并管理远程贸易所需的金融工具，统治者需要金融家提供战争资金，而为了建立持久的国家，战争似乎永无止境。对金融家来说，他们需要国家机器来确保合同的执行，无论是金融家之间、金融家与商人之间还是涉及外国的合同。实现这三个群体行为动机的良好结合并非易事。待尘埃落定，就会看到其中一些卓越的金融创新。处在中心位置的便是特许经营的银行，即由金融家所拥有的股份银行，同时为贸易和国家提供融资，以此换取国家赋予银行的一整套有价值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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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特许银行创立伊始，统治者便知道如何利用银行整合其他群体的行为动机，这一点对维护政治秩序非常重要。19世纪和20世纪，统治者深知如何让银行直接放贷给政治盟友旗下的企业，如何为关键选区雇主所处的行业提供融资，如何平滑商业周期引发的失业波动（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不满），以及如何补贴惠民项目，如小企业信贷、学生贷款、资助自有住房的住房抵押担保项目等等，从而使公民的行为动机符合当下的政治秩序。简言之，现代特许银行伴随国家的演变而演变。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君主需要银行为战争和贸易融资，现代威权和民主国家需要银行来协助维持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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