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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可贵的是，加拿大银行的稳定性并非来自政府干预。事实上，直至1935年加拿大都没有中央银行，设立央行的初衷也仅源自加拿大西部的农民，他们作为生产商品的债务人倾向于支持通货膨胀，因此要求政府在大萧条期间更积极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与很多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同，加拿大央行的诞生并非为了对银行体系实施体制变革：加拿大的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及以前几乎没有问题需要施救。更值得称颂的是，加拿大银行体系在取得创纪录的长期稳定的同时，在为偏远地区提供更便捷的金融服务、更优惠的贷款利率、更高的存款利息等方面也优于美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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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是如何做到的？这部分归功于加拿大银行体系有着与美国银行体系截然不同的结构：加拿大的银行业主体为若干家网点遍布全国的大型银行。这种结构不仅有利于加拿大的银行在不同区域发放多元化贷款组合，也能使其以丰补歉，使得受经济冲击的区域分行得到资金调剂。遍布全国的网点使加拿大的银行在管理上能够取得规模经济优势，增加了它们在区域市场的同业竞争力。一直以来，加拿大银行收取的利差（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间的差值）都低于美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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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银行这种集中化体系的潜在弱点是可能弱化银行间的竞争，导致企业和个人支付更高的利率而只得到较少的贷款。然而加拿大的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民选的下院，对银行获取垄断利润施加了限制。政治反制银行的威胁已然制度化，并形成了奇特的历史实践：150年间，加拿大议会定期对银行进行合法性审查并重新颁发牌照。1992年之前，每隔10年审查重发一次；1992年之后，每隔5年审查重发一次。《银行法》的修订和重新颁发牌照既是大棒又是胡萝卜，作为奖励，它让经营良好的银行家们在新立法时有发言权。简言之，加拿大广泛的参政权给了加拿大银行家充足的理由去践行“胖猪是挺好的，但是太肥就等着被人宰”这句民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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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体制和监管差异引发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哪些政治因素造就了表现远胜于美国的加拿大银行体系？两个唇齿相依的前大英帝国殖民地有着共同文化，对大英帝国和欧洲银行历史有着共同理解，为何它们在银行业发展上差异如此巨大？当年加拿大立法者环顾全球，最终选定美国作为本国银行体系范本的史实让上述谜题更加令人费解。加拿大最早的银行（始建于1817年的蒙特利尔银行，Bank of Montreal）就是模仿有着诸多网点的全国性银行美国银行（成立于1791年）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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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加拿大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保持了这种基础架构，美国反而将之丢弃了呢？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讨论的，美国在19世纪拒绝建立一行多网点的银行体系并非因为无知，而是政治博弈的结果。确切地说，这是在美国去中心化的联邦政治体制下，一系列政治联盟在银行业博弈的结果。要理解加拿大为何保持了这个少数银行但其网点遍布全国的体系，我们需要了解塑造加拿大政治联盟和政治结构的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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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隐瞒任何细节，事实上，我们将详述它们塑造加拿大政治经济体制的最重要因素：大英帝国将加拿大继续作为殖民地的决心。这一目标在美国革命后似乎难以保持，因为在18世纪后期加拿大主要人口为法国裔。尽管如此，大英帝国还是成功了。加拿大没有发生由商业精英和农民一起反抗英国统治的美国式革命，而是继续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事实上，直至1982年加拿大才有了完全独立于英国的议会，不再是英国殖民地。时至今日，加拿大仍是一个拥立伊丽莎白二世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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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加拿大留在版图之内，大英帝国的立法者们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尝试一系列制度性试验。他们试图在逐步将自治权让渡给加拿大国民的同时，限制有人数优势的法国裔人口的政治力量。他们实现这一目标不是简单地推行沙文主义，而是让加拿大成为一个经济有活力的殖民地。他们的终极解决方案是一种由中央政府完全垄断控制经济政策制定的联邦制度。加拿大1867年宪法甚至允许联邦政府废止各省（例如，法语区的魁北克省）已经通过的法律。加拿大议会上院议席制度性分配不均，以确保法国裔总是议会少数。简而言之，为解决大英帝国的心病，英国精心设计殖民地宪法，使魁北克省法国裔人口无法掌控加拿大经济发展，从而引出了中央政府垄断银行业发牌权的管制体系。加拿大省级政府无法像美国州政府那样创建并形成对抗全国性银行的地方性区域银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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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银行体系的政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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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后期，加拿大社会的特性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首先，是语言和文化。从1689年开始，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加拿大而连年征战。1763年，七年战争进入尾声，法国人陆续失去了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等省市，并最终放弃了他们的权力主张。然而，当法国人撤退时，在英属加拿大殖民地，当时被称为魁北克，部分延伸至如今的俄亥俄州，16.1万居民中的绝大多数是法国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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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经济和职业。18世纪后期的加拿大总体分成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所谓英国地主阶层，由强烈忠于王权的富裕农场主和商人组成。这一阶层此后在魁北克被蔑称为“保皇派”，在安大略被蔑称为“望族派”，这些绰号反映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政治寡头地位。第二个阶层由那些非政治寡头的商人组成。如同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加拿大商人是一群创业者。他们的财富积累时间不长，他们游说政治家出台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形成更加开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不由英国地主阶层控制的环境）。然而不似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加拿大商人并没有大声疾呼推翻英国的统治。他们忠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社会中存在着对商人阶层和地主阶层构成威胁的第三阶层——城市平民、农民和占人口多数的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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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地理特性，使建成经济上有活力的殖民地难上加难。加拿大东西幅员辽阔，包括顶级牧场在内的很多自然资源都深居腹地，且与美国有着广袤的边界线。这些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乘数级的：即每个因素都放大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这使得管理为数众多的法国裔人口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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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加拿大英裔人口乃至英国政府所面临的难题更加形象并易于理解，可以将之与美国最初13个州所面临的情况作类比。美国13个州都有大西洋出海口，所以各州都有大量的独立贸易机会。当然，当美国民众开始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通过高速公路、运河和铁路发展内陆贸易时，各州之间的互相依赖变得日益重要；但起初，13州中的任何一个州的行动对于其他州开展国际贸易的影响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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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情况正相反：加拿大广袤腹地的生产者想要接触外部市场，必须依赖各省之间的货物运输。尤其需要依赖连通五大湖和大西洋的圣劳伦斯河上的航运。圣劳伦斯河有两个瓶颈：一是拉欣急流，该地运河修成之前货物均需转为陆上运输；二是在汇入圣劳伦斯湾前狭窄河道两侧的悬崖峭壁。拉欣急流附近的陆上转运形成了蒙特利尔市。圣劳伦斯湾前的悬崖峭壁上，大规模法军基地控制着河道，这个基地演变成了魁北克市。基地是控制从五大湖到大西洋的整个航运体系的关键，正因为此，1759年英军打败法军的著名魁北克战役才那么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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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军对法军的军事胜利对解决拉欣急流这一瓶颈并不起作用。攻克这一瓶颈需要修建一条运河，这就意味着需要蒙特利尔及其腹地百姓即所谓的“魁北克人”的合作。随着船运技术改进，运河需要定期挖深挖宽，这使问题更加复杂。蒙特利尔的核心重要意义是，如果魁北克省的经济决策没有兼顾（甚至可能是违背）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利益，其他省份的经济前景会受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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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毗邻美国的省份，英国的施政更是雪上加霜。如何防止刚从蒙特利尔西部抵达此地的讲英语的农民和商人不会因反感法国人统治的魁北克主导决策，而选择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或支持美国入侵加拿大？在18世纪后期，这个难题一度只是臆测。事实上，多数讲英语的加拿大民众是1783年后逃离美国的反独立者。他们在现今的安大略省地区占绝对主导，在某些方面比英国人还英国。然而，加拿大英语区融入美国的威胁在19世纪日趋成真。1812年战争中，美国入侵了加拿大，但最终被驱逐。加拿大商人在19世纪30年代含蓄地威胁说他们将寻求与美国的政治联合。美国总统候选人詹姆斯·波尔克鼓动就俄勒冈州边界争议发动战争，将其作为1844年（James Polk）总统大选的主要竞选筹码，并留下了不朽名句，“要么五十四度四十分，要么战斗”[1]的宣战口号。美国内战结束后的数年间，由芬尼亚兄弟会、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组成的25000多名爱尔兰裔退伍老兵策划了对加拿大的入侵，这被视为爱尔兰对英国革命的第一步。尽管他们屡战屡败，美国政府仍时常给予安慰和支持，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但是，最终美国政府还是决定解除他们的武装，防止事态演变成与加拿大的严重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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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魁北克省不仅在经济上对大英帝国本身极为重要，更关系到作为帝国殖民地的加拿大的未来。除非英国人对魁北克省维持稳固的统治，否则法国人就可以封锁加拿大全国的核心商业活动，同时还会让美国的机会主义者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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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持久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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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由英国首相威廉·皮特颁布的《加拿大法》是建立可控平衡的首次尝试。该法将魁北克省一分为二，设立了一个英语为主的省份，称为“上加拿大”（现在的安大略），从美国移民来反对独立的人口占该省多数；法语区则称作“下加拿大”（现在的魁北克）。两省都有自己的立法机构，下议院均是普选。皮特通过三种方式保留英国人对两省的控制：由英国议会监督省内立法，英国有权提名省长，在省议会设立由英国提名指定的上议院，即“立法委员会”。立法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被称为“执行委员会”，相当于英籍省长组成的内阁。简言之，皮特的1791年《加拿大法》名义上用来宽慰法国人，创设了一片在英国控制下相对独立的法国飞地，同时，也创造条件吸引英国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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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还是不够高瞻远瞩，没有洞察到下加拿大和其他英属北美地区密不可分的经济前景，他也没有想到1790年后英美人涌入加拿大的移民潮。加拿大1790年只有16.1万居民，几乎都集中在下加拿大。40年后，人口增加至近5倍达到78万，其中近1/3是讲英语的上加拿大居民。皮特对“法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引发后院起火。因为划定下加拿大使法国人有渠道表达其受挫的雄心壮志，而这引发了希望寻求更多自治的上加拿大英国人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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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的反应也让法国人出乎意料。19世纪30年代，加拿大商人开始组织“宪法联盟”释放明确的信号并推动议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纲条款是终结法国人对加拿大国内经济发展的政治阻挠。英国人的诉求很直接，1834年11月，魁北克宪法联盟宣称“不能将伤害强加于我们而他们得以幸免。法国党派没有接受教训：事实证明，他们成功所倚仗的人口多数，在觉醒的受伤害、受压迫的人民面前将不堪一击”。4英国人认为，下加拿大政府对其他省份的负面影响表明，需要一个统一的经济权力机构，出台有利于全国商业发展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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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宪法联盟甚至更直接。1836年，其成员言辞激烈地抗议下加拿大对拉欣急流开凿运河议案所投的反对票，并宣称英国政府的钱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上加拿大曾意图开辟直通大海的商业通路但遭到拒绝，而美国更为友善的政策使上加拿大与美国的商业关系发展密切。新斯科舍省和新不伦瑞克省将愤怒地发现，（下加拿大）议会的支持和纵容损害了他们最重要的利益。”5联盟成员也指出问题的核心是地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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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湖泊和河流紧密相连的英属美洲各省，能以较小的成本承建起它们水乳交融的水上交通，可以通过广泛贸易互通有无，共同组成一个帝国。这些省份有权要求维护这些优势不因任何省份的错误政策而牺牲。特别是下加拿大通过地理方面占据的绝对优势，影响了整体繁荣……正在积极建设的圣劳伦斯运河将承担从上湖到下加拿大界河间巨大负荷的船运。但是在这时，英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遭遇了法国人统治的不利影响，法国领袖反商业政策的阻挠让最遥远的内陆地区通过水陆运输连通至大海的美好设想化为泡影，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会在公共建设改造中表现出任何合作意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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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区域经济政策冲突不仅是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还有深深的文化鸿沟和敌意怂恿着地区间的不合作。从很多英裔加拿大人的立场看，加拿大最重要的省、市实际上被外国人控制这一点是无法容忍的。法国人信奉天主教，而英国人信奉新教；法国人在法律和体制的传承上是“封建”的，而英国商人则寻求便捷的土地产权交易，建立土地登记以提高流动性并鼓励发展林业；法国人主要从事农业，而英国人经商居多；最重要的是，法国人小富即安且故步自封，英国人则憧憬着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并期望在未来成为美国的对手。蒙特利尔宪法联盟的成员明确地表达了如何与国内的外国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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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受到（议会中）大党的统治，他们的政策一直保留外国族裔的显著特性，并且碾碎他们无法或不愿效仿的其他族裔的企业家精神……上加拿大和美国已充分证明，不可抗拒的事业心和公平的法律促成了经济大繁荣，进而反哺国民的努力。另外一个族裔主宰的下加拿大是这场普遍进步中的例外……一个占整个人口近三分之一的（英国）少数民族，处处洋溢着发展热情，这些发展正使该族裔在整个北美大陆卓尔不群，他们有着对殖民地所有重大利益无可争议的控制权。他们会采取任何可能的方式，他们绝不会向与他们截然不同的麻木的多数族裔妥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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