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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相比，墨西哥的独立之路充分揭示了该国政治力量、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均衡。在美国，独立运动是自我成长起来的殖民地精英策动和领导一支受过教育的有产军队反抗英国统治。在墨西哥，则是欧洲殖民地精英集团担心一旦数百万目不识丁的贫穷印第安人和印拉混血儿掌握了权力，会给他们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因而与西班牙总督及其军队联手镇压了1810年爆发的民众独立运动；由于担心独立的火花会诱发底层的反抗，他们将1810年伊达尔戈起义（Hidalgo Rebellion）领袖的头颅示众了11年，直到1821年该精英集团自己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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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精英集团之所以宣布独立，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改弦易辙，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西班牙军队过于自由化，正是这支军队在一个世纪后推举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20年，国王费迪南德七世（King Ferdinand VII）迫于军队中层军官的压力，接受1812年西班牙宪法，正是这一事件推动墨西哥精英集团宣布独立。墨西哥殖民地精英认为包含广泛男性选举权和君主立宪的宪法过于危险，因而决定脱离西班牙。因此，促使美国爆发独立战争的平等、自由理念在墨西哥独立运动中丝毫不见踪迹；相反，墨西哥的独立运动是被动的、反共和的。两国的这一区别也在其第一届联邦政府首脑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美国，独立运动后，领导这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军队领袖乔治·华盛顿成为第一任总统；在墨西哥，则是镇压1810年独立战争的保皇党人阿古斯汀·伊图尔维德（Agustín de Iturbide）自封为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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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图尔维德在位仅8个月，但即便在他下台后，墨西哥的政治势力仍然集中在极少数精英手中。其中一部分保守派希望维持殖民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包括中央集权、军队和教会免于民事审判等；而另一部分自由派则希望建立联邦共和制度，各州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国家实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但两派一致认为，选举权应该受限、应由欧洲化的精英管理国家。因此，19世纪早期，墨西哥的选举权设置了财富和教育程度的要求，选举权牢牢地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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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剥夺大众选举权问题上，墨西哥的保守派和自由派达成了一致，但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他们有着很大的分歧和冲突。这些冲突导致墨西哥从独立到1876年，国内的政变、内战层出不穷。自1821年到1876年，墨西哥共有75位总统。每一位合法的总统任期中，就有四位非正规的、过渡的或临时的总统。其中一位名叫安东尼奥·罗培兹·圣塔·安那(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a)的政治军事铁腕人物，就曾在11个不同场合宣布成为总统。2在这无止境的权力斗争中，每一方都拼命夺取敌对方的财产，而每一个上台执政的政府都继承了空虚的国库、缺乏现成的收入来源。为满足公共财政的需求，19世纪的墨西哥政府都选择了向富有的开办私人银行的商人金融家借钱，而这些所谓的借款实质与敲诈相差无几：在政权更替或当权政府面临严重威胁时，这些借款都有去无回，商人金融家的财产遭受了损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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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政局动荡、政治破产的背景下，墨西哥分崩离析，遭受着贫穷、分裂和混乱等多重困境，其所辖省份可以任意脱离：先是1822—1823年的中美洲（Central America），接着是1836年的得克萨斯，然后是1841年的犹卡坦（临时性的脱离）。剩下的省份则被其地方官当成了独立封地，部分地方官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军阀。这期间，外国势力入侵墨西哥：1846—1848年，美国武力侵占墨西哥一半的国土；1862—1863年，法国入侵墨西哥并建立了以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为首的傀儡政府，统治墨西哥直至1867年马克西米连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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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现状实非易事：士兵、警察以及官僚都需要报酬；打破地方军阀的独立需要消除交通壁垒、建立全国的铁路网络（墨西哥是一个山地国家，几乎没有水路运输）。所有这些所费不赀，但中央政府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当时，各地税收由州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征收。实际上，地方军阀强力阻止政府改革税制，不让政府在他们的“封地”上征税。4从国外获得信贷的路也走不通：由于一系列贷款违约，墨西哥早已被国际资本市场拒之门外。5在宣布独立后的数十年中，墨西哥的私人银行家也因政府多次贷款违约遭受了资产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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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在墨西哥政府的一项疯狂举措中可见一斑。1830年，由于信贷稀缺，墨西哥的制造商对政府施压，通过征收进口附加税建立了一家名为“Banco de Avío”的工业开发银行。1842年，由于急需现金，墨西哥政府变卖了该银行的资产，也就是说，政府没收了它自己的银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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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墨西哥的银行体系无从谈起。毕竟，如果向特许银行投资，投资者就必须公示银行资产，而公示则意味着可能成为没收的目标。如果说此时的墨西哥还有金融中介，那就是商人金融家开办的私人银行。但是，私人银行并不具备其他国家特许银行的优势：不能通过向承担有限责任的外部投资者出售股份获得融资；不能在借款人破产时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不能得到可靠的政府监管从而获取声誉支持；其银行券既不具备法律效力，也得不到政府的防伪保护。因此，此时墨西哥的私人银行规模必然受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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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墨西哥发放了第一张银行牌照。该牌照由马克西米连傀儡政府发给一家名为“伦敦、墨西哥和南美银行”（Bank of London，Mexico，and South America，以下简称BLM）的外资机构。这家银行连同北部边境齐瓦瓦州政府特许成立的一家小型美资银行，是直到19世纪70年代晚期，墨西哥仅有的两家银行机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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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威权下的裙带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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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最后数十年中，波费里奥·迪亚斯终于给墨西哥带来了政治稳定。与之前的诸多总统一样，迪亚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但与前任们不同的是，他成功地维持了从1876年到1911年长达35年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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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迪亚斯之后的革命制度党竭力将他塑造成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但实际上，迪亚斯政权非常谨慎地维持了迪亚斯和其他重要政治军事大佬以及商业精英集团之间的平衡。从一开始，迪亚斯就非常小心地避免触碰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例如，1880—1884年间，他甚至让位给政治盟友曼努埃尔·冈萨雷斯（Manuel Gónzalez），后者同意他在幕后操纵。1884年，冈萨雷斯由于鲁莽地提议自己继续作为总统候选人而被逮捕杀害，迪亚斯顺理成章地重新“赢”得了总统选举。但是，因为当时各州统治者经常控制着人数超过联邦军队的本地武装力量，所以迪亚斯并不能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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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逐渐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削弱或取代政治对手的实力上，而不是进行公开的武力攻击。在顽固派州长去世或下台时，他逐步以心腹替换。他还在每个州的主要城市设立了jefe político（字面意思为“政治领导”）的职位，以削弱州长的权力。该职位由联邦任命，其职责是确保联邦政府对城市的掌控力。通过上述举措，迪亚斯得以将有倾向性的议员候选人名单分发给效忠他的州长们，从而确保了选举结果的“正确性”。最后，迪亚斯还对占重要政治地位的州长、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内阁成员诱之以利，给予来自商业精英盟友的董事席位和其他各种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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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90年代，迪亚斯的参议院、众议院已经基本与政策制定无关，其绝大多数投票以全票通过告终。1890年，立法机关修改宪法，允许迪亚斯连任。19世纪90年代，迪亚斯政权的改革使中央政府得以集中征税，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各州的独立性。至此，他可以不再与州长、参议员或众议员纠缠，而是与有权势的商业精英集团直接谈判。可以说，迪亚斯取得了所有其前任都没能实现的成就，即建立了政治秩序，鼓励了在独立后就一直濒临消亡的投资。不过，迪亚斯实现上述目标的方式是制度化的腐败以及老人政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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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集权过程中，迪亚斯具备了其前任们没有的优势，即与美国经济融合的能力。19世纪中叶，在墨西哥眼中，美国经济是一个遥远的理论抽象，但到了迪亚斯时期，美国的经济重心和铁路网络已经逐渐西移。与墨西哥北部接壤的已不再是荒漠，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此时，墨西哥能以此前无法想象的方式与美国开展贸易，而贸易则意味着投资那些可交易商品，特别是采矿业和牧业，将获得丰厚回报。因此，尽管有谚语称“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迪亚斯政府还是成功利用了毗邻美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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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最急需的是财政开源，以此迅速推动政治秩序、中央集权、私人投资和税收间的准良性循环，但简单地承诺自己不会像前任一样行事并不可信：墨西哥的政治制度对迪亚斯当局不具约束力。实际上，在其统治早期，迪亚斯本人就对墨西哥城的几家银行有违约。10无疑，这一时期，墨西哥的银行体系仍微不足道：即便到了1884年，全国也只有8家银行，且其中5家还是位于奇瓦瓦州的小银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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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的解决方案与英格兰1694年采用的方案类似，即建立一家半官方的超级银行，通过高回报率补偿投资者的财产没收风险，同时通过赋予其在公共财政中的垄断地位，降低政府对部分贷款人选择性违约而在其他贷款人处获得新贷款的可能性。最终，通过合并墨西哥城的两家银行，名为“墨西哥国家银行”的超级银行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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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国家银行的特许方式以及保护垄断地位的立法机制（1884年《商业法》）方面，墨西哥的方式都与英格兰银行雷同：墨西哥这家新合并的银行最多可以增加800万比索未缴股本，政府可从该行获得同等金额的授信（以6%这一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该行还获得了一系列有利可图的特权，包括有权发行纸币，且最高发行量可达准备金的3倍；担当国库代理行；垄断政府贷款；包征关税；以及经营铸币厂等。另外，政府对银行券征收5%的税收，但墨西哥国家银行印发的银行券却可免税。更重要的是，1884年《商业法》取消了州政府颁发银行牌照的权力，这意味着墨西哥国家银行的垄断地位不会被州政府推翻。实际上，墨西哥财政部长不仅拥有新银行的牌照控制权，甚至连银行增资都需要获得他的同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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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制度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即一些政治强势集团可能因此遭受利益损失，其中包括已经拥有银行的金融家，尤其是成立于1863年的BLM的股东们；另一些是作为州长的大佬们，他们原可通过向亲信颁发银行牌照给自己或州政府换来贷款。因此，BLM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以违反1857年墨西哥宪法为由，禁止了1884年《商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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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迪亚斯需要再度设法满足或调和各方分歧。短期解决方案是临时由财政部长向州银行颁发牌照，墨西哥国家银行仍作为国库的唯一代理行；长期而言，迪亚斯的财政部长何塞·利曼托尔（José Limantour）提出了一个可解决各方争端的方案。该方案以1897年《通用银行法》（General Banking Act of 1897）的形式确立，其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市场中产生了分化的寡头垄断。实际上，利曼托尔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写道：“毫无疑问，执行这一新的法令将会——至少在执行初期会——产生银行的寡头垄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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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通用银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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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通用银行法》将银行分为三类：一为发行银行，可以发行银行券、贴现票据、发放商业贷款；二为房地产抵押银行，能以农业和城市房地产抵押为基础发放长期贷款；三为产业银行，可向农业、采矿业和工业企业发放长期贷款。但是，在新的机制下，只有发行银行得到了发展。由于政府颁发的房地产抵押银行牌照有限，以及在执行合同约定的房地产权利上困难重重，全国的房地产抵押银行不超过3家。14自1897年至1911年，房地产抵押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仅为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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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银行的发展步履维艰。与发行银行相比，产业银行不能发行银行券，处于劣势地位，但它又需要和发行银行在同一市场竞争。发行银行的贷款期限受法律限制（不得超过6个月），但可通过连续贷款展期予以规避。16结果，全国的产业银行不超过6家，其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仅为10%。最大的产业银行墨西哥中部银行实际并不发放贷款，主要作为银行券清算行与墨西哥国家银行竞争，其产业银行的牌照只是开业的敲门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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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论设想不同，实际上墨西哥银行体系主要由发行银行组成。该类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84%，且各自成为分化的不同区域的市场寡头。其中最重要的一家是墨西哥国家银行，该行在1884年获得免税等特权。BLM与墨西哥国家银行一起瓜分墨西哥城银行市场，同样有权在全国开设分支机构，同样享有3∶1的银行券准备金比（其他发行银行的比例为2∶1）。而墨西哥国家银行在被迫同意降低收费的条件下，得以保留联邦政府的财政代理行地位，并额外给予政府1000万比索的授信额度。也就是说，墨西哥国家银行再次向迪亚斯政府增加授信，并由此又获得了一系列有利可图的特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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