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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银行并不是经济学理论中所定义的“接受存款并向企业和家庭发放贷款”的独立信用中介。首先，其存款基数非常小：1897年，银行储蓄（不包括为获得授信额度的保证金存款）只占银行总负债的2%；直至1910年，该比例也只有16%。22银行的绝大部分负债来自银行券发行，并以微弱的股东资本作为支撑，对外发放贷款。其次，这些银行的最大个人借款者是本行董事会成员，他们同时是墨西哥最主要的资本家。从1886年到1901年，墨西哥国家银行的非政府贷款或非政府担保贷款100%流向了银行内部人士。其他银行的非政府贷款也有29%—86%不等的金额流向银行董事或其家庭成员。在科阿韦拉银行，高达72%的贷款流向同一家企业，其所有者是银行一位董事的家庭成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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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持有银行的股份对于银行内部人士是有利的，不仅可以得到政府给予的行业特权，可以与有权势的政府官员建立联系共同寻租，还可以通过操作将大部分银行资金投入自己的企业。但是，投资成为银行少数股东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银行内部人士拥有印钞权，即发行银行券，然后再将大多数银行券借给自己。此外，那些人之所以成为“内部人士”，不仅因为他们是银行的创立者和主要股东，更因为他们与迪亚斯的政治掮客有着密切联系。而迪亚斯政府又没有对其进行监管，那么，如何确保实际控制股东不会通过利益输送或欺诈损害少数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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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问题的答案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迪亚斯政府与银行家的合作带来的收入和分红非常可观，足够用来与少数股东分享。从1901年到1912年，发行银行的年均账面净资产收益率为12%，除1908年为零外，这段时间内该指标每年均为正值。墨西哥的银行定期支付高额分红。实际上，投资者购买按市值加权的银行股指数可以得到年均9%的真实回报率，超过道琼斯工业指数回报的2倍。因此，投资者非常看好银行股，银行股交易在账面价值上平均溢价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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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银行董事持有的资本也存在风险。根据墨西哥的商业法，创立者（后成为银行董事）需要首先支付银行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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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银行的少数股东也不是普通民众，他们往往也是银行家，并坚决要求设立独立董事。25这也就意味着银行董事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形成了互相监督的局面。26包括内部人士和独立董事在内的银行董事有很强的动力监督对方，毕竟银行的运作资金有很多是他们自己的。由于银行的存款比例很低（不超过总资产的16%），以现代的眼光看，资本占比很高，通常介于25%—30%之间，且绝大部分由董事自己投入。27因此，董事们像老鹰一样密切监视着对方，向内部人士提供的贷款也是基于非常保守的条件，且一般是借给董事个人而非其企业。此外，这种贷款一般需要以现金、政府证券或公司证券等流动资产作为质押并由银行保管。一旦贷款违约，银行可直接持有这些证券。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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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表明，墨西哥的银行之所以将大部分资金借给自己的董事，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最为安全。这种安全性来自借贷双方身处同一权力关系网络。墨西哥的内部人交易关系网折射了在位政治精英占据的支配地位，也反映出内部人借贷可以带来信息优势，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29墨西哥的银行家汲取此前缺少有效手段评估借款人的教训，因为无法识别信用风险，他们此前对借款人提出了一系列条件，结果却产生“逆向选择”，即只有那些更缺钱的、质量更差的借款人才愿意接受这些条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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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董事会的会议纪要表明：董事会认为内部人贷款比非关联贷款风险更低。在墨西哥国家银行董事会的一次争论中，部分董事反对贷款给另一家银行，直到后来有人指出这家银行的信用风险情况不错，因为该行只贷款给自己的董事！31实际上，内部人士贷款在当时被业界公认为高质量贷款：1908年（美国1907年的危机传递到墨西哥），为了挽救小银行，墨政府新设贷款储蓄银行，通过回购高质量银行贷款和其他银行发行的基于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券，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在这一过程中，该行选择回购内部人贷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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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这一场救市行动是历史上第一次贷款证券化，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1900年前后墨西哥银行体系的复杂性和创新性。几乎没有人质疑回购贷款的质量，认为银行家们将坏账转移给了政府。在此有必要指出：贷款储蓄银行的股东都是墨西哥的大银行，且此次救市是历史上少有的最终产生盈利的行动，其真实资产回报率甚至超过了当时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回报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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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至19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席卷至墨西哥，墨西哥银行业的快速恢复能力显示了其内在的稳定性。实际上，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银行体系极其稳固，至少在迪亚斯执政时如此。如图10.1所示，银行数量和银行总资产稳步上升。1897年迪亚斯政权刚上台时，包括房地产抵押银行、投资银行以及发行银行在内的银行体系仅有10家银行，银行总资产占GDP的比例仅为12%；到了1910年（迪亚斯最后一个完整执政的年度），全国的银行达到32家，其总资产占GDP的比例上升至32%。在这13年间，只有一次衰退，在1908—1909年有7家小型银行倒闭，其中2家转型为投资银行，剩下的几家被偿付能力更强的大银行收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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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1897—1913年墨西哥银行体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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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aurer and Haber（2007），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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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时期，墨西哥的银行券和银行储蓄充分竞争，这两类银行债务持有人似乎对墨西哥各银行都形成了市场纪律约束。研究表明，1900—1910年间，观察银行基本面状况是预测银行储蓄和银行券余额变化的有效方法。换句话说，只要银行能够向债权人证明自己的金融实力，就可以通过发行银行券、吸收存款提高杠杆率。1904年，在墨西哥中部银行（为抵制墨西哥国家银行在货币清算上的垄断地位，由小型银行发起成立的一家清算行）的号召下，银行间建立了一种有限互保机制以增加流动性保障。由于参加的银行数量不多，且彼此非常了解，该机制得以有效运行。它与美国的相互保护制度不同，但与美国南北战争前期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的互保机制非常相似，美国这两个州的互保机制同样具有上述这两个关键特征（见第六章）。借助这一互保机制，其成员成功地度过了1907—1908年危机，并避免了市场纪律的破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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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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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切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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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相比，迪亚斯时期的银行体系是一大进步。这时期，墨西哥第一次有了稳定的银行体系，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同时，也正是因为银行给政府提供了公共资金来源，迪亚斯才不需要为维护政权而掠夺财产，从而鼓励了投资、促进了生产。另外，在墨西哥国家银行董事的帮助下，当然他们也从中收取了佣金和费用收入等，迪亚斯重启了拖延数十年的国际债务谈判，得以重返国际资本市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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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迪亚斯通过授予银行有利可图的特权、设立准入门槛等方式成功建立了银行体系：政府和精英间的银行业合作使他有了融资空间，可以逐渐改革采矿业、石油业和跨州贸易等税法，增加政府税收，实现收支平衡。37在这一过程中，州长们也通过银行交易获得了好处：区域性银行贷款给州政府，为州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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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竞争性市场相比，这种银行体系还存在不足。正如诺埃尔·莫勒（Noel Maurer）指出的，银行体系的集中，即墨西哥国家银行和BLM这两大巨头占据行业资产的半壁江山，可通过其市场影响力维持超额流动性，意味着它们可持有超大量现金资产，以达到限制信贷投放、获取超额收益的目的：这两家银行的股票市值与资产账面价值比远远高于其他银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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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墨西哥国家银行和BLM不实施信贷限制，银行资本也会因为竞争不足而增长缓慢，导致银行贷款量受限。简单而言，在任何一个银行数不超过3家的市场里，银行基本没有动力寻找新的借款人。在董事们看来，既然可以直接借给自己的商贸企业、制造企业或采矿企业，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花钱建立私人或公共的中介机构和制度（例如征信局、有效的抵押登记制度、可靠的债权人权益执行制度等）来管理贷款呢？与其他国家类似，墨西哥的经验也印证了“二战”前威权统治下的一般规律，即与民主体制相比，威权体制下银行业占GDP的比重更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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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数股东来说，内部人士贷款并不是秘密。实际上，少数股东之所以购买银行的股份，就是期望银行董事将钱借给自身的非金融企业。迪亚斯时期的银行与投资俱乐部十分相似：富人购买银行的股份，银行发行银行券（以1∶2或1∶3的比例，不同银行比例不同），然后银行又将资金贷给董事及其家庭成员拥有的企业。这种银行治理和借贷模式与19世纪新英格兰的模式大同小异：银行由产业资本家持有，其主要角色是区域内大资本家、大商业集团的金库。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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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和新英格兰的最大区别是墨西哥只有数十家银行，而新英格兰却有数百家。实际上，在墨西哥，绝大部分市场只有3家银行：墨西哥国家银行的分行、BLM的分行，以及本州区域内特许经营的银行。银行数量少、内部人士贷款占比大必然导致信贷总量稀缺，以及依赖金融的下游产业不寻常的集中度。这一点在墨西哥的棉纺织行业得到了印证。由于有效生产规模较小，棉纺织行业在大多数国家包括在教科书里都被视为完全竞争，但在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却不是如此！墨西哥棉纺织业的集中度不仅几乎是其他纺织业大国的2倍，而且集中度还随着行业发展不断上升。这一点与该行业固定规模报酬的特征不符，却可以从银行体系得到解释：墨西哥的银行数量稀少，银行董事同时也是其主要制造企业的所有者。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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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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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崩离析：墨西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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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迪亚斯自己播下了失败的种子。他成功地与一批大地主、银行家、产业资本家以及矿场主建立了伙伴关系，但在这过程中，却疏远了另一精英集团。这些人虽然也从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实惠，却被排除在政府和精英的利益联盟之外。在这个高度农业化的国家里，商业银行更青睐其董事拥有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大部分农场主和牧场主甚至大农场主和大牧场主都无法获得贷款。在墨西哥，采矿业规模大、发展快。但在购买炸药时，由于炸药由一批权势资本家和联盟内部人士垄断经营，矿场主需支付远高于合理市场水平的价格。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这个国家的政府宣称自己反对垄断，但是，当它的官员被收买或行政长官本身就是股东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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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这些游离在外的精英组织起来，与另两拨被迪亚斯政府边缘化的人员组成了同盟：小农场主，他们在政府的土地强占运动中失去了土地；逐渐壮大的矿主、铁路工人以及工厂劳工，这些人曾试图组织工会，却被政府还以子弹和绞绳。同盟首领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他出生在墨西哥北部一个富有的矿业和牧业家庭，1910年曾宣布参加总统选举，却因为斗胆挑战迪亚斯被关进了监狱。不久，马德罗越狱并联合支持者开始武力对抗迪亚斯。1911年，同盟军成功地迫使迪亚斯流亡法国，但旋即陷入内斗。在接下来的10年中，墨西哥充斥着政变、暴乱和内战，这些被统称为“墨西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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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自己的军事行动，冲突中的各方都对银行展开了掠夺。其背后的逻辑十分简单：银行是唾手可得的现金来源，如果他们不抢，就打不过那些更加肆无忌惮的抢夺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墨西哥革命中，与商业利益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恰恰也是掠夺银行最积极的：其中一个是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他是迪亚斯时期的陆军将领，试图重建过去的政权；另一个是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他原是富有的地主，一开始领导同盟军对抗韦尔塔，后又与墨西哥革命中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的激进派对抗。经过这两人的掠夺，墨西哥的银行几乎荡然无存：除了墨西哥国家银行和BLM，几乎所有的迪亚斯时期的银行被解散，且其大部分资产遭到掠夺。